徘徊于“忠”与“不忠”之间——从李陵投降一事看汉代的“忠”思想

[摘要]：李陵，可以称得上汉代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这固然有司马迁和班固为他作传的功劳，但更多的是李陵自身悲剧性命运所引发人们的共鸣。本文试图从李陵投降的原因入手，探讨李陵投降背后的文化因素，即汉人对“忠”的理解。

[关键词]：李陵，投降，汉代的“忠”

一、李陵身世及遭遇

李陵出身于武将世家，先祖是战国时代赫赫有名的大将李信，祖父是号称“飞将军”的李广，李陵本人也在少年时代就展露头角，史记说他“少为侍中建章监，善骑射，爱人”，汉书载“武帝以为有广之风”，“使将八百骑，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视地形”，很有祖父的风范。

但是李陵家此时已经是中落的趋势，他的祖父晚年因军事活动被下狱并以死抵罪，几个叔叔或早死，或被人所杀，表兄妹们也都趋于平庸，到李陵时已是“李氏陵迟衰微矣”。曾经的辉煌和现在的衰落让这个有抱负的年轻人感到万分屈辱，于是他最大的理想就是通过自己的武功重振家族。

李陵很快就等到了机会。天汉二年，为进一步打击匈奴，雄心勃勃的武帝派遣三万大军进攻匈奴。但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不太愉快。因它不光是一场单纯的反击匈奴的战争，也是武帝给自己小舅子李广利“镀金”封侯的政治活动。武帝给李陵安排的任务是管理后方辎重，年轻气盛的李陵当然不甘心，自告奋勇地希望能单独带领一队人马，“愿得自当一队”，“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武帝最开始的反应是“将恶相属邪！吾发军多，毋骑予女”，这里语气很重，可见武帝本不想他人打乱自己的规划，但之后“上壮而许之”，这是给李陵一次机会，也是汉武帝自己对李陵一贯的信任。之后令路博德为李陵后援，然而陆博德因曾任伏波将军，资历老，不甘作做李陵后应，就向武帝上书，希望改换进攻的时间。武帝生气了，他认为这是李陵不想出军而让陆博德上书，于是就改变了原有的作战方案，“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徘徊观虏”。李陵只能率领五千步兵，在君主猜忌，同僚离心的情况下出发了。

然后很不幸，李陵和匈奴在浚稽山碰面了。然而李陵并不怯弱，五千步兵对匈奴八万骑兵，硬是打了八天八夜，单于也惊叹道：“此汉精兵！”最后因后援不足，加之叛徒出卖，李陵投降了单于。战争的过程详细记载在《汉书》中，并且描绘得有声有色，令人不敢相信这是出自一贯严肃，以正统自居的班固之手。何寄澎认为“这是班固为司马迁而写的”，“通过笔下对李陵的认同，反映出班固对司马迁的同情和理解”，并揭示出这是“中国古典文学‘同情同感’传统以新面貌的展现”。我赞同这个观点，可能李陵的遭遇让班固也为之动容了吧。

也有观点认为李陵是假投降，只是怕自己死后无人照顾家人才忍辱偷生，“被俘一年多的时间中，并没有投降归顺于匈奴”。这个就是我们下一节要讨论的了。之后汉朝也派过一些人想把李陵要回来，但正是这批人让李陵彻底投靠匈奴。汉武帝从他们那里得知李陵正为匈奴练兵，一怒之下杀了李陵全家，“母弟妻子皆伏诛”，帝王喜怒无常大抵如此。最后搞清楚了是李绪而不是李陵，武帝也非常后悔，但李陵是彻彻底底地投向匈奴了。

李陵的故事让我们唏嘘，一代英雄，因种种因素而不得不投靠异国，于是我们就有疑问了，李陵最开始投降的原因是什么？李陵真的是不忠吗？

二、李陵投降原因简析

李陵在投降前，《汉书》里有一段动作和语言描写，写得很精彩，也很是令人玩味：

昏后，陵便衣独步出营，止左右：“毋随我，丈夫一取单于耳！”良久，陵还，大息曰：“兵败，死矣！”军吏或曰：“将军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后求道径还归，如浞野侯为虏所得，后亡还，天子客遇之，况于将军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壮士也。”于是尽斩旌旗，及珍宝埋地中，陵叹曰：“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今无兵复战，天明坐受缚矣！各鸟兽散，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令军士人持二升米，一半冰，期至遮虏鄣者相待。夜半时，击鼓起士，鼓不鸣。陵与韩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十余人。虏骑数千追之，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军人分散，脱至塞者四百余人。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得知，李陵在投降前是经过非常痛苦的内心挣扎的。在与匈奴鏖战八天之后，他开始感到绝望，并由绝望化为孤注一掷，他想一个人去把单于擒获，那样自己这边就能获得一线生机。但是当理性占据头脑，他又放弃了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之后多次萌生以死报国的想法：“陵还，大息曰：‘兵败，死矣！’”，“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壮士也’”。最后投降前仍为自己这种行为不齿，发出了“无面目报陛下！”的哀叹。可见李陵内心是非常痛苦的，很显然他的痛苦来源于他心中两种观念的碰撞，即为国效忠和保全性命。但是问题又不仅仅是这样简单。那么我们就先分

析一下，为什么李陵会投降呢？

首先，在那种艰难的情境下，他尽到了自己作为一个将领的职责。他的这次行动也证明了自己。况且人都是有求生欲望的，如果你在濒死绝境中突然看到前面有生还的可能，你会不会去把握这个希望呢？其次，他的投降并不一定真的就打算在匈奴一辈子了，之前有很多被匈奴虏去但又逃走的例子，比如之前军吏安慰李陵的话中提到的浞野侯赵破奴，“如浞野侯为虏所得，后亡还，天子客遇之，况于将军乎”。李陵估计也是做这方面的打算。另孙新峰《李陵投降匈奴原因说略》一文也提出了一个原因，即与汉代裙带风气盛行有关联。这次军事行动的动机本来就不纯，“天汉二年秋出征匈奴的直接动因使汉武帝想通过这场战事再提拔贰师李广利，为其增封”但是这次被寄予了希望的行动却失败了，既然失败就总要有人担当责任，而贰师将军是万万不能承担这个责任的，那只能是他的部下们。所以，李陵不回去是否也是有这方面考虑？还有第四个，我个人认为李陵没有自杀反而投降，是因为他还要顾念远方的家人。之后我们知道因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李陵才真正归顺匈奴，可见在李陵心目中，家是比国更重的存在，为了家可以投降敌国，忍辱负重。并且李陵家族长期在汉朝受到不公平对待，汉武帝又喜怒无常，“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长期的被压制，以及这次军事行动从一开始就带有不纯的动机，加之李陵也有活下去的欲望，种种因素造就了他的投降。

三、忠”与“不忠”的分界

后世好多人对李陵颇有微词，主要就是集中在他投降一事：

史臣曰：尝读《李陵传》，战败不能死，屈节降虏庭，君不得为忠臣，母不得为孝子，每长叹久之。——《旧唐书·列传六十四》

希甫始知其母已死，而妻袁氏亦改嫁矣。希甫乃发哀服丧，居于魏州，人有引汉李陵书以讥之曰：“老母终堂，生妻去室。”时皆传以为笑。——《新五代史卷二八·唐臣传第一六》

《苏武传》扬名凶奴，功显汉室，即昌黎“春猿秋莺”之类。李陵欲效曹、柯之盟，是虽追咎无补之言，然近年论者谓喜宁之叛，亦由早籍其家故尔。——《水东日记·卷三》

小说里也常把李陵作为一个叛国的反面典范：

时杨业与番兵鏖战不已，身上血映征袍。因登高而望，见四下皆是劲敌，乃长叹曰：“本欲立尺寸功以报国，不期竟至于此！吾之存亡未知，若使更被番人所擒，辱莫大焉。”视部下，尚有百余人。业谓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与我俱死无益。可速沿山走回，以报天子。”众泣曰：“将军为王事到此，吾辈安忍生还？”遂拥业走出胡原，见一石碑，上刻“李陵碑”三字。业自思曰：“汉李陵不忠于国，安用此为哉？”顾谓众军曰：“吾不能保汝等，此处是我报主之所，众人当自为计。”言罢，抛了金盔，连叫数声：“皇天！皇天！实鉴此心。”遂触碑而死。可惜太原豪杰，今朝一命胡尘。——明·熊大木《杨家将》

甚至还有人怀疑李陵当年作战杀敌的真实性：

《李陵传》兵矢既尽，尚杀匈奴万余人之言为夸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正史类一》

可见李陵因投降一事而招致后世两千多年的非议，当然也有指责武帝的：如《续资治通鉴》：“始，朝廷信德和奏，已发禁兵围平等家，将收其族。天章阁侍讲贾昌朝言：‘汉杀李陵母妻，陵不得归，而汉悔之。先帝厚抚王继忠家，卒得其用。平事未可知，而先收其族，使果存，亦不得还矣。’乃得不收。”但总的来说，李陵已经因投降这一事彻底被冠以“不忠”的名分。

那么，我们现在在来思考这个问题，李陵是对谁“不忠”呢？一种说法是对武帝不忠。在当时乃至后世一些人看来，只要战败，只有自杀这一条路可走，绝无投降的可能，比如文天祥。况且是和外族作战，如果投降就是没有民族气节。那么在汉代，有无民族气节这个观念呢？王昭《读<汉书·李陵苏武传>札记》中提出一个观点：汉代根本没有民族气节一说！王昭认为“民族气节”“只有在一个民族具有非常强烈的自觉意识之后才可能产生，而且也只有在民族矛盾激化时才有强调民族气节的必要”。而汉朝处于民族形成初期，“民族自觉意识也处在相应的萌芽状态之中”，因此汉代时并没有所谓的民族气节。

这个观点可能有待商榷，但是汉代对本民族的认同确实不如后世那么强烈，在汉代投降匈奴的大有人在，具体可参考《西汉官员投降匈奴表》。并且这些人如果从匈奴或逃回，或被赎回，大部分在汉朝仍能保持住自己的社会地位，人们也不会看低他们。可见汉代与后世在“忠”这一思想上有太大的不同。

但是如果我们考察“忠”的渊源，就会发现汉代的“忠”与先秦又有很大的不同。先秦好多学派讲“忠”，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儒家。儒家的忠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准则，如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篇第一》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子罕篇第九》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路篇第十三》

这里并不特指臣对君。君与臣的关系在《大学》有描述：“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如果要“臣事君以忠”，则要“君使臣以礼”。

而到了汉代开始片面强调臣子对君主的“忠”了，反而很少提及君对臣属的“礼”和“仁”了。如李陵事件中，当武帝已死，新帝即位，派遣使者想把李陵接回来时，李陵断然决绝，理由是“恐再辱”。并且多次提及。

陵字立政曰：“少公，归易耳，恐再辱，奈何！”

立政随谓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

李陵不再回归故土，既有对汉朝辜负自己的抱怨，也有自己已经“胡化”的无奈，但更关键的是，李陵知道现在的情况已不再是君臣相敬如宾了，君主可以随意操纵臣下生死，但为人臣子必须服从。所以如果他真的回到汉，难保不会再出现“今日朝上臣，明日阶下囚”的情形吗？恐怕还是会吧。

四、结语

通过对李陵投降事件始末的梳理，我们看到了一个渴望建功立业，但却被现实一次次打击的悲剧英雄。李陵的投降既是也是出于人求生的本能，也是形势所迫，作战的失败，汉朝统治者的寡恩无情，许多投降的先例等，但究其思想内核却是汉代“忠”思想的特殊性。它不是先秦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交流准则，把“忠”改为“忠君”，使其意义狭隘化；但也不像后世，要求臣子对君主完全听从，与外族之间的作战胜则封侯进爵，败则自刎谢罪。究其根本，不过是汉代中国民族初步形成，改造后的儒家伦理规范刚刚居于统治地位的表现。这也就是我们从李陵投降，以及当时人和后世人对他的评价，所得到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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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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