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全国新闻传播学优秀论文
10月13日，在重庆举行的第十四届中国传播学大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传播学会会长唐绪军宣布了第六届全国新闻传播学优秀论文遴选结果。
今年的优秀论文遴选，由北京清博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协助搜集了全国正式出版的166种期刊上，2017年全年刊发的12139篇新闻学与传播学论文，作为备选文本。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和各研究室主任组成的遴选委员会初评、复评，最终以集体评议的方式从中选出了10篇优秀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于2013年起开展了全国新闻传播学优秀论文遴选活动。每年从上一年度发表的众多新闻传播学论文中遴选出若干高水平的佳作，以之反映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新进展，为学界提供可资借鉴的学术样本。这项活动与各种评选活动最大的不同有两点：其一，不需要论文作者自己申报，优秀与否由同行评判；其二裁判员不当运动员，本所学者的论文一律不参与遴选。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努力回归学术的纯粹，力争公正公平地推举出本学科的治学佳作。
《中国网络抗争性话语研究的学术图景2005-2015》
本研究以128篇中英文献为分析单元，运用文献荟萃分析法，以比较视角考察2005-2015年国内外关于“中国网络抗争性话语”研究的学术图景。在对文献的数量分布、类型与级别、研究焦点、研究话题、理论框架、研究方法进行整体性描述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本话题的研究版图跨越了从人文科学到社会科学的若干领域，其中，语言学与文艺学路径关注文本结构，大众文化路径关注权力关系，以政治学、社会学为主导的社会科学路径则关注政治效应。
在学界“权力理论转向”的影响下，近年来，以福柯为代表的微观权力理论受到不同研究取向的认可，沟逍了大众文化、社会运动、公共参与等路径的研究，由此形成“话语即行动”、“戏谑即抵抗”等研究共识。但学术探索与国内特有的对策研究之间在对抗争性话语的性质界定、影响评价、对待方式上存在根本分歧，不利于形成理论合力。最后，文章对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大数据时代的隐私危机及其侵权法应对》
Web2.0标志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也意味着隐私危机的到来：隐私侵权变得十分容易、普遍，行为方式变得更加隐秘，性质更难以确定，后果多样化且程度更严重，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更松散。我国传统的间接保护隐私权的方式已远远落后于时代。
为扩大隐私侵权救济之可能性，有必要重新构筑侵权规则：明确以隐私权保护而非个人数据保护为基点的路线；采取形式的隐私权定义加实质判断标准相结合的方法判定隐私利益的存在；扩张隐私损害结果的范围；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以增加被侵权人胜诉之可能性。
《旧关系与新组织：从<时务报>看中国同人报的内在困局》
以《时务报》的迅速建成和内部纷争为个案，探究何以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格局与秩序下，同人报刊往往会陷于规则的困境。概而言之，同道即同人，既是同人报刊得以建立和维系的重要支撑，同时又会导致虽有互助之“公”，却难立体制之“公共”。在这样的运转架构下，只要同事间产生纠葛，就几乎必然导致和他们既以人脉关系链接，更于其中亲疏有差的大批同人的不断卷入。在时务报馆同事的纠纷中，同道中人不断地或是被动牵扯，或是主动过问，乃至于席卷了几乎整个维新阵营，甚至整个士林，乃至从维新设计之争蜕变成赤裸裸的人事倾轧。
《断裂的平衡：中国对外传播制度史探析1966—1976》
1966—1976年，我国对外传播制度发生重大变迁。本研究运用历史比较分析法和口述史，结合历史制度主义，描述分析十年间对外传播组织机构、规则、外国记者管理制度和特色活动的特点和变化。
研究发现，1966—1976年对外传播制度存在时间序列和关键节点，对外传播权力呈现强烈的非对称，领导机制小组化，中央批示作为重要制度，制度深入影响个体行为，外生、内生因素及观念等影响制度变迁。1966—1976年在对外传播制度史上是打破平衡的断裂时期，而对外传播制度史整体呈现“断裂的平衡”。
《“可见性”赋权——舆论是如何“可见”的》
关于“舆论是否可能”的问题一直受到广泛争议。2013年,学者丹尼尔·戴扬(DanielDayan)针对当下公共空间领域发生的转向,尝试将“可见性”作为媒介研究的新路径,这种分析框架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新媒体环境下的问题研究。循着这样的思路去重新审度“舆论”的三个要素——主体、客体和本体,其内涵与特征也将与传统观念有所不同。在面对互联网带来的传播革命时,与其争执不休于“舆论是否可能”,不如认真思考“舆论是如何‘可见’的”。
《互联网时代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的主体制度创新——以环保NGO的参与为突破口》
互联网时代，政府作为突发环境事件信息的单一发布主体存在诸多短板。要实现突发环境信息的有效供给，必须创新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的主体制度。环保NGO参与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公开，是提升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效果的破题之策。
当前，需要加快立法步伐，赋予环保NGO参与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的主体资格，并明确相关的资质要求；规范环保NGO发布的信息内容，建立相关的信息质量监控制度；健全环保NGO参与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的约束机制，并健全相关的法律责任制度。
《民族文化经典的“再地方化”——“阿诗玛”回归乡土的个案》
借用人类学的“再地方化”概念作为理论工具,在田野调查基础上,解读自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来,已被“去地方化”的“阿诗玛”如何被“再地方化”,并成为地方和族群的文化资本的过程可以发现,在先后涉及国家建设和全球化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的地方文化既有“去地方化”式的挪用,也伴随着“再地方化”型的重塑。地方与国家、本地与全球之间并非简单地相对,而是相互渗透；其中既有本土文化借助现代媒介得以彰显的一面,也有“去地方化”的经典艺术符号回归乡土场所的一面,并在其中彰显出少数民族文化经由“地方性”的中介而得以建构的多种可能性。
《在风险与利益间传达不确定性：科学事实查验对转基因食品议题信息误解的影响》
科学的不确定性为转基因议题的风险传播带来了困难。如何通过事实查验有效传达转基因食品的风险与利益,成为亟待实证探索的问题。该研究通过心理生理学控制实验,考察了科学事实查验对转基因食品议题信息误解的影响及其认知与情绪过程,确认了科学事实查验对我国转基因技术风险传播的有效性,证实了不确定性在预防框架下对减少信息误解的积极作用,对事实查验在客观报道与科学性间的平衡以及转基因技术风险传播的信息设计具有实践启示。
《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的知识演进路径考察》
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延安整风时期“辩证唯物主义”语境下的“党报范式”的建构、改革开放后“新闻规律”旗帜下“新闻事业范式”的建构和当前“交往实践观”视域下的“新闻生产范式”的建构。这个知识演进的过程,是一条沿着“建构论”的新闻理论体系知识生产道路前进的过程,是从“幼稚”的建构论走向“超越”的建构论的过程,并经历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范式的1.0、2.0、3.0版本的进化升级之路。
《以媒抗争：2009年南京老城南保护运动研究》
大众媒体与社会运动的关系是社会运动理论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运动不仅具有政治和社会影响，也是一种传播现象。在不同的制度结构下，二者的关系往往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和逻辑。媒体是社会运动所能依赖的重要政治资源，在缺少有效的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的中国，媒体尤其对社会运动的发展产生着很大的影响。本文以2009年南京老城南保护运动为案例,通过分析不同行动者的媒体策略揭示大众媒体与社会运动的互动过程，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媒抗争”的分析概念，丰富既有研究对社会抗争资源动员的讨论。
2017年全国新闻传播学优秀论文
2017年全国新闻传播学优秀论文
资料来源：全球学术快报、知网、新闻与传播学术前沿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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