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精神的内核——《菊与刀》读书分享

作为一个从来没有去过日本的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二战期间，受美国战时情报局委托，通过对旅居美国的日本人和与日本人共事过的美国人的研究，以及大量的文本分析，对日本的民族性进行了剖析，并向情报局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1946年，由于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以及日本整个局势的发展基本上与这份报告的主旨一致，于是作者就在原报告的基础上增写了关于研究任务和方法以及日本投降以后的日本人的前后两章，以《菊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为书名出版。

“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鲁思・本尼迪克特用这两个词来代表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

虽然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让本尼迪克特这个美国人很难理解日本的文化，从而有理解性的偏差，但整体来说，这本书直触本质，直白地解释了日本人的人情世故、行事准则，这种民族特质，虽然随着现代的数据化而逐渐淡化，但仍然存在于日本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之中。而且，对于我们这些只通过影视、动漫来接触日本的外国人来说，也有所触动，对于很多不可思议的现象，让我们有了初步的理解。

比如日本的“耻感文化”——与基督教国家的“罪感文化”相对，“罪感文化”是性恶论，人生而有罪，原罪是内心深处的那部分“超我”，它时时刻刻作为第三只眼监督着人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它导致了西方人时时刻刻会为自己所做过的错事罪行而受到良心的问责，这种煎熬除非得到对方的谅解，或者是神的谅解，才能化解。所以在西方的文艺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在临终前都要向神父忏悔自己的罪恶，忏悔过的那部分自我，就可安然登临天堂，这个天堂很有可能是心灵的天堂，无牵无挂，无阻无碍。而日本的人的“耻感文化”则纯粹是来自于现世，来自于周围人的评价，自己的内心未必觉得自己是错的，但如果超出世俗的标准，那就会感觉耻辱，这种耻辱可能会驱动日本人做出一切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比如为了洗刷耻辱而去行凶、自尽、报复、各种凶残行为……因此，日本人虽然看起来颇为谦卑，每句话都“抱歉”不离口，但他们往往并不是真的感觉到抱歉，也不是真心得到对方的谅解。这就可以理解日本人对待二战和对待中国人的态度，大概于他们来说，那并不是他们所理解的非正义行为吧。

再比如日本的“人格割裂”——他们把“道义”、“责任”、“义务”和“人情”“世情”截然分开，“只要是本性使然，就是合理的”，享乐就只是享乐而已，对待道义责任义务全力以赴的日本人，对待享乐同样要全心全意，不会与其他的东西混为一谈。可以想见，日本发达的色情产业应该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甚至包括娈童，包括对待同性恋的态度，书中说，日本人是无法理解同等身份和年龄下的同性恋的，他们只能接受“受”方是年龄较小的男子，这大概就是“耽美”一词的最早来历吧。

对日本民族特性的最早追溯，大概应该是对创世神话的解读吧。书中提到的日本创世神话部分，有直观的性的意味，也有诸多污秽之物，大概，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民族特性中“人格割裂”吧，圣洁与污秽是共存的，贯穿于神话的始终。

最后，在序言中，作者提到，中国应该算是一种“乐感文化”，既不同于基督教的“罪感文化”，也不同于日本的“耻感文化”，中国人骨子里，其实是追求尘世的享乐的，从种种类似“饮食”文化等文化现象就可见一斑。除此之外，“乐感文化”其实有着先天的乐天知命，与自然的关系是“人定胜天”，种种创世神话如，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夸父逐日都有所体现。这样的民族特性，自然是坚定而有韧性，包容万物，融会贯通，也就缺乏类似西方那种真正意义的悲剧意味。而缺点也很明显，既没有被人监督之耻感，也没有来自内在的监督之罪感，实用主义至上，所谓“我命由我不由天”，既是对自然秩序的挑战和反抗，也是无畏无序的一种混乱的征兆。

不知道为什么，读这本书，让我对象征意义有了一点更多的思考。

最后，总觉得美国人觉得日本人与他们还有某些程度的相似性，但读过的几本美国人理解中国历史的书，则都有些似是而非，也许中国的文化与西方文化差距更大罢。

——廖木空青

2019/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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