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晓——浅议《樱桃园》与《北京人》
“当时我有一种愿望，人应当像人一样活着，不能像当时许多人一样活着，不能像当时许多人那样活，必须在黑暗中找出一条路子来。”
因此，曹禺写下了《北京人》。
二十世纪初，《樱桃园》轰动西方文艺界，大约四十年之后，曹禺的《北京人》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反响。
曹禺说“我曾说过，我喜爱契诃夫的戏剧，受过契诃夫的影响。《日出》还不能说有契诃夫的影响，《北京人》是否有点味道呢？不敢说。但我还是我。”
大师的谦虚如曹禺不敢使自己站到与契诃夫同样的高度，但我们不难发现《北京人》与《樱桃园》有许多相似之处。
同样是反映家族衰落，《樱桃园》中女地主柳博芙·安德烈耶夫娜变卖樱桃园抵债，戏剧在伐樱桃树声中结束了，《北京人》用曾老太爷年年上漆的棺材抵债，在瑞贞和愫方的离开中结束。
在这两种相似的结局中，我们看到了地主阶级和封建士大夫阶级的没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兴起，这样的结局给了当时人告别旧生活，迎接新生活希望和信心。
破晓——浅议《樱桃园》与《北京人》
《樱桃园》围绕拍卖樱桃园展开的，其内容较简单，女地主柳博芙·安德烈耶夫娜心地善良，天真率性，出手阔绰，但也正是因为她的挥霍加速了家庭的贫穷，而她面对家道中落又无能为力。她爱惜并且留恋祖上留下来的樱桃园，却无法避免家族的衰落使它被拍卖的命运。
《北京人》中的女管家思懿看似精明能干，对于开销一分一毫精打细算，却也无法“支撑”这个摇摇欲坠的“家”。
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契诃夫向我们揭示了十九世纪末，贵族阶级受新兴资产阶级的冲击而衰败的不可避免的事实。曹禺则向我们展示了封建士大夫阶层的没落。
《樱桃园》显现了契诃夫戏剧创作“文短气长”的简洁风格，他不以复杂离奇的内容吸引人，仅从女地主等平常人，平常的生活来写，围绕拍卖樱桃园这一主事件反映社会生活。语言精练准确，十分契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
女地主柳博芙·安德烈耶夫娜善良，对乞丐都施与金子，她单纯，被负心汉欺骗感情，也没有什么金钱观和理财观。她热爱樱桃园，在洛帕欣游说她出卖樱桃园的时候，她竭力想保住它，但她实际上并不是很清楚自己为什么要保住樱桃园。
“假使说在这个省份里还有什么有价值，有名望的东西的话，那就得数我们这个樱桃园了。我在这儿长大，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祖父，全住在这儿，我爱这房子，没有了樱桃园我就会失去生活的意义，假使一定要卖掉的话，那么，也把我一块儿卖了吧。”
她生于斯，长于斯，因此对樱桃园自然地产生依恋之情，同时，樱桃园是她家族辉煌时期的象征，是省份的一种代表，但这已成为历史，它的辉煌只存在于她们兴旺的地主时期，现在家族衰败了，樱桃园也成了无所值的东西。它摆脱不了被拍卖的命运是因为在新兴资产阶级的冲击下地主阶级的衰落是历史必然。
洛帕欣作为新兴资本家，有一颗精明能干的经济头脑，他不断地游说柳博芙出卖樱桃园，他给柳博芙计算着卖樱桃园的各种利润，丝毫不顾柳博芙的哀怨，他所表现出来的是资本家利益至上的贪婪。在末尾，柳博芙接受了现实，一行人欣然地告别樱桃园，高喊着“新生活万岁”，去追寻“一个比现在还要丰美的花园”。
在他们对新生活的憧憬中，“静谧泛滥着，只听见远处花园里用斧头砍伐树木的声音。”砍掉了樱桃树，告别了樱桃园意味着地主阶级彻底没落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迎来了黎明。
相较于契诃夫言简意赅的写作风格，曹禺的语言就相对详细丰富多了。开头第一幕就用很长的篇幅进行环境描写，从曾家这一逐渐衰落的士大夫家庭让我们了解了当时的社会。
曾思懿是曾家的大奶奶，也是女管家，她表面看起来精明能干，实际她的很多做法非但没有帮助曾家，反而加速了家族的衰败。
她嫉恨自己的丈夫曾文清和他的表妹愫方相爱，她看不惯儿媳瑞贞的木讷，她表面上对曾老太爷非常孝顺，暗地里诅咒他早点死。
《北京人》内容复杂，在家族衰落而变卖棺材抵债的大主题下穿插了曾文清和愫方的爱情、对古北京人的研究以及两种不同阶级家长对子女的教育形式等等。
最后，曾文清吸食烟片自杀身亡，曾老太爷视如命根的棺材在曾家人无奈无助的眼神中被抬走，而瑞贞和愫方离开了这个内里蛀空的家。
“天开始亮了，隔巷有骡车慢慢地滚过去，远远传来两声尖锐的火车汽笛声。”
瑞贞和愫方是这个封建士大夫家庭中的牺牲品，愫方善良而坚强，因为爱着文清，默默地忍受封建文化的蹂躏。文清的出走给她希望，因为爱，她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鼓励他离开这个家，而文清的回家让她彻底失望，于失望中她幡然醒悟，与瑞贞一起出走。
她们的出走代表了当时一部分人的觉醒，在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出现宣告封建文化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穷途，黑夜过了，即将迎接新生的太阳。
破晓——浅议《樱桃园》与《北京人》
内容上，《樱桃园》与《北京人》都向我们展示了对新生活的憧憬，告别过去的腐朽和衰败，迎接黎明的到来。
而在形式上，曹禺先生注重对周围环境和细节的描写，《北京人》里，人物的性格不仅仅从语言上表现，在人物的神情、动作等方面曹禺先生更是下了功夫。《樱桃园》恰恰体现了契诃夫语言简练，准确见长的大师风范，他简洁的写作技巧以避免炫耀文学手段，被认为是19世纪末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樱桃园》以女地主一家及有关人物的日常生活为背景，通过他们日常的对话来反映各人物的性格，简洁却不简单。在空白中让人产生无限遐想。
戏剧的关键在于戏剧冲突，有冲突就有矛盾对立的双方。两部戏剧的矛盾对立都在于守旧和辟新的双方。
女地主和曾老太爷都属于守旧一方，女地主想守住有着她的童年，她的青春和幸福的代表家族辉煌的樱桃园，曾老太爷想守住视之比命重的棺材。与他们对立的就是辟新的一方，资本家洛帕欣代表的是破除地主阶级的新兴资产阶级，素芳等人却是与腐朽封建文化相对抗的进步人士。
所谓“辟新”，我的解释为“开辟新生活”。他们最后都离开了，是为了追求新的生活，是为了开辟新的天地，寻找光明。
曹禺谈《北京人》的时候表示了愫方她们的离开是追随共产党，她们的新生活是朝着延安的方向，他说“写《北京人》是党影响着我。”
在人物冲突的关系中，《北京人》相较于《契诃夫》更为激烈而复杂，这是作者考虑到中国的观众有着“要故事，要穿插，要激烈的场面”的观赏习惯。
契诃夫写人物冲突的时候比较含蓄，人物关系几乎都是讽谕性的，结局写柳博芙等人追求新生活只存在于朦胧的憧憬，并没有指出寻找光明的道路。在柳博芙刚离开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响起伐木声，是想表现资产阶级利益至上的贪婪抑或是想表达迎接新兴资产阶级的喜悦，大师留白艺术给了我们无限遐想。
《北京人》作为曹禺先生的第四部剧作，已然没有了前三部的铺陈华丽，备受推崇的《雷雨》却得不到创作者本身的认可——“我觉得《雷雨》太像戏了，技巧，用得太过了。”
《北京人》正是曹禺由戏剧化戏剧生命向生活化戏剧生命的转变，没有《雷雨》的激烈，没有《日出》的炫目，有的只是“单轮水车孜妞妞，孜妞妞的声音，”“深巷的尽头木梆打更的声音。”
曹禺说：“契诃夫那种寓深邃于平淡中的戏剧艺术，确曾令我叹服……但我还是那句老话，我写作时，也没想到我是在学习那位大师。”
可以说，在曹禺戏剧创作的路上，受了契诃夫的许多影响，但曹禺也有自己的创新，保持了自己的风格。《北京人》与《樱桃园》都表现了封建文化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黑夜的结束迎来破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