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堂寻踪（八）：阆中福音堂

知道阆中古镇的人很多，与之聊天，他们肯定会聊及贡院、张飞庙、川北道署、中天楼、华光楼……，但很少有人知道那里有一座到今天已经整整一百一十年历史的教堂——中华圣公会阆中圣约翰堂，又名阆中福音堂。

五月底的一个礼拜一，我从成都坐上开往阆中的动车。一上火车，就读起阿加莎的《杀人不难》，思维与文字进行着较量，希望能从阿婆文字的蛛丝马迹中尽快地锁定凶手。书读过半，车也快到了。看着窗外艳阳高照，心想今天得在烈日下暴走一天；走出火车，气温其实并不高，毕竟现在还没到那溽暑炎热的时节。

公交车在新城区走，而古城在我的左手边。行了不到几站路我便下了车。不知道杨天井街在主街旁的哪一条小街上。问过行人，知道了大致方向，左拐之后穿巷过街，便进了杨天井街。

教堂的外面停满了摩托车，摆满了桌子，坐满了喝茶的人，只留出了铁门前的一条道路供人行走。

中华圣公会阆中圣约翰堂侧面

教堂是被铁栏杆围着，中间一扇铁门。一青年男子从铁门出来，顺手锁上了门。我赶紧走过去，“哥们儿，这里面可以参观吗？”

“我看周末做礼拜的时候，门是打开的，是可以进去看的，平时好像没怎么开放。”

“那你怎么从里面出来？”

“我姨在里面，我去找她点事。”

“能给你姨说一声，让我进去看看吗？”

“这里都是周末开放，我见有游客进去参观。”

我也不为难他了，道了谢，走到铁门，看见管理员的房子还有些距离。茶馆里人声嘈杂，隔着这么远喊也是无济于事。我围着教堂走，看可不可以从其他地方突破。走进旁边的“福音小区”，这边进教堂的门也是关着的。小区取名“福音”，只是因为它紧挨着教堂。

教堂正门

小区门卫室为一栋二层小楼，门卫大爷让我上到二楼去拍。

中华圣公会阆中圣约翰堂正面

“阆中市基督教福音堂（原名‘圣约翰堂’）位于阆中市杨天井街5号，系首任华西教区会督（大主教）、英国‘剑桥七杰’之一的盖世利（W.W.Gassels）于1908年聘请澳大利亚工程师饶哲夫设计、中国工人建造。教堂建筑占地面积3965平方米，使用面积1311.15平方米。时为主教府所在地，也是西南地区最大的教堂。至今，全国罕见。”（教堂内介绍内容）

询问门卫大爷什么方法可以进去参观，他表示没有办法，因为这是“教会的地盘”。

先放弃吧，时间还早，去阆中古城逛逛。

时间到了下午，回成都之前，想着再去教堂碰碰运气。若还是不能进去，那就在门口喝上一个小时的茶，读上一个小时的书，来把时间打发掉。

铁门开了，有人陆续地往里走。先去茶馆要上一杯茶，让老板先凉着，我便进了教堂。

管理员的房间里走出来一位老太太。我说明来意，她顺手把关上门，叮嘱了她老伴儿几句话，就带我去教堂内部参观。

“教堂呈十字架结构，坐西向东，特殊粘贴筒瓦屋顶，门窗图案造型别致。”（同上）

教堂内部，唱诗班正在进行排练，陆陆续续地还有人来。

“1941年7月16日，日本飞机空袭阆中，在福音堂共投下4枚炸弹，3枚炸弹在福音堂周围爆炸，但是都没有对教堂主体造成损坏，另外1枚现在还埋在这个教堂南面右边的柱子下，但是已经经过化学处理，不会爆炸了，就在这个柱子下面”，老太太指着柱子对我说。

“现在还在下面？”我很惊讶。

“是的，现在还在下面。”她很认真地跟我说，“上帝还是要保佑他自己的家啊，不然真让日本鬼子炸了，他的家可就没了，就没地方住了。”

教堂内部

教堂内“宽敞明亮，无回声。教堂正门两侧有用青石、青砖砌筑成的三十二级螺旋式台阶的钟楼。”（同上）

“你看到后面那口金色的钟了吗？”老太太问我，“那是前几年香港人送的，每天早上我都会上去敲。”

“那里还可以上去？”

“当然可以，走吧，上去看看。”

三十二级螺旋式台阶

顺着狭窄的螺旋式台阶走上钟楼，正对着教堂的大殿正面。

从钟楼拍教堂内部

“堂内正面十字架下镶嵌有‘主祷文’、‘上帝诫命’、‘信经’四块大碣石碑。”（同上）

“这楼层是加固了的吧？”

“当然，不然怎么能承受得起这样一口大钟，你摸摸，这钟多厚实。”

望着下面这一排排的座椅，“做礼拜的时候，这里都能坐满吗”，我问。

“不能坐满，早些年这里用来放电影的时候能够坐满。”

《四川基督教》一书中曾写道：“该堂是四川最大的一个基督教教堂，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可容纳2000人，其宏伟、壮观在全省基督教堂中也是罕见。”

走下钟楼，老太太打开教堂的正门，我们从里面走了出来。整个教堂被周围的建筑挤压的严严实实。“以前门口的茶馆，到处都摆上了桌子，也就是最近几年，才把那边空了一条路出来”，说到这里的时候，老太太说了几句粗话。我先是一惊，但回头一想，佛祖都能让杀人放火的鲁智深最后在五台山修成正果，上帝也不会对说了几句粗话的老太太过于苛刻吧。

“这个教堂好像跟‘剑桥七杰’还有点什么关系，听说有一个英国人还埋在这里？”

“你说的是盖士利，他是‘剑桥七杰’中埋在阆中的那位。”

“剑桥七杰（The Cambridge Seven）指在1885年，决定成为去中国的传教士的7名剑桥大学学生。受到戴德生（Hudson Taylor）的影响，七人成为传教士，1885年2月5日前往中国，3月18日到达上海……”其中，“盖士利先到上海、山西、陕西等地，后携家眷进入四川布道传教，并从此很少离开过这里。1895年10月18日被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封为圣公会新设华西教区会督（即主教），直到1925年11月7日和15日与其妻玛丽因患伤寒相继在阆中病逝，并合葬于此。”（教堂内介绍）

老太太继续说：“埋的地方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但是后来教会给他们两口子立了一块碑，就在教堂旁边。”

她把这块碑指给我看，碑上刻着“蓋公曁夫人紀念碑”，碑背后刻有相应的英文。

蓋公曁夫人紀念碑

除了盖士利，剑桥七杰中的另一位章悟道，则是一家两代都与阆中有着不解之缘。“章悟道（Montague Beauchamp, 1860.04.19-1939.10.26），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生，男爵之子，高大强壮的划船选手，宁肯放弃大笔遗产继承，也不愿放弃在中国的宣教。他于1886年上半年受上海内地会派遣经汉中、广元来阆中考察传播基督福音是否具有广泛影响。他先于盖士利踏上阆中这方热土，此后主要在川东北一带传道。足迹曾踏遍四川各地。中途两次回到英国（其中一次是为继承爵位）先后作教区牧师和军队牧师。其热爱中国的诚挚深深感动了他的子女，后来也加入到中国内地会虔心布道，章悟道1939年10月26日死于阆中。其子章爱甫也是著名的外科医生，供职于‘保宁（阆中）传教站’，章爱甫在阆中边传教边行医，抗战期间曾救治了许多被日机轰炸的平民伤员。章老牧师（当时教会的中外人士都这样习惯称呼）墓志铭上用英文刻着‘在为上帝和中国服务五十四年后安息了。主关心我，才是最完美的。’”

老太太又指着教堂墙上的砖让我注意看，砖上刻有“中华圣公会”的字样。

“教堂外墙体的青砖上，有些铸着‘中华圣公会’和‘福音堂’的字。你看这块，还有这块，放的时候放倒了，字就是倒着的。”

铸有“中华圣公会”的青砖

“中华圣公会，系英国安立甘宗（即圣公宗）创立，中国称圣公会。安立甘乃‘英格兰的’之音译。在英格兰为国教，称英国国教会。该宗首先发动改教运动，因此而得名。在英国、加拿大、非洲、印度、澳大利亚等地的圣公教会势力较大。各地的圣公会宗派虽相同，但各国教会的行政组织各自独立。安立甘宗没有世界性的统一组织或集权领导机构，宗内各教会间不相从属，习惯上尊坎特伯雷大主教（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为名义上的领袖”，（四川基督教）盖士利由坎特伯雷大主教封为华西教区会督，可见他在阆中的地位之高。

“十九世纪中叶，圣公会各国差会分别派出传道人员来中国活动。最早是道光十五年（1835年），美国圣公会传入中国广州，1845年美国圣公会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主教传入上海，1845年成立上海教区，以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圣公会亦陆续派出传道人员在华建立教会……英国行教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于1799年，1844年传入上海，1845年上海主教站成立。该会传教士何诗白（J.H.Horsburgh）是四川中华圣公会的创始人……”（同上）

“你知道得真多。”

“有时候牧师接待教友，给他们做介绍，我就跟着听啊，听得多了，也就会讲一些，哈哈。”

得去赶火车了，“哈哈，你还有茶没喝啊，赶快去吧”，老太太送我到了铁门口，告了辞。

坐上火车，又开始读《杀人不难》，“此外，这些老太太给人一种舒适、亲切的感觉，……她们可以与圣诞布丁、乡村板球赛以及烧得正旺的壁炉相提并论。这些东西当你求之不得或天各一方时，才能充分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

书中的这段话，不就写的是阆中福音堂里的这类老太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