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

陈寅恪

陈寅恪被誉为：“陈先生的学问，三百多年来仅此一人。”陈寅恪留下的史学作品并不多，目前市面上仅有两部，分别是：《魏晋南北朝史讲演稿》与《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陈寅恪留下的作品不多，但是从来没有人质疑与否定陈寅恪的学术地位，不少学者甚至会通过引用陈寅恪的观点，以便使自己的文章更具说服力，比如刘仲敬的文章在提及陈寅恪的时候，刘仲敬就认为，陈寅恪是格局感很强的学者。

陈寅恪的强项，在于其具有高于常人的记忆力。陈寅恪的学术成就，是建立在掌握与阅读数量极其庞大与庞杂的材料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是建立在日复一日的埋头苦干的基础上。但是陈寅恪的作品显示，陈寅恪对材料的态度，似乎不存在取舍，而是全盘接收。陈寅恪对大量材料的记忆能力，体现在陈寅恪很可能不仅全部或绝大部分记住材料，而且在形成文字或语言之前，陈寅恪已经在脑海里对材料完成分类。

陈寅恪凭借这种异于常人的记忆与梳理能力，在清华的课室内，陈寅恪就会对清华的学子说：“我的讲课方式是‘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

第一手材料的掌握程度，与对历史的理解能力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大部分情况下，学者对历史的理解，与其掌握第一手材料的丰富程度有关。对历史的理解能力较强的学者，对材料的依赖性相对低一些。反之，对历史的理解能力较差的学者，掌握同等数量甚至更多的材料也无济于事。

陈寅恪是特例。陈寅恪的历史理解能力，本来应该是属于对材料依赖性较低的学者，但是陈寅恪却是在掌握同等数量甚至更多的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去阐述自己对历史的理解，集中体现在以下两部作品：《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与《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陈寅恪在作品中的观点，比如将武则天的武周与唐玄宗的开元联系起来，梳理出一条唐高宗之后，唐中央政府就开始致力于清理太宗开国时代（甚至可追溯到北周宇文泰时代）的“关陇军事集团”与“关中本位主义”的“基本线索”。刘仲敬甚至因此指出：武则天与唐玄宗的时期，相对于唐朝取代隋朝，更像是改朝换代。

至于陈寅恪对魏晋阶级斗争的叙述，陈寅恪指出：“士族（门第世家）有其阶级代理人，司马氏篡魏，就是将当年官渡战争时，士族的代表袁氏家族丢掉的，从寒门的代表曹氏家族手里再度收回。”这条基本线索，几乎成为史学定论。

陈寅恪的史论是否完全正确，不得而知，但是时至今日，甚少有人能够提出新的史论，颠覆陈寅恪的观点，至少在相同（魏晋、隋唐）的时空范围内是如此。

陈寅恪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的一生，致力与践行于此。

纯粹的知识分子即便希望自己的治学能够远离政治，但是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里，知识分子与现实政治脱不了干系。

陈寅恪是史学大师，对历史的洞察力，很容易转化为对现实政治的洞察力。这种带有天然敏感性的思维习惯，如果再添加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士大夫理想，就很容易自然而然的在其作品中出现影射现实的种种迹象。这些迹象的背后，外人是很难准确解读的，即使是作者本人，也不见得能够说清楚当时的复杂情绪。

延安文艺座谈会确定文艺战线的主基调以后，类似陈寅恪这种“大师中的大师”，在现实的世界里，只有两种定义：一是废物，二是危险。除非统战的战利品清单上，有陈寅恪的名字。

陈寅恪向来就不是热衷于政治的人，从陈寅恪的作品可以看出，陈寅恪是始终没有弄清楚文艺是“为谁服务”和“如何去服务”的问题，因此才会耗费大量精力去写只有专业人士才能看懂的巨著《柳如是别传》。但是，陈寅恪的文章与诗词，多次提到诸如“唐高宗称臣于突厥”、“宋金燕云结盟”……，不得不引起遐想，陈寅恪对时局的评判标准，究竟是什么？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陈寅恪于上世纪40年代著述的不朽史学名著。全书分为三篇，分别是:上篇为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篇为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下篇为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
陈寅恪通晓多国语言（一说为十余种，一说为二十余种），在阅读外国史料方面，具有其他学者无法比拟的优势。从史料的占有的角度，陈寅恪类似于自己掏腰包购买前苏档案的沈志华或阅读大量共产国际的资料的刘仲敬，后者在近现代史的叙事上具备材料上的优势，前者在古代史的叙事上，也同样具备材料上的优势。因此，陈寅恪极其卓越的学术成就，是建立在强大的材料背景的基础之上。

陈寅恪由于同时阅读本国与外国的资料，加上其对本国史料的记忆、梳理、提炼的能力，远高于常人。因此，陈寅恪比同行知道的更全面、理解得更透彻、分析得更到位。更关键之处在于，陈寅恪综贯中西，但是其在梳理其学术线索时，引用的几乎全部是本国的材料比如《旧唐书》、《新唐书》、《通鉴》等等。也就是说，陈先生引用的材料，都是其他学者同样能够获得的材料，只不过陈先生发现了，诸如:统治阶级之氏族、政治党派之分野、外族盛衰之连环性等关键线索。

其他学者毕生之治学，也许最终仍然停留在诸如:太宗说过“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开元盛世被安史之乱打断了、中唐之后陷入了宦官与党争……，除了堆积出没有任何学术价值的一堆废纸，没有任何意义。而陈寅恪的学术成果，使得同行在研究同一领域时发现，不可能做到整体上的颠覆（陈之观点），最多只能是在某些次要的角落里，另辟蹊径，仅此而已。

本国史料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如果读者没有关联性的阅读单一的材料，很容易被史料所误导。

比如:读者如阅读《晋书》晋惠帝司马衷部分，从史料上看，似乎司马衷看起来应该是很正常的参加各种仪式，参与很多大事，主持各种会议，也就是司马衷很正常的履行其皇帝的职责。但是当阅读《晋书》同时期其他人物的资料后会发现，其实司马衷是被权臣挟持的皇帝，甚至大部分史书说晋惠帝是智力不正常的皇帝。诸如此类，没有综合各种材料，很难准确把握历史的脉络。
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讲演录》，是一部旁征博引、融会贯通的史书典范。

陈寅恪在《梁陈士族的没落与南方蛮族的兴起》章节的开篇，发表其著名论断:萧梁的失败，是南朝整体的失败。
陈寅恪在此篇章的所有论述，均围绕此论断而展开。陈寅恪不仅引用南朝方面的材料，还引用同时期北朝的材料，甚至引用隋朝的材料，以证明汉魏君统的“第一个中国”，纯粹的华夏文明，已经“文武之道，今日尽矣”，“行仁义而亡国”、“天何为此而醉”。
倘若不是《魏晋南北朝讲演录》这种叙事法，历史被分割并僵硬的停止在比如“侯景攻陷萧衍父子的建康城”、“陈霸先勤王建陈帝国”等镜头中，又如何能够得出“萧梁的失败，是南朝的失败”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