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学复兴的旗帜【魏源】（中）

道光三年（1833），魏源参加了会试，同考的还有已历四科会试的龚自珍与同乡好友汤鹏。结果龚、魏均落榜，年方二十二岁，与魏同科中举的汤鹏，却中了进士。汤鹏是嘉道年间的八股文大家，古文家梅曾亮在《户部郎中汤君墓志铭》中说他“所为制义，列书肆中，满街士人模拟”。汤鹏的会试考官穆彰阿在为汤鹏《海秋制艺前后集序》中说：“海秋为余癸未礼闱所得士。当时闱中之文，朴遫浑坚，浏亮顿挫，余固心焉许之。”因当时他尚未出名而魏源因中“南元”而名满天下，见汤鹏之文那么好，穆彰阿还以为是魏源之作。填榜拆弥封，才知是汤鹏。魏源的八股文及经学为人所重，由此可见一斑。

道光五年（1825），他来到南京，被湖南同乡、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聘为幕僚，这是他长达二十年幕僚生涯之始，也是力行经世之始。贺长龄是翰林出身，与江苏巡抚陶澍一样善于地方治理，勇于改革弊政。他通经史，大力提倡经世致用学风，以求刷新吏治。他目睹乾嘉学派风靡一时，知只重考据训诂，而不关心时事民生的学风无补于世，下决心要编一部有益于国计民生，能转移风气，引导学界转向经世致用之学的书。从邓显鹤及其他人的口中得知魏源学有根柢，已有经世致用的理念，且广闻博览，经史兼工，便聘用他来帮助自己筹办正在议行的漕粮由河运改海运事宜，还委托他仿照陆燿《切问斋文钞》体例，编辑一部清代一朝有关经世之作的文选。而正在融贯经史，以期致用的魏源，也正需要一个平台来实现自己的抱负。两人一拍即合，由贺长龄挂名，魏源实操选政，开始编辑对学界产生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乾嘉学风，推动了中国近代学习经世实学思潮兴起的《皇朝经世文编》。

该书经过一年多的搜集整理，于道光六年（1826）冬编成。全书一百二十卷，共收文二千二百三十六篇，文章作者七百零二人，包括记、叙、书信、论文等各种文体，主要是魏源从清初至道光五年的各种奏议、文集、方志等著述中，以“经世以表全书”，“道存乎实用”，“时务莫切于当代”为选辑原则而采录的。全书共分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个门类，以学术为根本，治体为门径，将有关清朝政府各个部门的政务工作之文章收括在内。每门又按指导其实际工作的需要分成六十五个子目。如“户政”门便以管理或应办理的十一项工作作子目。这十一个子目为理财、赋役、屯垦、八旗生计、农政、仓储、荒政、漕运、盐课、钱币、榷酤，涉及清代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所收文章为今天研究清朝的经济工作与经济状况保存了宝贵的资料。
魏源在《皇朝经世文编五例》中提出了“实用”的选编原则，“凡古而不宜，或泛而罕切者，皆所勿取矣”；“凡于胜国为药石而今日为筌蹄者，亦所勿取矣”。这就是说，即便是合乎古道却不宜于今天的不选；内容空泛不切实用的不选；在明朝有用，而于今天无用的不选。总之，选文标准是有用于时。

魏源还提出要“广存”，即在有用于时的条件下，要将各种不同观点、方法之文选入，不能只收一家之言，这样才能集思广益，让人按实际情况择善而施，才能真正做到经世致用。这一选文理念的提出，颇具创新性，有利于经世思潮的推广，表明魏源的经世致用思想有很强的现实操作性，标志着其经世学已经开始走向成熟。

《皇朝经世文编》于道光六年刊行之后，“数十年来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矱，几乎家有其书”（俞樾《皇朝经世文编新增续编序》），至清末光绪朝，卷帙如此浩繁的文编竟有二十多个翻印版本。仿其体例而续编、新编、补编之书有十多种问世。

晚清学界对魏源选编该书评价很高，如大名士，因博学多识而目空一切的李慈铭便说：“此书名为贺制府长龄所辑，实出于邵阳魏默深一人之手，魏君博学有霸才，近宋之陈同甫（陈亮）。此书大旨欲救儒之不适于用。而其时当汉学极盛之后，实欲救汉学之偏，以折衷于宋学，故其去取不免左袒于宋，又欲合洛闽之性理，东莱之文献，永嘉之经制，夹漈之考索诸学为一。其志甚大，用亦甚要。”（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第620页）

由于自幼为科举而熟读攻习朱熹等宋代理学家传注的《四书》、《五经》，程朱理学在其心中占有不可移易的主导地位。时常来往的同乡及师友，如陶澍、贺长龄、邓显鹤、汤金钊、姚学塽、李克钿、陈沆等，都宗奉程朱理学，相互切磁，更使他坚定了崇尚程朱的信念。但魏源又是一个博览群书，从小即喜独立思考的人，又受湖湘实事求是学风熏陶，在京期间，他又接受了今文经学，写作了一系列的经学古微之作，欲融和汉宋之学，通经以致用。不过，他治学仍以程朱理学为主导，欲以义理之学去纠训诂之学的偏。

在多次赴京乡试及二十年入幕期间，魏源于经世致用的思想有了飞跃性的发展。李慈铭就看出《皇朝纪世文编》中有叶适的“永嘉经制”，“夹漈（郑樵）考索”的思想存在。不过，在选编《皇朝经世文编》的时候，其经世思想仍有不够完善之处。李慈铭在《越漫堂读书记》中便指出：“惜其中如程鱼门之《正学论》三篇；姚姬传之《赠钱献之序》、《安庆府重修儒学记》；阎怀庭之《文士诋先儒论》，此皆猖狂不学，率天下而为空疏无实之言者，何以滥登简牍耶？”这样的“空疏无实”的文章其实还有一些，只是李慈铭仅读了《学术门》，没有通读而不知道而已。也许选这些文章是魏源在贯彻其收文不专一家，各种见解都可“广存”的方针，但收入那么多“空疏无实之言”的文章，却违背了他收文必“有用”，不收“泛而罕切者”的根本宗旨。这表明此时的魏源，对什么才是经世致用的识见与方法尚识鉴不精，他的经世之学尚未臻成熟。但该书的编辑为魏源提供了读天下有用文章的机会与条件，使他接触了各种经世思想，开阔了视野，启发了思维，增长了经世知识，为他今后写出于救世除弊确有效用的著作和当官理政、为民兴利除害打下了坚实基础。故《皇明经世文编》的选编，可视为魏源治学以有补于世为宗旨，主攻经世之学以致用的标志。

魏源经世思想真正成熟，应该是在其协助陶澍、贺长龄筹划实施漕运由河改海的过程中。这是因为他在参与漕运改革的顶层设计中形成了自己的改革思想，并在实践中起到了指导作用，取得了成效，证明了它的正确性。

为改革耗时费钱，中多贪腐弊端的漕粮河运，以海运来代替，遇到了从朝廷大官到地方小吏的重重反对，阻力极大。为保证改革成功，必须有完善可行的顶层设计。魏源作为漕运改革的主持人贺长龄的主要顾问，他代贺长龄写作了回答两江总督、海运的主要阻力魏元煜的《复魏制府询海运书》，还参加了《江苏海运全案》的编辑，为之撰写了《海运全案序》、《海运全案跋》、上下《筹粮篇》等论说河运改海运的优劣与必要，海运实施要点与举措的系列文章，在顶层设计中提出了有关漕运改革的思想与理论。

以《复魏制府询海运书》为例，为说服以魏元煜为代表的海运反对派，他抓住他们患得患失，只为个人私利着想的心理，明确指出：“海运之事，其所利者有三：国计也，民生也，海商也。所不利之人有三：海关税侩也，天津仓胥也，屯弁运丁也。而此三者之人，所挟海为难使人不敢行者亦有三，曰：风涛也，盗贼也，霉湿也。所挟人为难使官不能行者亦有三，曰：商船雇价也，仓胥勒索也，漕丁安置也。必洞悉夫海之情形与人之情伪，且权衡时势之缓急，而后之难行者无不可行，且不得不行。”

魏源以三个有利与三个不利将改河运为海运有利于国计民生，不利于贪官污吏及奸商概括出来，使反对者对号入座后不敢肆言反对。又指出三种“挟海为难使人不敢行”的原因，与“挟人为难使官不能行”的三种原因，将反对者的反对手段统统公之于世，这既使反对者不敢以此为难生事，又可针对这些困难找到克服的具体办法。而其总体方针是：“洞悉夫海之情形与人之情伪，且权衡时势之缓急”，这样困难便会化解，“而后之难行者无不可行，且不得不行”。寥寥数语，魏源便将海运的功效，反对者的私欲，化解困难的总体方针，海运实施的步骤、要点都一一提出。可见这的确是在进行总体设计，也表明魏源经世致用思想有了新的提高。
魏源在规划漕运改革中还形成了一个经世致用必须遵循的原则，即要实事求是。

为了做好顶层设计，他自接受筹划海运事宜的任务后，即“宵旦讨论，寝食筹度，征之属吏，质之滨洋人士，诹之海客畸民，众难解驳，愈推愈审，万举万全，更无疑义”（《复魏制府询海运书》）。即是说，他采取了开调查讨论会，向属吏、滨海住户、海运人士广泛了解海情与海运情况，并进行讨论辩驳，从实际调查中求到了“是”:“愈推愈审，万举万全，更无疑义”。魏源这种从调查、讨论、研究，让不同意见者相互辩驳以探求真理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与实践，是对中国经世致用学风的重要发展，也是湘学复兴的重要标志，表明其经世致用思想的全面成熟。

道光六年二月初一，第一批装满漕粮的海船从上海吴淞口出发，一路风平浪静，月底即达天津，共运米一百一十二万多石，占应运至京的漕粮的三分之二。至六月初已将全年应运漕粮全部运完，计正耗谷米一百六十三万多石，共用各类商船一千五百六十二只。这次海运，做到了时间短，花钱少，还因采用了商船运米，既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取消了各种陋规杂费，减轻了百姓负担，还使敲诈勒索、贪污贿赂等漕运锢弊得以缓解，有利于吏治的整治。魏源在《道光丙戌海运记》中对其成功之因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总结，说：“是役也，其优于元代海运者有三，曰因海用海，因商用商，因舟用舟。”即是说，利用海运的优势，利用商人的资力、船只和工作效率是取得成功之原因，一切从利国利民着想这才是真正的经世致用。

作为一个有抱负，有经世才能与思想理念的人，魏源总想着要考中进士，走当翰林升朝中高官，或转知府以上地方大员的仕进道路以实施经世才能。故他又参加了道光丙戌（1826）科会试。这一科刘逢禄任分校，一位任侍御的邻房房师拿一份弥封的湖南遗卷给他看，他说：“湖南九四五策冠场，文更高妙，予绝其为魏君源”，便劝其力荐，“侍御披沙豁双眼，手持示我咨嗟频”（刘逢禄《刘礼部集》卷十《题浙江、湖南遗卷》），力荐没有成功，魏源与同考同荐的龚自珍都落了榜，但二人之名更著。

魏源既想独自施展经世才能，又连试不中进士，无奈之下，只得于道光八年（1829）以举人历应会试而不中，可纳赀，即花钱买候补内阁中书舍人之例，当上了中书舍人。虽然只掌撰述、记录、抄译等事，但得以接触朝中机密，了解中枢运作规则与程序，并可翻阅内阁收藏的历代典籍与归档。闲暇之时，他“得借观吏馆秘阁官书，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传说”（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为后来编撰《圣武记》积累了大量资料。

道光八年，有件事对魏源治学方向的转变起了作用，即他在游历浙江杭州及浙东时，向钱塘钱东甫即钱林居士请问佛学，还听僧曦润、慈峰讲过《楞严》、《法华》诸大乘经。其子魏耆在《邵阳魏府君事略》中说，此举是“求出世之要，潜心禅理，博览经藏”。

钻研佛典是中国传统士人的雅趣。他们有的是看破红尘，对现实失望而寄兴于佛典。有的则是把佛经当做一门学问去攻习。其实宋明理学就渗入了佛教的一些原理，要真正把握理学义理，发掘其微言大义，了解佛学，攻读经藏是必要的。但不知魏源此时学佛典，是因科举屡挫，已萌生出世之意，还是为更深入研究程朱理学而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因无资料，故不能下断语。从他以后屡败屡战，虽有失望之意，却功名心未死，还在关心漕、盐、河、兵等要务来看，似乎是在开拓新的学问以助理学之研究。从他晚年笃信佛教来看，又似乎是退念已萌。但可肯定的是，这时他的主攻方向仍是经世之学。道光十二年（1832），他应会试，又未中，便回江南，入陶澍幕府，协助陶澍办了两件利国利民的大事。

此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筹议改革两淮盐法。占清政府税收很大比重的盐政至嘉道时腐败丛生，弊端良多。“浮糜数百万，仰食其间者千亿计。当事熟视其弊不敢动”，以致私盐大行，“商力大绌，民食维艰，淮民困苦已甚”，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魏源以对盐政改革素有研究且有能力的陶澍幕府身份参与了章程的制订，力主裁减浮费，减少成本，以降低盐价，挤占私盐市场，扩大销售，以增加税收。他说：“鹾政之要，不出化私为官，而缉私不与焉。自古有缉场私之法，无缉邻私之法。邻私惟有减价敌之而已。减价之要，先减轻其商本而已。”（魏源《古微堂外集》卷七《筹鹾篇》）。

为实现他的主张，他力主在淮北地区试行票盐制，因为这里是比较难于推动改革的滞岸。

陶澍采纳了魏源的建议。因为实行票盐，任何人都可以购票行盐，可打破引商对盐务销售的垄断，且贩盐手续简便，使得许多盐务陋规失效，有利于减少成本，降低盐价，让小贩们获利，老百姓受益，而使私盐市场大大缩小。

票盐的施行办法，据陶澍向皇上所上奏议说是：“民贩纳税请票，应自十引至百引以上为一票，每盐四百斤一引，于板铺、中正、临兴三场适中处建立局厂。由运司遴委妥员，每局一人，于三、六、九日各照票引盐，限同民贩逐包称验。再于水陆交通之海州房山、大伊山、吴家集设立三卡，由运司委员督查。如有查出多带，惟局员是问。卡员亦不得稽留需索”（《清宣宗实录》卷二一一）。

本来至道光庚寅（1830）淮北盐务已积欠八百多万两银子，票盐制施行后仅十年，淮北即实征“七百数十万两，而票盐十年课额仅需二百二十馀万，十年经费仅支一百万”（许乔林《票盐录》），由此可见淮北盐务改革收利之巨。

值得一提的是魏源个人也从事了票盐经营，且获巨利。据他自述：“此事试行一二载之初，原有倍利。其时源以不谙事之书生，又无将伯之助，且游山相地之日分身，大半未能亲手经理，以致连年负累，几于身家荡尽。两岁以来，始觅一心计之友湖北徐君与之合办，一切交其握算，而源以身往来其间，始有把握。故地既成，而宿负亦偿，非真有鸱夷之术，累致千金，亦（非）有亭林之材，囊贮馀智也。”（《魏源集》页839《致柘农信稿一》）。
从魏源答友人问之自述来看，他经营票盐，赔后大赚，其原因是后来找了一个伙友，“一切交其握算”，而魏源则“以身往来其间，始有把握”。魏源是两江总督陶澍之幕友，又参与了票盐的推行，以此身份“往来其间”，谁敢不高抬贵手，给予方便？故不能不说他有以权谋私之嫌。

金安清在《水窗春呓》中说及票盐施行过程中有人投机，空手套白狼，赚了大钱，魏源即是其一。他说：“淮北改票之始，一年三运，利至倍蓰，其空手挂号者皆得巨资，遂改为验资，集银至八百馀万。而验资之中，又有以借银充数者。票贩中有五虎之目，魏默深、范吾山皆其一也。”
金安清说淮北推行票盐之初，“利至倍蓰”与魏源信中之“倍利”相符。因“其空手挂号者皆得巨资”，魏源却“不谙事”，且“大半未能亲手经理”，故大赔，证明此时他无违规经营之事。后为杜绝“空手挂号”之事改“挂号”为“验资”，又有人“以借银充数者”。所谓“挂号”、“验资”，都是领取票盐所需的手续。“挂号”可能与后来的工商办证登记相仿，“验资”可能与工商注册验资相似。经过这道手续便可按你“挂号”所报资银，或“验资”所有银两数来发给你票盐。数目越大，所发给的票盐数也就越多。票盐数越多，可贩之盐数量也就越大，贩运获利也就越大。故控制或垄断盐票，转手倒卖，就成为赚大钱的捷径，有似于今天的官倒。所以便有“空手挂号”、“借银充数”的投机者出现。他们便成为“票贩”。魏源被人称为票贩中的“五虎”之一，至少可以说明他所控票数之多，甚至是说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及参与制订票盐章程，谙悉其中之弊而“往来其间”，以多弄盐票转手倒卖手段之劣。无论所指如何，都不能把魏源视为自称的“不谙事之书生”，他不仅有经世之才，也有“经事”赚钱之能。他能在道光十五年斥巨资在扬州购下絜园作住宅，就是明证。魏友陈世镕在《与魏默深书》中也说：“足下盐利大获，在扬州买宅，居然与富商等。”（《求志居集》卷二七）这事表明魏源人格的另一面。在魏源研究中，或由于研究者无学，或出于为尊者讳，都没有剖析出魏源有这一不太光彩之行为，可知以实事求是之态度进行学术研究之难。

道光十三年（1833）六月，江汉与洞庭涨大水，导致滨长江、汉江及洞庭湖各县溃堤成灾。魏源遍查历史文献，又作过调查研究，写出了《湖广水利论》。

他从历史记载中发现，历代以来，有河患而无江患。近数十年长江流域水患频生，几与黄河同患，是豪富在与水争地，广开山地而破坏了自然环境，阻碍了江水顺流所致。而他们围湖造田，开垦荒地破坏自然环境的举动，又受到贪官污吏的保护或姑息，故“苟徒听畏劳畏怨之州县，徇俗苟安之幕友，以姑息于行贿舞弊之胥役，垄断罔利之豪右，而望水利之行，无是理也”。由此他提出了欲兴水利，要先除制造水弊之人的思想：“除弊如何？曰：除其夺水夺利之人而已。”（魏源《湖广水利论》）只有不畏豪强恶吏，才能做到制止山地的过度开垦，保护水源山林，否则，泥沙“随大雨倾泻而下，由山入溪，由溪达汉达江，由江、汉达湖，水去沙不去，遂为洲渚。洲者日高，湖底日浅，近水居民，又从而圩之田之，而向日受水之区，十去其七八矣”（同上）。

魏源在《湖广水利论》中所揭示的破坏环境是造成水患之因，及保护山林，反对围湖造田以保护环境来治水，特别是除人祸以去水患的思想，在今天犹有重要指导意义。

道光十五年（1835），魏源五应会试而不中，这恐怕与其在此期间潜心于经世之学，奔走于经世之务中有很大关系。他应会试时，治学的主攻方向已转向了经世之学，且又南北奔走，当中书，长期投身于要员幕府，替他们处理、筹划各种政务。加上又在经营票盐买卖，又购园修园，还有多少时间去打理科举学业？且他这时治学领域大大拓展，科举必须遵循的理学思想也变得不再专一，有可能渗入了其他各种学说。再加上考官阅卷喜好各有不同，阅文的取舍标准又难以准确执行，故他考不上进士也是可以想象的。但五赴会试而不中，必有满腹牢骚。不过，其取进士以独立经世建功之心未死。从这年冬，魏源为获得道光皇帝亲书“印心书屋”四字赐赠的陶澍编纂《御书印心石屋诗文荟》所作序可以看出。他在序文中阐述了改革的必要性与艰难性：“有救时君子，欲挢其弊而还其利，势必不能不出于更革。小更革则小效，大更革则大效，中饱不便之人辄群起而哗之。豁群哗之难，难于豁积弊。于是任事者常动色相戒，以更革为多事，而因循为持重。”魏源明确指出，欲救时的君子，想兴利去弊，必须要进行社会改革。且“小更革则小效，大更革则大效”，言外之意是不更革则是死路一条。他还看到改革道路之艰难，因为积弊太重，并要触动官员们的利益，于是“中饱不便之人”会群起而反对。而想改变这些反对者的思想，“豁群哗之难”，则更难于革除积弊本身。这一来，那些当权者“常动色相戒”，以改革为多事，以因循为持重，谁也不敢轻言改革了。

魏源在文中如此明确指出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对改革的阻力所在，改革艰难性的阐发，真可谓一针见血，振聋发聩。在中国历史上，能这么准确地指出社会改革的重要性和改革阻力所在的人，魏源是第一个。它表明，魏源的经世思想已由论述实际操作的层次飞跃到理论的层面，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魏源还借陶澍受赐来说事，阐发改革成功所必备的条件。他说，陶澍之所以能在两江总督任上力行改革，在漕运、盐务、水利等事上取得成效，一是陶澍能顶住反对者的压力，二是得到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的信任与全力支持。从陶澍来说，“每一哗，则公持之愈力”；从上头来说，每哗则“上任之愈专。凡所奏请，朝上夕可。……且举数十载未尝有之旷典，亲御宸翰，一再宠赍，以示一德之咸，以嘿言者之气，且以厉介确不拔之操，垂训臣工，谊并典、诰。”

魏源借题发挥，以陶澍与道光皇帝的关系告诉人们，改革要想成功，下头必须有像陶澍这样有改革意识，敢于任事，又有才干和坚毅不拔之个性的官员去冲锋开拓；上头又要有皇帝的高度信任，摒挡一切攻击与压力，哗之愈甚则任之愈专，还对其所取得的成绩大力表彰。认准既定目标，上下同心，下为上争气，上为下撑腰，改革才能成功。

魏源关于改革的这些言论，表明他对中国专制制度的本质有一定的认识与把握，因而对改革的必要性、艰难性和成功的必要条件都有较清晰的阐发。我们完全可以把他称为专制社会改革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