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春秋之一：卿制及军制 —— 9.61 鲁哀公中期历次军事行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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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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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入地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自哀公八年吴师伐鲁并迫使其签定城下之盟、导致鲁国被纳入吴国的战争机器并服务于吴王夫差争霸战争的过程后，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一阶段鲁国的军事动员记录和相应规律。

鲁哀公八年至十三年鲁国历次涉外重大活动记录

如表所示，笔者所谓“哀公中期”上迄哀公八年（前487）“吴伐我”，下至哀公十三年（前482）黄池之会吴人因越难而主动淡出中原争霸为止前后六年时间。这一阶段初期的鲁国几乎年年大规模用兵，最初是为了防御吴人因上一年（鲁哀七、前488）鲁违背“鄫衍之盟” 伐邾而报复，之后则是作为吴人的仆从国连续参与伐齐，并在“郊之役”（鲁哀十一、前484）中迎战齐师。

首先在哀公八年（前487）吴人伐鲁之役中，由于为吴人担任向导的公山不狃故意选择了崎岖的武城方向行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徒步行进吴师的行进速度，此外吴人攻克武城之后又花费一定时间攻克“东阳”，即龟蒙山脉之阳的祊河谷地，这都给出鲁人以完成集结的时间。面对这种大规模直指都城的入侵，鲁国的动员水平应该是上、下两军齐集于曲阜。

在鲁师与吴师初次交锋的“夷之役”中，尽管鲁人不出意外地战败，但按照子服景伯的说法“我未及亏”，鲁人参战的规模应该相对有限，并且在受挫之后迅速退守都城企图凭借坚固城防实施抵抗。因此尽管现有资料很难判断“夷之役”中鲁师出兵的规模，但都不会影响对其总体动员水平的判断。

当年晚些时候齐鲍牧帅师取讙及阐的战役本身靠近齐、鲁边境，规模相对有限，且齐人诉求不高，很快得以通过外交途径化解，因此判断鲁师此役未能派兵出动。

但在哀公十年（前485）的“鄎之役”以及哀公十一年（前484）的“艾陵之战”中，由于吴、齐双方均以主力出战，鲁师必然不得不连续两次动员了全军出战。同样，当国、高为了报复“鄎之师”而深入鲁境之时，鲁师将上、下两军重组为右、左两师，但仅左师就包括了“季氏之甲”七千人，全军甲兵当在一万四千人，对应一千四百乘战车，其规模不亚于任何一次战役。

哀公在位中期历次军事动员和涉外行动中的军行

综上，哀公在位中期连续三年之内（前487至前484），鲁国都以超高强度反复实施了至少四次全军动员，自然也遭到了相当程度的损耗，此给鲁国财政带来了巨大负担。

事实上，除了上述得到记载的军事行动外，鲁国自“鄫衍之盟”（鲁哀七、前488）以来，一直配合吴国实施了“深沟”东段的工程，虽然这些工程不必如军事行动那样动员军备，但同样耗费了本就不易积累的巨大人力物力，因此一方面鲁国不得不在哀公十三年（前482）起正式按照田亩征收实物和劳役，另一方面也逐渐试图在外交上脱离吴国的控制。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鲁国这连续四次全军动员中，两次伐齐确实都是以鲁哀公作为名义上的全军统帅的，而两次都城防御战中国君则退守城中。这并非完全出于“尊君”的思想，而是应吴王夫差要求以提升鲁人参战的级别。

可能正是两次形式上帅军出征甚至亲历大战，给鲁哀公形成了一种错误的幻觉，即自己真的已经掌握了鲁国在军事行动上的主导权。同时在历次会盟场合中，鲁国也屡次基于外交层级上的对应关系而把国君推到第一线，即吴太宰嚭所谓“国君道长而大夫不出门”，这同样助长了哀公认为自己主导了邦交活动的错觉。当这种意念与“三桓”实际上控制鲁国内政外交的事实发生冲突时，长期以来积累的矛盾也就即将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