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心安处是启中

作者：浦安彬

【浦老师为我高中班主任，此文系转载，作于启东中学90华诞之际】

与友人品茗聊天，总会聊到各自的奋斗历程。我说我的经历太简单，从1973年春升入启东中学到2018年，我除了读大学之外，几近45年的时间都在启东中学或学习或工作。友人说：“让我在一个地方呆上几乎一生是不可能的。”同时，他又不解地问：“你哪来的这份定心？”沉下心来细思这个问题，我可以肯定地回答：这份定心应该源于对启中的深深情怀。
回望自己走过的人生，我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上或成长，或成熟，或成功，都是在江苏省启东中学这个平台上实现的。启中有我、我有启中。
（一）身安启中孕内心
启中的厚德博学奠定了我人生飞跃的起点
1972年夏，在小学毕业推迟了半年之后，我就进入了小学升初中的复习考试准备阶段。那种的考试其实是一种时代的符号，（邓小平复出），因为整个汇龙镇也只有一所中学，考与不考并不影响我这个贫下中农的孩子上学。1973年1月18日，（现在我还保存着准考证）我第一次踏进启中大门，兴许是年纪小的缘故，兴许是参加升学考试，对于启中校园环境，我没半点印象。现在记得十分清晰的是，监考老师是朱宝珍老师和张育才老师。（这还是在两位老师上了我们课后才知晓的）；作文考试时，因先天视力不佳，不能看清老师抄在黑板上的题目，低声问了几下同桌的徐玲玲之后，仍然将作文题《我家是怎样节约粮食的》抄成《我是怎样节约粮食的》；算术的粮食体积的应用题算错了，为此戴秀芳老师惋惜不已。
经过一个寒假的忐忑等待，终于在1973年的2月底进入启东中学初中部学习。现在看来，
进入初中学习，留下深刻印象的：
首先是好大好美得校园。
校门外东西两边是高高的梧桐树，对面是一条河。
校门内，西边的一条泯沟、中心大道和东大道将学校分成三个有机组成的部分：泯河西，由南到北，分别是教师生活区、食堂、学校菜园。
走进校门，是一个圆形花坛，中间树立一个铁架，上挂一口铜钟，整个学校的上下课都由传达室的一个姓汤的胖师傅通过这口钟掌控。绕过花坛，正对校门的中心大道，直通后操场。中心大道两边，第一排西侧是校广播室和教室，它的西边，是一排由南向北东向的平房，学生寝室，总务处、医务室就在其中。东侧是学校实验室。第二排是教室，第三排西侧是教室，东侧是革委会办公室（校长室）和教师办公室，第四排以后基本是教工宿舍和生活区。
东大道也是直通操场，其东侧由南到北是五排青砖有走廊的教室，每排两间教室，这应该是学校最具有历史并且算得上质量最好的教室。
整个校园内的教室前后都有一个个两倍于教室的的花园，四季常青。
学校最北边是一个400米的标准大操场，设有三个标准篮球场，一个足球场、一个乒乓球室和各种的体育锻炼器械。
其次是第一天发到的散发着浓浓的翰墨之香的书本。十二三岁的我在好奇地翻阅各种书本的同时，美美地享受着书页中散发出来的那种书香气息，这种嗅觉上的满足至今镶嵌在我的灵魂中。
三是和蔼可亲各科老师。随着学习任务的依次展开，觉得老师很敬业，而今回忆起来，才渐渐感悟到他们通过传道受业的那种博爱情怀，影响并改变着每一个学生。
施瑞莲，我的数学老师，也是第一个影响并改变我思想性格的人。
我，是一个从小在汇龙镇长大的顽童，母亲大字不识一个，父亲初小二年级文化。所以，自身教养很不够，顽劣性格很突出。
十二三岁的我，仍然处于不明多少事理的阶段。由于喜欢小说，常常在数学课上不认真听课，被施老师多次逮到并受到了严肃的批评，但是就是没有改正的行动。直到第一学期期中考试，我的成绩因自己的行为而付出了代价，施老师把我们几个考试发挥不理想的同学一同叫去面谈。她看了一下我的试卷，带着严厉的眼光和揶揄的口吻说：“你课上多看看小说吧，那样就不会错了。”虽然年纪尚小，但在大庭广众之下这番批评的话语，对我的自尊心的打击还是蛮大的，自此之后，我好像开窍了。我憋一股气，不管数学课，还是非数学课，一定认真听课。
上世纪七十年代，对学生政治表现的衡量，往往通过劳动态度来评介的。由于是城镇的孩子，父母的宠爱，懒惰是一个显著的缺点，自理生活的能力较差，什么事都不大会做，也不大愿意做。施老师不止一次地公开批评我，劳动态度不端正，我相当的不服气。只是在批评我的同时，施老师还是手把手具体指导我如何使用劳动工具等等，并且耐心地鼓励我，要求我思想上求进步。在她的春风细雨的引导下，我的劳动态度得到了端正，缺点渐渐地得到了改正。
施瑞莲老师的循循善诱的教导，正是一个教师的博爱情怀布施，也是一个启中人的敬业精神的具体表现。
稀里糊涂地度过了两年半的初中生活，高中也就顺利地被推荐上了启东中学，并编入城镇班。
谢淼轩，高一时的班主任兼英语老师，苏州人。尽管他带着全是光圈的眼镜，但看书什么的还是要将书本之类的读物放到离眼睛大概十厘米的地方才行。身高一米七弱，走路昂首挺胸。在老师中，威望很高，都叫他谢老，在教我们不多久便入了党，这事成了我们班的大新闻。
他对于学生的爱护常常体现在细微上。我是一个生长在在彩臣老街上有名的穷人之家的孩子。谢老师对于我的困难了如指掌，所以，高中的学费他都帮我免掉，按照规定，学费先交，然后再发还。他怕我不能将钱交给父母，每次都是骑车亲自送到我父母手中。我也高度近视，每次集体看电影，谢老师总是在发电影票前留一张前排位置给我，真是让我心存感恩。
谢老师的博爱情怀可以体现在对每一个需要特别关怀的同学身上。我班的刘宵伟，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女生。那时学农学工等体力劳动特别多，刘宵伟常常要请假，男生对此颇有微词，在那个年代，劳动态度差足以影响到一个人的政治前途。为此，刘宵伟同学也尽量带病参加劳动。谢老师就让她休息为主，做一些轻微的辅助活。
那时的老师的威严相当不足，我们虽然是一个十五六岁的高中生，但还是显得稚嫩和不明事理，在那个年代，顽皮的我们可以分分秒秒合伙作弄老师，甚至当着老师的面只称呼姓名，谢老师对此总是表现的十分坦然。
谢老师在无法与整体的顽皮学生周旋的情况下，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方法。
那时我的言行在同学中算相对收敛，其实纪律观念、劳动观念依然十分淡薄，记忆犹新的是，有过好多次，谢老师利用中午让我到他家，跟我谈心，给我讲道理，鼓励并要求我追求上进。在他的循循善诱下，我和同龄人比，在心智的成熟上略早一点，这也许是我能在学习上比同学走得快一点的原因之一。
现在回忆起来，老师的人格如此的高尚，感染的力量如此的强大，潜移默化地深深影响并改变着一个个学生。
启中的发展个性决定了我人生努力的方向
整个初高中学习没有任何的走入正轨的过程，所学的内容完全跟时政关联，语文叫政文，一个物理原理老师倒来倒去地重复讲一个星期。尽管如此，初高中学习仍是我人生腾飞的最重要的起点。
初中阶段，我的写作特长显得突出了一点，初一施秀芳老师，初二陆新民老师，常常将我的作文当做优秀作文介绍，
高中阶段，我的这个特长似乎有了用武之地。这是一个以政治为中心的年代，高中的一切都是围绕各项政治活动展开，各班的班主任都各显神通，各施其能。生动活泼的活动本身反而使得学生的兴趣和特长得到发挥。那时的黑板报，无论是班内的，还是校内的，各班都在美工上比高低。谢淼轩老师则在黑板报右侧划出一小块，专门让我写小评论。我每天晚上写好，第二天一大早就交到谢老师手里，他略作修改后，即刻抄写到黑板上。成为高一（9）班思想教育的亮点。
陆纯甫，高二时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一个直接影响我的人生之路选择的导师，陆老师，标准的男中音，说话浑厚有力，言谈举止稳重儒雅，酷爱写作，尤其是写诗，他写的诗——《比目鱼》，我印象深刻，具体的记不得了，但诙谐幽默的语言使我禁不住笑出了声。由于我的写作特长相对较突出又对此有兴趣，陆老师就引导我学写诗歌。
高中即将毕业时，大概1977年五月份左右，陆老师在班上说，马上要恢复高考了，大家应该早作准备。陆老师的提醒，使我在高中毕业后待业的两个月里找了一些书，并复习了一下。后来由于没有进一步的高考信息，就中断了下来。等到恢复高考的正式决定公布后，我手上多少还有几本书。陆老师提供的信息，似乎又使我先人一步。陆老师在文学上对我的指点使我在1977年报考大学时选择文科。
在这两位班主任的费心费力下，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年，我班邓元华，陈世黎、陈豪、杨莉平、顾婓标、茅勤和我共7位同学考上大学，而全校10个班共考上21位。
尽管文化大革命对启东中学的教育教学冲击很大，但她积淀的文化底蕴一直留存着。
倪有礼，启东教育界的一位重量级的语文兼历史老师，对于教育教学的规律把握极其精准。我能在高考的历史试卷上从容面对，就是因为倪老师考前的完美辅导。记得考前那天他对我们说：“明天就要考试了，有几个方面的问题我不放心，你们今晚来学校，我再说几个题目。”那时是大冬天，我脚上全是冻疮，不过我还是顶着寒风去听课了，倪老师讲了多少题我记不清了。但神奇的是，第二天的高考历史卷上有三四道题目被押中了，至今还有清晰印象的是“我国的三大发明是什么”“巴黎公社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对于“巴黎公社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的回答，倪老师讲了各有四点，所以答题十分顺畅也很自信。
因此，我能够幸运成为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生，完全得益于启东中学这片沃土的哺育。高校录取通知书到达的那天，是我去启东铸钢厂报到培训的第二天。可以说是高考的恢复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也可以这样讲，启东中学的厚重的文化底蕴引领我走向了不一样的人生方向。
启中的砥砺前行激发了我人生奋斗的豪情
我进入初中到高中毕业的四年半，已是文革后期阶段，虽没有剧烈的文攻武卫，但政局一直处于动荡不定的状态。老师们在这样一个忍辱负重的年代里，依然砥砺前行，与时局周旋。
进入初二不久，浓厚的教育教学氛围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始被逐渐冲淡，大字报重现校园，工宣队进驻并完全接管，师道尊严荡然全无。学校老师常常放弃课堂配合各项政治运动，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学工、学农和学军，无休止地看样板戏，各班也花大量的时间排练样板戏。根据当时形势和要求，学校组建了电报班、文艺班，学生还要去生产队与农民开展小靳庄赛诗会等活动。
高中阶段，我所在的高一（9）班在学校赫赫有名，谢淼轩老师利用他的专业特长，指导顾婓标、陈世黎、杨莉平仨同学演出了英语短剧《Xinhua  Bookstore》，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旗帜下，能用英语对话是个稀罕事。谢老师的引导直接促成顾婓标在考大学时选择英语专业。
学农劳动在那时是个常态，学校要求与农民拉近距离，谢老师根据同学的特长，组织了拉小提琴的黄群、善舞的朱家平、练美声的杨莉平排演了一个拉唱跳节目，在出工前或收工后进行表演，生产队长也往往炒一点蚕豆慰劳我们。
谢老师还时不时将日语的一些知识穿插在平时的劳动实践中。
在这样一个近似疯狂的年代，我们的老师依据形势的的需要，不断地将自己的理念、理想巧妙地布施到可以布施的领地里，这是怎样的一种伟大啊！
现在想来，老师们的这些影响，一直贯穿于我的初高中学习中，不管当时的形势如何的波诡云谲，初中和高中每个寒暑假，我都能保质保量的完成老师布置的各项作业。
在复习迎考的1977年冬天，学习没有书本，除了想方设法去讨各种的讲义抄录，作业就用复印蜡纸刻录；复习没有时间，就在打工的间隙看上片刻；家里没有电灯，只能就着煤油灯学习。寒冬中手上的皲裂、脚上的冻疮没有让我有懈怠之心，打工利用空闲复习被车间主任训斥没有让我放弃。终于守得云开月出，收获了高考成功。
老师们的逆境中前行的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使得我有了“扎实”的学习基础， “认真”的做事习惯，成就了我，1977年我叩开了大学之门。
（二）心安启中守初心
江苏省启东中学原本是一个偏僻角落的农村中学，从名不见经传的弱校，一跃成为名震遐迩的强校，都是一代代启中人奋斗得来的成果。启中从蛰伏到腾飞，与每一代启中人不计名利、默默耕耘密不可分。在启中数年学习生涯的耳濡目染下，启中人“不管风吹浪打，我似闲庭信步”的精神不知不觉地被我贯穿到了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去了，尤其是班级管理的细微之处中。
——洞悉学生动态，拧紧三只螺丝
2018年10月3日晚，1999届的十位同学聚在一起聊天，期间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回忆各自的高中生活的点点滴滴。沈科同学至今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我能及时无误掌握他们在背地里犯的的各种错误，而且精准到他们无法逃遁。道理很简单——手勤、腿勤；眼勤、耳勤、脑筋。
1981年秋，我第一次担任班主任工作，当时带的是初中，怎么带的问题直接摆在了我的面前。我采取了“三盯”的办法，我将这“三盯”称为“拧紧三只螺丝”。“一盯”学生，及时发现学生在学习和思想上的问题。当时班上有两位女体育生，经过一个月的了解与观察，季选平同学虽属农村贫困学生，但学习自觉，严守纪律；而另一个却属问题学生。由于体育比赛的需要，这两个学生都要停课参加训练和比赛，也由于训练和比赛，经济上的开销也很大。对于两人落下的课程，我同任课老师协调时间，尽快给她们补上。由于她们都是寄宿生，又是体育生，年纪还小，生活上的照应是必不可少的，可是我自己在生活上是个马马虎虎的人，当时只能凭着自己有限的生活经验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同时为两人全力争取到了最高限助学金。三年中，季选平同学由于不懈努力，成绩优异，当年达到了中专录取分数线。在当时，如果能够上个中专，将户口转出，跳出农门是考生和家人的共同期盼，但季选平同学未能如愿。为此，我找到情绪很低落的她，跟她谈出路。我在安慰她的同时，让她放远目光，积极鼓励她上高中，实现自己的大学梦。三年后，她如愿考上了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现在已成为我们学校的业务骨干。而那个问题女生，在训练与学习上均表现出怕苦怕累的思想，为此，我在训练、补课和作业上每天跟她掐时间。只是该生一贯好吃懒做，在学校实施了多次的偷盗。我发现后，出于保护其本人并未扩大影响，而是立即与她的父母取得了联系，快速地解决退赔问题，并对她进行了严密的管控，由于处置得当，效果明显，这位学生平稳地度过了三年。“二盯”任课老师。那时我几乎每天晚办公之后，都要到数学外语办公室那里，去查看学生的作业情况，如有测验，一定是盯着任课老师将试卷阅完，并将平均分算好。回到宿舍，拿着分数分析比较，第二天除了招谈学生之外，还跟任课老师商议解决问题的方法，以致任课老师见了我都有点怕。“三盯”家长。由于我和大多数学生都住在城区，上下班会经过不少学生的住所，加上原先熟悉的也多，所以只要时间许可，我就会在学生家门口停留一下，简单地通报一下情况。寒暑假则骑着车去了解他们的学习与生活情况。通过三年的努力，学生在学习上有了大收获，班级的中考各项成绩都名列全校第一。
2002年秋季开学，我第一次开始担任年级组长，并担任实验班的班主任。这是我校由十二个班级变为二十个班级的大发展的第二年，这三年，是风雨兼程的三年，是负重奋进的三年，是时乖命舛的三年，是酸麻苦辣的三年。由于扩班本身就使得生源质量大幅下降，而一大批学习习惯差、学习品质差的外地借读生又慕名而来。同时大量教师跳槽，师资严重缺乏。物理教研组出现了老师每人上四个班，甚至上五个班的情况，大家只能中午、晚上加班加点。我与全年级组的老师并肩作战，克服了种种困难，确保了教育教学秩序的正常进行，使学校顺利地渡过了难关。
即使是实验班学生从入学那一刻起，无论是跟已经在校的学生比，还是跟后来入学的学生比，生源质量都是最差的。而自主能力差、学习基础中等偏下的学生都被塞进了实验班，可以说，当时实验班的学生成分之复杂，问题之棘手也是无法形容的。我与实验班的其他老师密切配合，更是放弃了休息时间进行培优补差。平时充分发挥班团干部的作用，发动他们将发现苗头性的问题及时报告，力求早发现，早处理，而且一抓到底，一着不让。有个同学私下问我：“我们昨晚的事情，你怎么第二天一早基本上就知道了呢？”高一的时候，我发现班上学生有上网吧的问题，便及时招谈了学生，并请家长到班召开了主题班会，大家一起摆事实，讲道理，使同学们充分认识了上网吧的危害，明确自己肩负的责任，有效地制止了这一现象的漫延。同时，班级管理实行常规化，每周一次班会，每月开展一次师生谈心活动，定期对班级中存在的问题通报，督促相关同学及时改正。表扬鼓励先进，激励全体同学永远保持旺盛的正气。
在扎扎实实的辛苦下，全班同学在学校的各项活动中各展风采，各施其长，不但班级的黑板报评比屡屡得奖，而且学校的辩论赛中的最佳辩手，校篮球赛的季军，启东市乒乓球赛第二名均花落实验班。实验班学生不但头脑灵活，动手能力也十分强。这些成绩的取得又使同学们进一步树立了自信心，增强了集体的荣誉感并且反过来增强了学生学习的进取心和拼搏精神。班级的学习生活也因此处于良性循环之中。数理化生竞赛先后有18人次获省一等奖，37人次获省二等奖，31人次获省三等奖，耿晨曜、顾力入选国家奥赛冬令营。顾力同学还入选化学国家奥赛集训队。先后有2名同学被保送清华大学，1名同学被保送北京大学，1名同学被保送上海交通大学，2名同学被南京大学强化班录取。而且竞赛上取得的重大成绩并没有拖累整个班级的学习，高考中，又有6名同学考上清华北大，三分之二的同学进入“985”“211”高校。2005届的整个高三年级不但度过了最困难的三年，而且在高考中成绩显著，延续了学校辉煌，600分人数和平均分处都于理想的名次和位置。
2017届是我教师生涯中的第10届高中毕业班，也是我的收官之作，应该说，这一收官相对完美。有学生说。当初进班级后看到一个老头带着一份失望，一份畏惧，但三年下来，他们觉得我更像是个老顽童。
由于学习环境和谐，气氛轻松，学生的学习效率得到了稳步地提高。2016年，我班在全省学业水平测试中，有19人获得4A，占全班40人的47.5%，人均加分3.7分，2017年高考我班语文均分除开实验班和文科强化班，名列年级第一，班级平均分以0.9分的差距屈居第二。一位同学达到404分。两位同学考入上海交大。
虽然成绩似乎并不靓丽，但是自己的付出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心里有了一丝安慰。
——倾注热情关爱，疏导学生心理
1988年秋季开学，我第一次担任高中班主任的工作。正是这样一个班级，使我对如何做好班级管理有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和认识。
    这是一个刚组建的高二文科班，整个班级思想混乱，纪律松散。不少老师私下告诉我：全班近六十个学生中，有一些经历特殊的学生，如精神分裂症者、自杀未遂者、偷盗者，还有虔诚的教徒。
    在这两年中，大的波折有两次。第一次是刚开学的九月，学校发生了盗窃案，经公安部门侦查，我班有五位同学参与其中，在全校造成了较坏的影响。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一位同学在接受公安侦讯的时候，又利用课间操时间到教室再次盗取同学的钱款。最后为首的两个被清除出了学校 ，其余的受到了程度不等的处分。但在这些同学被处分后，我立即请校领导来班进行法制和纪律教育，同时又分派纪律、学习都过硬的同学对他们开展“一帮一”活动。我也给了他们最大的人文关怀，一切向前看，从不加歧视，平时不断地肯定他们的进步，到使他们有了前行的信心。经过一段时间的传帮带，三名受处分的同学，一个当选为班干部，工作颇有成效；一个在校级班级等集体活动中表现积极，在第一学期期末考试中，成绩跃进了十多名；另一个则在纪律上能严格地约束自己了。我对他们的信赖，使得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得到了恢复。
在这一风波之后，我特别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对班级中有隐患的学生展开了较长时间的关注和心理疏导工作。
  当时班上有一个脾气躁、能力强、学习好的女生，但她与父母关系一直比较紧张，以至屡有轻生言语(初中时有轻生的举动)。家里反对她与男同学广交朋友，她就是对着干，时有不告而别的情况。为此，我与她进行了多次交淡，每次交谈我总以信赖的口气询问，并明确表示相信她有处理好各种问题的能力。在这样的心理攻势下，她也以信任的态度心平气和地跟我交换意见。几经交谈，事情得到较好的处理。最后，她对我说：“其实，跟我父母没什么好吵的。”后来，她又安慰我：“浦老师，你放心，不会出事的。”我对她的信赖，使她愿意谈出真心话，拿她自己的话来说，则是：“跟浦老师谈话，真是痛快!”
第二次波折是高考预考的失利。由于学生的学习习惯不佳，学习基础又薄弱。1990年5月的高考预考遭遇滑铁卢，全班58位学生最后只剩下37个。面对来自社会、学校的种种压力，尤其是每天看到教室后一大排空课桌，班级气氛十分压抑。一位同学还写了一首诗歌，充满了悲伤之情：“狂风乱卷出清宫，三年寒窗一场空，愁思滴血在心头，点点清酒下瓷盅。”不少同学在交谈和随笔中说：现在回家，总是喜忧交织。还未进家门邻居就说：“哟，大学生回来了! ”说得你不喜不怒，却有一份尴尬和担忧，虽然知道邻居并无恶意，但你却不得不考虑将来考不上大学怎么办，怎么向家里交待。学生带着这样的压抑感去学习，就显得步履艰难。面对有着这样心情的学生，我首先尽自己最大可能去减轻学生心理负担。我通过多次班会、不断个别谈心，帮助大家寻找问题的原因，指出前行的方向并给予同学们必要的安抚和信心，同学们很受感动。一个同学在随笔中写道：“古人说得好‘知耻而后勇’，拼了！”另一个同学则写道；“班主任老师态度很坦然，他没有责备我们，这反而使我们感到很不安，感到愧对老师。”还有同学写道：“班会上，当老师说到现在你们的压力很大，有来自家里的，有来自社会的，当时，我感到一阵激动，眼泪差点掉下来。我觉得老师是这样地理解我们。”这样地去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当然取得了辉煌的高考成绩，37人中，80%的学生达省控线，北大、复旦等全国一流学校都花落有主，使全校上下大为惊讶。
2017年年初，在高三大概要进入倒计时一百天的时候，我班班长郁凯华也进入到了心理焦虑期，面对自己的学习排名与自己的学号长久不般配的情形，一向开朗活泼的她一下子沉默寡言起来。父母发现后，一时慌了阵脚，向我求教疏导的方法。在这冲刺的关键时刻，我首先及时与郁凯华谈心，聊我们的共同关注的歌星许嵩，努力打开她的心扉，排解她的焦虑。同时，通过微信，及时了解郁凯华每天在家的情况，不断给他父母支招，包括降低对孩子的期许度。也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高考前半个月，她母亲兴奋地告诉我，她的女儿又重现开朗了。高考超常发挥，考出了359分AB+的好分数，顺利地进入了南京中医药大学学习。
我的教学教育理念缩短了与学生的心理距离，更是赢得了同学的信任。2011届的黄莹莹在进入高三后，将QQ账号和密码告诉了我，希望我每天帮她挂上,以避免该号作废。我的乐观在同学中有着广泛的认同，并且大大地感染了学生，同学们说，有事找他只要听到他的笑声，就能知道他在哪。他们还发现，我办公室边工作边听最新流行的音乐，偶尔还能听到我跟着哼哼。上课时也常常拿新歌中的歌词来诠释道理。同学们一致说：“老浦心理很年轻。”“这种乐天派精神对于我们重点中学的高中生尤为重要。如果在遇到挫折时不能像阿Q那样Q—Q，就是‘戴着镣铐跳舞’，很难处理好学习生活中的矛盾。”
在启东中学上到学校校长，下到一般学生，对浦安彬都以“老浦”招呼他。学生当面这样招呼，让初来乍到的老师、家长感到很惊讶，老师都会很好奇得问：“你刚才叫他什么？” 学生条件反射地茫然答道。“老浦啊！”家长则直接责怪孩子：“没大没小，不懂礼貌。”“都这么称呼的么，亲切啊！”曾经有学生就急匆匆地过来说：“老浦！借点钱，我交一下学费。”讲台上的物理老师瞪大了眼睛确认了这个学生对我的称呼。曾经有学生因为有事找我，见到与我很熟的老师就脱口而说：“吾俚老浦在哪里？”让被问的老师笑得直不起腰来：“你们的老浦在哪里我怎么知道啊。”
这个称呼，上口外，亲切。一位学生在随笔中这样写道：“恕我很不礼貌称呼你老浦，但从我的心里我就是把你当作可以深交心的知心朋友。”
——把握教育规律  实现育人目的
作为一位语文老师，从初入行的懵懂无知到能够熟练地驾驭课堂，其间的奋斗看似平静，其实充满着坎坷与曲折，尤其是将课堂变成根植思想的阵地，将教书和育人完美统一是一门要求很高的实践。
众所周知，当前的教育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一方面素质教育喊得满天飞，另一方面应试教育愈演愈烈。你要坚持自己的理念，就要承受分数的压力；你去追求了高分，可能就违背了课堂本质和你的教学初衷。
    因此 积极寻找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平衡点及两者相衔接的教育教学模式，我觉得自己走得颇为艰难。一方面我积极运用教育教学的基本原理和现代教育理论，认真钻研新教材和新课标，认真备好每一堂课，上好每一堂课，认真批改学生作业，耐心细致地给学生答疑。在语文教学中认真按照教育教学的“六认真”和“四精四必”的要求，注重摸索语文教学规律，讲求教法，提高效率。另一方面我努力让课堂真正地担负起培育“全人”的重任。刘亮程《寒风吹彻》、钱钟书的《论快乐》是两篇文体不同、主题相同的散文，在我班上的每届高中学生，都要认真研读这两篇散文，因为这两篇文章从相反的角度证明了“人生是痛苦”的这个命题。文中许多的生活情节和生活思考是学生无法理解，难于产生共鸣的。课堂上我将文中内容通过列举许多与学生经历相似、为学生更易理解的材料，使学生对人生有了全新的认识。从此以后，“人生是痛苦的”这一观点在我班很有市场。我紧抓这一问题进行现身说法，我对同学们说，在我的人生道路上也遇到过挫折，心灵的痛苦可能比他们还多，但我是个乐天派，一遇不顺心之事，或走向大自然，或到同学中去，或埋头于工作，从中寻找快乐。这样，感情上淡化了它，行动上又遗忘了它。不少同学学习后写下了读后感，有的表示，他们对于人生的磨难已不再害怕；有的觉得，他们对于生活不如意会坦然面对；有的觉得，他们对于学习中的不顺会接受挑战。正是这种潜移默化的思想根植的教学，使得学生的心智渐渐成熟，逐渐学会去思考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并积极去寻找应对的办法。在这个教学实践中，我能准确地实践自己“关注生命，根植思想”的理念。一是让课程要面向学生的生活世界和社会实践；二是教学活动必须尊重学生已有的知识与经验，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让学生参与教学，让课堂充满创新活力；三是把教学过程作为师生交往、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实现教师角色的转变，实现课程与教学的整合；四是明确评价的本质功能在于促进师生的发展，体现评价的人文关怀。
    为更好地实现这样的教学理念，我还先后购买了50多册各类教育教学理论书籍，认真学习教育教学理论，更新教育教学观念。通过听讲座或自学，了解当代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积极将新课程的思想、方法贯穿到教育教学实践中去，并深入钻研。几年来，我先后撰写了30多篇论文，参与或主持了多项省市级课题。
    在当今这样教育流派纷呈，喧嚣之风盛行的社会，一些背离语文教育核心价值观的做法被推崇。我坚持不随波逐流。比如多媒体似乎已经成了课堂教学提高效率必备工具，通过观察和实践，我以为当前更多的已变成偷懒的借口，过多过滥地运用不但起不到高效的效果，反而降低了教学效果，甚至无效果。板书有多媒体无法替代的功效，你想，老师边讲边写，学生边听边记，在这个讲听记的过程中，学生的思维一直跟着老师的讲解转。而多媒体如果在教学时快速地过片，或设计上喧宾夺主，学生要么疲于应付，要么思维不能集中在课堂的核心问题上，这严重背离了多媒体的使用初衷，背离了课堂的教学规律，更与我的教学理念相去甚远。所以，对于多媒体，我不排斥，但少用、慎用是我的一贯坚持。虽然，在这样的多媒体滚滚大潮中，坚守课堂的平凡本色，多少有点另类。
2003年10月23日，我在无锡市三中为江苏省中小学骨干教师省级培训班的老师上了一节示范课，讲授庄子的《秋水》。当时有四位老师上课交流，我是唯一一个不用多媒体的。所以当我在做出这个决定时，大家都有一些担忧。面对这样的担忧，我还是集中精力研究设计如何实践我的教学理念。在同学的配合下，课堂示范最后得到了听课老师的一致认可，认为我的课最大的特色是用一支粉笔将课堂的本质——复合性、开放性、生成性和审美性诸特点揭示了出来， 是一节颇具特色的高效课。
（三）情安启中固本心
我的求学生涯中，有两次是冬天考试，春天入学，且都是人道路上的关键节点。一为小学升初中，一为高中升大学，又都是跟邓小平的浮沉直接相关联。当然，大学毕业也是冬天，在启东县永和中学过渡了半年就幸运地调回了母校任教。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将启东中学宁静平和的气氛打破了，但老教师们甘于清贫，求是向上的精神始终坚守如初。虽然办公桌陈旧破烂，办公室简陋拥挤，但每一位老师都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人人都是憋着一股劲去工作，老教师有时为了一个问题，挣得面红耳赤。那个时候，实行完全的坐班制，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都是办公时间，所以，每个晚上，办公室和教室每天都是灯火通明。当然谁也不会、不敢、更不能有一点懈怠。学校只要发现有影响教学的苗头出现，就会当面指出，如有不改，即便是寒假，也会被调离启中。所以，每年暑假前的考核，大家都提心吊胆的。教育教学的竞争开始出现，但都是平和的良性竞争，启中的文化氛围一直保持着那份宁静、清纯与温馨。
老教师的一言一行不断地同化着我，老教师们奋力向上的那种氛围改变着我。
进入启中的当年，我担任初一（3）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平行班共四个，班主任董菊卉、倪国冲（三个月后调政府后改由姜安飞担任）、我、陈辉，我们四人都是住校的，又都是教学新手。所以晚办公后，大家很自觉地聚在一起交流探讨一天的各班的情况，商讨下一步的工作打算。那时，初一英语每天都有检测，晚办公后，我们四人一定会一起到英语办公室找任课老师索要成绩，有时因为老师的繁忙，一时没有顾得上批改，那一定是在我们的看管下，拿出全班测验成绩后方可离校。
进入学校工作，正是由于教育教学刚刚踏上正轨，进入启中的青年教师特别多。学校十分重视新教师的成长。校长和教导主任们都会利用一段时间，跟踪了解每一位新教师的教育教学情况。许多时候，你拿着课本教案走进教室准备上课，就会发现或校长、或教导主任、或教研组长不打招呼地坐在教室里听课了，开始总会心慌手乱，但次数多了就习以为常了。犹记得黄来庭副校长，每次听完课后，都会当面跟我交流，指出优点和不足，提出改进建议。对新教师来说，这既是鞭策，又是鼓励，在这样的传帮带之下，我们快速地得到提升，很快地就能独当一面去完成学校布置的各项任务。
1984年秋，唐玉英担任启中校长，他十分重视青年教师这一群体，先后召开了各种形式的青年教师座谈会。其中，青年教师入党积极分子座谈会印象很深，唐校长细致地听取并记录了各位老师的思想汇报，对学校发展的建议，最后鼓励大家，奋勇争先。在总结时唐校长特意表扬了我的发言，至于当时怎么说的已记不起了。但这个座谈会，对青年教师的激励特别特别大。
在学校各项工作大踏步走向正轨同时，教师人数的不足、学历层次的不达标等问题十分明显，而大量新教师的调入无论从年龄、学历和知识结构上都不能适应新时代及上级各项指标的要求。学校为此积极鼓励老师通过进修来提升自己，尤其鼓励青年教师努力提升学历。
我自己也渐渐地感觉自己的功底十分欠缺，有急需通过进修提升自己的强烈愿望。为此，我向学校提出报考江苏教育学院中文脱产进修班的请求，当时，像我这样请求报考的对象有四五个，唐玉英校长十分犯难，都去进修，教师就缺额了，不给进修，学校学历层次难于提高。经过我们的不断要求，唐校长几经犹豫之后，果断地批准了所有人的报考申请。最后我和两位英语陈勇、朱金平老师同时考取，并于1986年9月赴南京脱产进修了两年。1988年7月回校后，我直接转任高中的教育教学任务，担任高二（3）文科班班主任。
单身青年教师婚恋问题成了学校领导的心头大事。由于教师仍然被定位在臭老九的阴影里，穷酸、老土仍是一个社会普遍的偏见，教师这一身份不大能被人待见，再加上严格的办公制度，青年教师很难有时间去约会。学校想方设法通过多种途径，利用各种资源，搭建多个平台，为青年教师牵线搭桥。校教工团支部每周六在食堂举办舞会，每年举办教工十佳歌手比赛。尤其是每年与启东县人民医院、启东县棉纺厂联合举办新春联谊会，以提供更多的青年见面的机会。尽管效果有限，但影响很大。
学校随着时代的前进，一步一个台阶走向辉煌，但在这样一个时代大潮中，个人的内心清净无法左右社会的瞬息万变。我从1981年来到母校任教至今。想当初与我一同走上工作岗位的有30多位同仁，而今仍能坚守在启中讲台的也只有一两个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代，虽然那时的老师仍然是处在“臭老九”的阴影中，地位仍然低下，处境依旧寒酸，但启中老师的恪守三尺讲台，努力摆脱困境的意志和毅力，我被顽强地带动着随着学校的发展前行，与学校一同进退。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学校利用教师节，为教龄满30年的老师颁奖的那个场景、那种尊师重教的氛围强烈地加固着我的内心。
那是个充满商机的年代，但是耳闻了经商的屈辱和无奈，目睹了朋友的艰辛和失败，看清了商海中的是是非非，总觉得商海的铜臭味与我的情趣相去甚远，经商既非我所愿，也非我所能。这样的直觉让我坚定了站稳讲台的初衷。
    那也是个拨乱反正的年代，在强调“四化”的前提下，党政事业机关选调干部的频率较高，面对改变社会地位的机遇，我产生过些许动摇，但见识了低声下气的奔波过程，领教了勾心斗角的官场现实，使我强烈地感受到那是一方看不见的战场，那种需要以自己的人格尊严为代价的交易既非我所盼，更非我所求。我牢牢地坚定了固守讲台的决心。
那更是个社会的择业观又一次发生巨大改变的年代，“水往高处流”，奔向大城市，追求高福利，便成了一股新的热流，本世纪初，学校因大量老师的跳槽，课务安排都很困难的情况。当时也有不少人或劝导、或鼓励，但我凭着数十年对学校的感情，看着最需要支持的学校，我没有犹豫，婉言拒绝了。也许现在看来，有许多方面跟那些跳槽的朋友有了很大的差距，但金钱本无多，知足全在己。商海不太平，我笨不擅长；官场太凶险，入仕少情趣；原本没能耐，跳槽没胆识，母校是我根，杏坛为我魂。这也许是不合潮流的道德认识，但这的确是由对学校的生命情感而产生的结果。
在启中从教38年，带了十届高中毕业班，班集体的最高荣誉是2005年4月，高三（1）被江苏省教育厅，共青团江苏省委员会表彰为优秀班集体。而我得到的最高荣誉有点相形见绌了。仅仅就是上世纪90年代启东市的记大功，记功，本世纪初的三等功，以及2017年的9月10日的“启东市园丁奖”。不少同事大为不解，也打抱不平。但我对此淡然一笑。也许是读了几本书，有些清高；也许是从小生于贫苦之家，有些自卑；也许是自小经历了较多的磨难，有些慎小谨微。但我不需要卑躬屈膝，也没有投机钻营之意，对于荣誉更是坚持不求，不要，不争，不抢的原则。
    在启中从教38年，在我的思想深处，对自己的定位是十分清楚的，好好做人。启中的简单宁静，帮助我去体现一个平凡之人的价值。我拥有平静心，秉持平常心，固守平凡心，甘愿做一片陪衬的绿叶或一棵不起眼的小草。
在启中从教38年，我既是在教书，也是在学做人。能够将启中情怀一届一届地传承下去，这应该是作为启中人的一个使命，而我基本做到了。许多我习以为常的事，却在学生心中成为抹不去的印记，有些方面，甚至能影响一个学生人格的形成。
1993届学生黄燕在2013年7月6日纪念高中毕业20年的博文中是这样写的：
“高考的第一天早上，我觉得喉咙不是很舒服，便起得晚了点。看快到点了，匆匆忙忙地赶向教室。走出宿舍大门的时候，碰到了班主任老浦。我心中担忧老师责怪——怎么都高考了，还不快点到教室呢？于是我对老师说，我喉咙不舒服。老师倒是没有像以前那样严厉，反而，笑眯眯地在那里感慨：我们的学生啊，平时练多了，临危不乱啊。到了教室，没多少时候，老浦就拿了盒润喉片，让我服用。 多少年后，想起这一幕，仍觉感动，感动于老师对学生的细微之处的关心。”
“在文科班两年，经历过意气风发，也经历过苦苦挣扎。得意时，是老浦提醒我：最近看你讲闲话的时候多了，要多花点心思在学习上。失意时，是老浦在鼓励我：放下思想包袱，这样你才能考得好。每当我进入低谷的时候，老浦总是对我鼓励的多，打气的多。有面对面谈心的鼓励，也有写在日记本上的鼓励。” “永远记得老浦在我的留言本上写下的你是一个伟大的‘穷人’！这句话。”
  20年前的细微小事，于我是再平常不过了，我也没有一丝印象，但他们却已深深地镌刻在脑海里。读着这些毕业了许多年学生的文字，让我心潮难平。
同样的，几十年前学生忘了的一些生活细节，我依然不会遗忘。1998年11月，学校期中考试和运动会，我因父亲病重请假去了上海。也许学生知道了我的情况，在这期间表现得尤为理解：徐夏峰同学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班这次期中考试600分人数最多，班级在运动会上获得了精神文明奖，大家以此来安慰我，让我十分感动。
在启东中学这个大平台上，我从一个稚嫩的教育教学新手逐渐成长、成熟，并走向成功
启中给了我一个平台，我为启中增光添彩——这是我的情怀，也是每一个启中人的情怀。
届近退休，学校喜迎90华诞，90岁，一个多么遥远的符号啊，而我竟然已经见证她的发展有45年了，回忆自己在启中的点点滴滴，心中不免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