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权力世界中沉浮的宋代理学家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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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王淮罢政看理学派如何上位。淳熙十四年末至次年3月间，高宗病故，孝宗传位于光宗，右相周必大取代左相王淮，而周必大时人视之为理学家群体的旗帜。
这一时期，王淮与周必大二相权力一消一长，直到王被罢，政治势力的改变，一直紧紧围绕着高宗故去殡葬礼仪之事在展开和发展。周必大《思陵录》记载：
“前晚予密入奏，谓虽是节假，岂陛下特御延和。……昨日果有旨，今日殿内奏事…王相颇怀疑，云：不成只叫某向前？予云：固当互陈所见，但不敢对展耳。至是遂于上前奏陈。予急截其语，云：对展有嫌。”
这一记载可见，孝宗信任周必大已远胜王淮，整个会议奏对是孝宗、必大君臣二人密定，会议主持控制局势的是必大，他可以直接“截其语”，对此，王淮自然有所察觉，上文是对“对展”的怀疑，而后又有对以何礼数初会参决太子的怀疑：
“予曰：譬之礼上，恐当叙拜，众以为然。而行首司云：堂甚窄狭，又设椅相对，不容拜席。欲南北向对。予以为不可，王相云：宾有礼，主则择。予不敢强，既而复自云：想是御前定此礼数。盖疑予持之，其心术类此。”
王淮的怀疑实有根据，必大也因此断定王是心机很深的人。正因如此，必大等与王淮的争执也是层层推进。最初是关于送高宗灵柩之礼，周必大建议援例遣“五使”，王淮则认为非入葬不应遣“五使”，这里的核心在于，如若遣“五使”，宰相任五使之一山陵使，王淮恐一去不复返。如此反复，至高宗灵驾启程前，三人留奏之时已可见清晰：
“刘遂云：左相疑逼其去，则不可复归，不如已之。予曰：然则某则当自请去。刘云：如此方可。既进呈，予亟奏：臣请去。上从之，且曰：别立使名如何？予奏：使名却小，且碍总护，只依此的例为是。王相见议定，然后云：陛下属臣亦可。上曰：不须。”——《文忠集》卷一七三
随后，攻击王淮的号角吹响，弹劾王淮“风俗委靡，人才不振”，以拾遗、补阙的职位攻去王淮。余先生在此做了一番小小的考证，试图证明拾遗、补阙这两个职位是孝宗、必大、许及之、薛叔似诸人事先有成义的配合行为，此处就不再介绍，一家之言而已。此后11天，《思陵录》记载：
“晚得报，是日延和奏事右遗许及之…….论弣庙后当新政事，近日风俗委靡，人才不振。上谕：今有事但预言，在卿不失为良臣，朕亦无过举”
随即两个月后，
“午后御前封薛叔似文字，付王丞相，遂入奏，乞罢政，迁出班下。”
“乙亥延和坐。是日御批王相奏札云：可除观文殿大学士，判衢州。止于一押而已。”
总之，孝宗“一押”即不加挽留，周上王罢的局势非常明显了。然而，为什么周必大等要如此大费周章以殡葬礼仪之事才能排挤直至罢黜王相呢？
一因王淮为相，支持率较高，又无过错，孝宗要罢他也不能师出无名；二因王淮所持“安静政策”是太上皇高宗与孝宗之间的协议结果，孝宗也不敢轻易更改，而高宗一死，王淮相位才真正遇到威胁。王淮身为官僚集团最大领袖，阻止理学团体进入权力世界的核心是他的责任，不容他轻易放弃。孝宗等人也难以以朝政理由轻易罢黜王淮，拾遗、补阙的建议就正是一道方便之门。
所以，权力世界的争夺依旧要用权术，要遵循权力运行的规律，即使是理学群体亦不可避免，反观王淮罢相的过程，权术运用手段如此精妙！然而手段毕竟只是手段，它绝非取胜的决定因素，如此隐晦、取巧的也只是个人罢相，而权力之争从来是势力之争、实力之争，不在一人一职。罢相对理学群体而言意义也不过如此。
四、从周必大其人看理学家上位的真实结果。
周必大何许人，是理学家集团的第一位政治护法！他深得孝宗信任和支持，与同时代的理学领袖有很深的交情，尤其是当时的理学四大宗师，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他们在学术思想上相互尊重，在政治上彼此支持。故而，必大之上位被视为理学家上位的标志，然而，果真如此吗？周必大与理学团体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首先，从学术思想方面来看。
周必大与张栻有一场关于“知与行”的辩论，深刻反映他们之间的思想差异和政治文化分歧。周必大认为“道学”调门过高，只有极少数“上智”才能践行，比如朱熹、张栻等人，多数人可能“徇名忘实”，甚至“相率为伪”。针对张栻所言“知则无所不能行”之说，必大驳之：
“知与行之说，具晓尊义。鄙意盖有激而云。观嘉佑以前名卿贤士，虽未尝极谈道德性命，而其践履皆不草草。熙宁以后，论圣贤学者，高矣、美矣，迹其行事，往往未能过昔人。至于近世，抑又甚焉，虽其间真学实能，固自有人，然而上智常少，中人常多，深恐贪名弃实，相率为伪，其害有不可言者。且孔子善诱不倦，而二三子犹疑其有隐，则其诲人固有先后，未尝一概语以极致也。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则学者进德，亦有次第，未敢骤以圣贤自期也。此事要非会面莫能尽。——《文忠集》卷一八六”
关于“知则无所不能行”之说，朱熹、张栻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认为：
“知则无所不能行。此语诚未完，知有精粗，行有深浅，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南轩集》卷一九
由此可见，周必大实则代表了重治道的儒学主流，张栻、朱熹则是理学新潮。张栻等对周必大提出的疑问实际也是认可的，而必大对张朱的敬重也是真切的。周必大认为学者以儒学为道深入学习必会“合乎内外之道”，理学所提倡的先内后外虽有可取但有危险，学者会自以为见道而自负以至圣贤境地，他提醒张栻等人要防此流弊。
对此，时人张栻、陆九渊等人已认可周之担忧和批评，张栻答必大书中言：
“所谓晚辈假先儒之论，以济其私者，诚如所忧。”
陆九渊亦说：
“然此道本日用常行，近日学者却把作一事，张大虚声，名过于实，其人不平之心。是以道学之说者，必为人深排力诋。”
可见,反对道学之虚之伪，反对道学为门户的立场双方其实一致。
周必大与朱熹亦有一场公案，借为吕夷简反案一事讨论。为吕夷简翻案是件非常有趣的事，具体事件此处不做详解，有兴趣问度娘。我们只看此事中的朱周二人，朱熹、周必大均已至老年，又值庆元党禁，闲在家中。二者在思想上始终有距离，早年从政的经历，双方互有不满同委屈。周必大一面被斥为庇护道学群的罪魁祸首，一面又遭道学群体批评太过软弱妥协，周自己则认为政治上的失败与道学树敌不脱干系，加之他本身就反对道学立门户之做法，吕夷简翻案一事其实就是周必大为自己辩护的行为，以证其“浑涵精深，期于成务”。朱老夫子对此极其愤怒，其为之奋斗殚心竭虑一辈子的“道”字何以到周大人处就见不得人了？？？尽管朱子深知必大对其门下之士恃道傲人的表现有不满，但仍不能谅解必大在伪学之禁正严的残酷时候仍不放过道学二字，俩老头子拗上了。实则，必大对朱熹始终敬重，他不过同时人一样认为道学流于伪学，是因其拔得太高，少数高人诸如朱熹等确可实践，但多数人实践不了，故流于伪，事实上，我也以为这个看法是相当中肯的。
不过朱子的委屈与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晚年朱熹给必大的信，实在有趣又紧要，不忍舍弃，现录一段：
“唯是所与子约书中，疑“学道三十年”为后学之言，则熹深惑焉，而尤以为不可以不辨，不审明公何所恶于斯言而疑之也。以道为高远玄妙而不可学耶？则道之得名，正以人生日用当然之理，犹四海九州百千万人当行之路尔。非若老、佛之所谓道者，空虚寂灭而无与人也。以道为迂远疏阔而不必学耶？则道之天下，君臣父子之间，起居动息之际，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顷刻而暂废。故圣贤有作，立言垂训以著明之，巨细精粗，无所不备。而读其书者必当讲明究索，以存诸心，行诸身，而见诸事业，然后可以尽人之职，而立乎天地之间，不但玩其文词，以为缀辑纂组之工而已也。……..若谓欧公未尝学此，而不当以此自名耶？若欧公之学虽于道体犹有欠缺…...恐亦未可谓之全不学道…..也。…….故熹之愚，独有未能无疑者，是以不敢默默而不以求正于道。所恨伪学习气已深，不自觉其言之狂妄，伏惟高明恕而教之。”——《答周益公书》第三书
瞧瞧！学的理由如此充分！你周必大还要说什么？我多年伪学，不知不觉又狂妄自大了，您高明，请教请教！！
其次，从政治关系方面来看。
理学家在政治上相当信任和期待周必大，淳熙七年，吕祖谦企朱熹复出，把希望寄托在必大身上，朱熹也对必大另眼相看。理学家在“义理”问题上虽然十分执着，但在政治问题上却有着职业官僚的基本素养“从权”，况且，朱熹一贯反对用“义理”为决定政治人才的标准，识见相当通明，朱、吕完全能够接受理学以外的儒者作为“得君行道”的中心，从而支持和信任与他们在学术思想和政治理想方面相近的周必大。
然而，正如他们在学士术思想上分歧一样，在政治关系方面，也存在现实政治的考验。淳熙十五年，周必大继代王淮执政，理学家与之很快形成政治联盟，但很快不到两年周必大就仓皇而去，我以为这失败与理学群体的流弊脱不了干系。
周必大执政期间，官僚集团对理学群体的的攻击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林栗劾朱熹”事件，此事严重影响了周必大与理学群体的关系，“林栗劾朱熹”事件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以“道学定罪”，直接导致了之后的庆元党禁，林栗论《易》驳邵雍，论《西铭》斥张载，从经学的立场直捣理学大本营，他与朱熹分别代表了宋代儒学旧统与理学新潮，针锋相对，这里我们不去细论他们所持的义理观点，我们只看当时政治局势。很快，林栗从思想敌人转化成为政治敌人，在必大执政之初，与王淮一系合流，意欲以“道学”定朱罪了。而周必大上任伊始，朝中政治实力薄弱，以朱门弟子所言“王丞相秉政日久，士多失职；周益公既相，拱嘿无所预”，似乎也无所作为，或者也是确难作为，然即便如此，“王党”一派依然攻击周必大为“周党”，将其与道学群划为朋党，可见王淮一派势力强大，周实在无还手之力。朱熹等理学群体也因此对周必大多有怨词和批评。
读完此节，非常好奇，所谓“王党”一派为何能够实力雄厚，拥笃者众多？他们的思想基础、理论根源是什么？周必大一派亲近理学集团，他们的思想基础与王党有何区别和分歧，仅仅只是儒学旧统与理学新潮之争吗？余先生称“王党”为官僚集团，似乎他们是权力之争，而理学集团则是为了理想，为了推行其思想为首要，果然？余先生对后者分析良多，对前者的思想根源、理论秉持则涉猎甚少，而我以为，宋代为官者，皆为儒家士大夫，仅仅以权力之争的官僚集团来划分理学的对立派似乎并不妥帖，权力之争的潜规则并不足以解释士大夫的政治取向和思想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