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最伟大的摇滚歌手，竟然是一个韩国人
中影指数： 摇滚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激情？一种对固有价值体系的反抗运动？对压迫与不公的愤怒表达？还是，不加节制的性、酒精和药物的滥用？对俄罗斯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来说，这些或许只是我们对摇滚的刻板看法，至少在苏联，这一切都和摇滚不相关——《盛夏》
摇滚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激情？
一种对固有价值体系的反抗运动？
对压迫与不公的愤怒表达？
还是，不加节制的性、酒精和药物的滥用？
对俄罗斯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来说，这些或许只是我们对摇滚的刻板看法，至少在苏联，这一切都和摇滚不相关——
《盛夏》
20世纪80年代初的列宁格勒，正值夏日，韩裔青年维克多·崔在一片海滩认识了他的偶像，“Zoopark”乐队主唱麦克·诺门科。
在后者的帮助下，维克多组建乐队，在摇滚俱乐部里争取到演出机会，录制唱片，与麦克妻子娜塔莎互生情愫，之后，他离开麦克去往了莫斯科。
没有发生多少激动人心的事，如同我们度过的那每一个盛夏一样，日子平淡如水地行进着，偶尔泛起的爱情波澜，也在当事人对友谊和忠诚的顾虑中，归于湮灭。
影片根据娜塔莎的回忆录改编，在真实的世界中，维克多·崔后来取得了璀璨的音乐成就：他的乐队“Kino”成为东欧影响力最大的摇滚乐队，而维克多本人，亦获得“苏联摇滚教父”的美誉。
电影并不关心这些成就，却把它的重心，放在了维克多成名之前，那段再普通不过的日子之上。
比如在火车上，他们乐队被一个醉鬼指责“唱敌人的歌曲”，乘务人员还要将打扮张扬的一位乐队成员赶下列车，在一段充斥着愤怒的音乐中，几位青年和对方大打出手，场面非常中二热血。
还有乐队初登舞台时，受到观众们热烈的欢迎，唱到高潮处，群情激越，人们都跟着节奏挥舞跳跃起来，连文化部门的保守官员，也不再顾及身份，加入激动的人群。
然而，这些都只是些臆想。
一个频频出现，和剧情无关，时常对着镜头说话的角色，总是在这些激情场面将要结束时，向观众举起一块写了血红大字的牌子：这些，都没发生过。
真正发生的是什么？
乐队成员乖乖就范，被乘务人员扭送下车。
正襟危坐的演唱会，听众从头到尾都没有激动，还露出不耐烦的表情。
因为，80年代初，苏联正处于勃列日涅夫的统治之下，西方的自由精神，在这里尚未找到生存的土壤。
偶尔冒出的一点反抗苗头，都是极其微小极其柔弱的：一位女听众，用一块画了爱心的牌子向演唱者表达喜爱之情，很快便被工作人员制止。
要想演出，就得投人所好。
为了获得演出许可，维克多的乐队不得不将他们的歌曲，解释成对“不良”社会现象的批判，解释成为工人阶级发声。
如果一定要在与既有价值体系对立的维度上来理解摇滚，那么与其说苏联摇滚是在对抗什么，倒不如说它是在狭窄的文化空间里苟且偷生。
尽管《盛夏》如此明显地对那一段时期摇滚乐队的处境表达了同情和哀叹，但导演谢列布连尼科夫并没有将这种艰难的处境作为整部电影表达的重点。
虽然摇滚总是难免和环境发生摩擦和碰撞，但摇滚并不是需要树立起敌人，才能获得自身的存在价值。
作为音乐，摇滚在自己的内部寻找价值。“我是一个懒惰鬼”这句歌词后面，是否需要加上“妈妈，妈妈”。创作者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美学层面的具体问题。
这种价值如何让观众感受到？导演选择的是不说话，弱化剧情，尽量多地呈现表演现场、音乐聚会、创作和录制过程，让观众直观地去体验音乐本身的美妙。
毕竟，摇滚也是一种生活。
维克多和麦克，因为摇滚更贴合自己的心性而从事摇滚，这是一份工作，像从事别的工作的人一样，他们活在庸常之中，跟最淳朴、最世俗的情感打着交道。
乐迷们，则从聆听之中，从与其他乐迷的共同相处中，寻求快乐。这同样是一种最普通不过的快乐，平淡，像日常中别的快乐一样，忧伤是它的底色。
摒除掉人们加在它上面的种种标签，摇滚本身并无光环。它不过是一群喜欢自由与诚挚的人，试图过一种自己喜欢的生活。
这种愿望是如此微小，导致任何一个情感较强烈的词汇，都可能是对摇滚的误解。
抗争、激情、愤怒、混乱，乃至理想，本质上都与摇滚无关。
它是似水的柔情，快乐的哀歌，伤感的欢唱。三五好友，共处一隅，听着弹唱，喝着啤酒，思考自己的处境，更近于一种安慰，却远不是什么浪漫诗意的情境。
它是日常繁忙里的一种休憩。在这短暂的快乐休憩中，生活的困惑和不顺遂仍然袭扰着我们。即便事事顺利，处于音乐聚会上的人，也仍然会因为缺乏激情而隐隐感受到一种缺憾。
就此而言，我们甚至可以说摇滚是激情的反面，它们诉说的，始终要么是激情不再（对激情的追忆），要么是激情的尚未到来。
整部电影一直流露着一种淡淡的感伤情绪，一方面，这与当时的文化环境造成的憋屈有关，另一方面，它事关导演所认知的生活真相：美好都在日常中，而再美好的日常，每时每刻都在离我们而去。
1990年，28岁的维克多因车祸意外身亡。第二年，36岁的麦克也离开了人世。
《盛夏》，这部在2018年第71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提名的影片，在戛纳首映时，导演谢列布连尼科夫因受到软禁而无法前往戛纳。
而在前一年，这部电影还因为谢列布连尼科夫被控“挪用公款”而不得不中断拍摄。
他有理由愤怒，但他却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力图向我们呈现一种乐坛风云人物的生活真相，一幅苏联摇滚乐的真实地图。
他没有过分地去渲染情绪，因为现实中并没有过分的情绪，这种情绪不被现实所允许，以影片中几位主人公的心性，也不会生出这些情绪来。
追根究底，谢列布连尼科夫是一个温柔的人，他不相信过于磅礴的情感，亦不会对这些情感抱有多大的兴趣。离开这些情感，摇滚仍是摇滚。
或许他想借这部影片说的是，艺术工作者所做的，只是想为自己持守一片窄小的自留地，为何却要遭受世人的种种为难？
《盛夏》之后，我们该如何看待过去那一段段传奇，那一个个曾叱咤风云的艺术家们？我们应该首先摘下他们头顶上的光环，因为再伟大的传奇，也生活在庸常中。
而唯有从庸常中，才诞生出杰作。杰作需要我们直接地去欣赏去体悟，至于传奇，对我们理解这些作品，并无帮助。
文|小冷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