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擒住轨之斜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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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海铁路经过我的村子，像一把匕首穿过村子的心脏，将村子分割成东西两边。
东边是活人的世界，西边是死人的世界。
黑夜拉下她神秘莫测的暗幕，火车擒住轨，呼啸驶来时，东边的活人和西边的死人都感受到这唐突无礼的颤动。
东边的活人并不常常去西边，也并不避讳去西边。西边除了埋葬村子历来的逝者，还种着东边活着的村民的庄稼。
坟包前为祖先遮荫避雨的火晶柿子树，也在晚秋时因为那诱惑的颜色招引了东边活泼的孩子。春天也往往先到达西边，当坟包上爬满金黄色迎春花的时候，东边的人方知，哦！春天到了。
二伯就住在铁路西边，但是他的墓碑斜了，使人想到他生前因中风一直斜着的身子，还有斜拖着的那条腿。
堂妹说她问过一个风水先生，说是墓碑斜了绝不可扶正。二伯将死之际，她们也说人快死了，不必去医院一样，省事得不容他人置喙，也丝毫不感到心中有愧。
二伯去世前一周，我回老家看他。
他躺在幽暗潮冷的房间的水泥地上，一块简易拼凑的门板便是他的床。屋子里没有阳光、没有通风，奇怪的恶臭氤氲不散。二婶说“这肯定又拉到裤子上了！”她上去脱二伯的裤子，二伯倔强得不肯配合，二婶越是用强，他越是把身子抻得僵直。
我爸走过去，蹲下来拉着二伯的手说：“好好的，裤子给你换了，干干净净。”
二伯已经不能开口说话了 ，他用手指指我，做出拒绝的样子。我爸转头对我说，“你出去吧，给你二伯换好裤子你再进来。”
二伯还是那样好面子，即使在弥留之际。我看着他骨瘦如柴地躺在地上，苍白如纸、颧骨高耸，还有他在生命的尽头绷着的那股并无意义的倔强，突然想起张爱玲在《花凋》里写川嫦将死的样子——脸像骨架子上绷着白缎子，眼睛就是缎子上落了灯花，烧成两只炎炎的大洞。
我退出房间，体面留给二伯。
裤子换了下来，二婶连洗都不用洗，直接在后院点火烧了。火焰虚黄，也是病态，灰烬也散发着臭味，原来死亡有它专属的味道和颜色。
我再走进屋子时，二伯已经换洗干净，他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身体又绷得僵直，想要坐起来说点什么，但是嘴唇干裂，全是口子，他什么也说不出来。
堂妹拿来纸笔，二伯费力地写下几个歪歪扭扭的字，我仔细辨认，他写得是“你忙不忙”。
我背过身去擦眼泪，每次二伯见我，都会问我忙不忙，紧接着要和我讨论国家大事。我本科学的法学，研究生学的政治学，其实学识不精，毕业后既没当律师，也不是公务员，二伯却把我捧得老高，说我是亲戚子侄中最出息的，懂法律，知天下。
他每和我开口，不是中央新闻，就是国家动向，虚空而大的话题我常常不知怎么应答。但即便是我的沉默，二伯也解读为——稳重、慎思。
二伯四十几岁就中风了。人在壮年遭此变故，是命运对他此后生命所有尊严和价值的剥夺——他失去了谋生的可能。
出院后他就拖着能支配的半边身子处处碰壁，工厂和土地都拒绝了他。他就买了个小型电动三轮车，游村叫卖鸡蛋，利润很薄，好在有个事做。
有一次三轮车失去控制，连车带人栽到了路边的泥沟里，鸡蛋碎了一地，蛋液像流脓一般，把二伯的心血流了一地。
有过路的人认出他来，上前帮他起身，他用半边脸笑着说，“他妈的，这狗日的车想飞呢！”
他把这些破了的鸡蛋给亲戚家各送一些，给我家也送了好多。我妈当时正在厨房里扯着蘸水面，留他吃饭，他不答应也不拒绝，拘谨地坐在院子里。一大碗面端上来，他背过身子，发出夸张的吃面声响，那失去健康的肩膀隐忍地颤抖着。
二伯是多年没吃到这样一碗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了。中风后他脾气暴躁，二婶和两个女儿都被他骂得体无完肤。没有人照顾他，怜悯他，没有人为他做一碗热气腾腾的饭。
二伯告诉我爸说二婶有人了，和村里的谁谁好上了。我爸抽着烟，闷头听完，劝他不要乱说。
我问爸，“为什么不相信二伯？”
爸说，“那是别人的日子。”
我有些忿忿：“二伯病了，二婶不该那样对他……”
父亲说，“别人也有别人的苦闷。”
得不到理解和及时治疗的二伯病得比以前更严重了，他吃饭时控制不住自己的面部肌肉和口水，拿不稳筷子，夹不住菜。
我结婚时他来了，对我高学历的爱人有一种毫无根据的认可，说了许多前途无量的真心话。要用餐时他说自己有事，要走开一会儿。我强行挽留，母亲示意我放行，私下告诉我，二伯不想在我婆家面前失态。
二伯的身体常使他失态。一次他和我一起乘坐县里的公交去探望住院的大伯，临发车时说自己想上卫生间，叫司机稍等一下。
司机狂妄粗暴，高声揶揄他说，“这鬼地方有个锤子卫生间！你就在路边把尿水一放么，还文雅地要上卫生间……”
车上众人发出爆笑，二伯隐忍不发，坚定地朝他认为有卫生间的地方走去。那司机对着他歪斜的背影啐了一口痰，又骂一句“瓜货！”
我在车上如坐针毡，红着脸下了车，好像司机那口痰啐到了我的脸上。
二伯的病有遗传的关系，祖父母死于此病，大姑死于此病，大伯也得了这病，好像更为严重，还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但大伯是国企系统的工人，有医保和退休金，每到换季容易发病的时候就去医院疗养。
二伯只是讽刺他的大哥惜命怕死，两兄弟常常打嘴仗，关系在表面上比较糟糕。没钱的二伯犯病不舒服的时候，就自己去村里的卫生所打肌肉针。开始村医告诉他责任自负，后来就把针给他，让他自己打，说不想平白担一条人命。
二伯这次摔倒，是在一个大雨天。去厕所的二伯脚下一滑，重重地摔在院子的小菜地里，那片菜地当时种着紫茄子，茄子紫得发黑、圆得发胀，是几株健康得令人嫉妒的茄子。
那雨一直从白天下到黑夜，二伯趴在地上，他的宅院离铁路很近，但他从没有像那天一样绝望又清晰地感受到火车的震动。火车擒住轨，来来又去去，大雨溅起泥，糊在了二伯苍白的脸上，他一动也不能动，静静地等候，也不知是在等生，还是等死。
二婶下班回家，看见院子里的二伯，叫来了大伯的三个儿子。三个堂哥要送人去医院，二婶坐在大雨里，堵住门口，让积极要去医院的男人们从自己身上踏过去。
村医被叫来了，他给二伯插上营养针，预言似地说，几天以后营养针如果也打不进去了，就准备穿寿衣吧。亲戚们被叫来了，告别似的探望，女人流着泪男人抽着烟。
几天之后，营养针果然打不进去了，他开始消耗自己本来就没有营养储备的身体，嘴里全是溃疡，皮肤紧贴着骨头，一米八七的身躯被缩得瘦小可怜。来人看不下去，劝他咽气，他不依，彻夜用卡着浓痰的喉咙发出令人失眠的声响。
当这声响突然消失了的时候，二婶便哭着跑进去，二伯死了。
丧事办的极简，那一天我哭得眼睛生疼，只要一想起他临终前对生的倔强、在大雨里等待时的绝望、还有终其一生想要维护但从来没有护得住的体面，我就泪如雨注。
二伯死后我一直耿耿于怀，我父母和二婶仍有往来，春节时二婶在村道上遇见我的孩子，塞给他五十元钱，我百般推脱强行塞还给她。
我对父母说，“我不能原谅她对二伯的薄凉。”
爸说“活人日子要向前看。”
“那就可以让我二伯等死吗？连一趟医院也不用去？”
爸问：“你二伯治好了也动弹不得……”
爸说了许多开解我的话，但我只相信我愿意相信的，我依然无法理解她对死者的薄凉。
有时芥蒂的消解是自我疗伤。
我偶然接触到西班牙哲学家乌纳穆诺的《生命的悲剧意识》，乌纳穆诺说死亡有它存在的意义，当我们为人子女、为人伴侣、为人父母的社会角色都扮演一遍，当我们看过人间风景，遍尝人间烟火，知交半零落，残日度如年，死亡也不失为一种解脱……
哲学家的道理我爸也说过，他说，“对你二伯来说，死了就好了。”
也许是这样，他确实糟了许多罪。
二伯去世三年之后，扫墓的人发现墓碑斜得厉害，扫墓人没有在意，平静地点着了纸钱，纸钱带着火星，随风飘摇，散落在铁路旁边的干草里，引起了一场不小的火。火车擒住轨呼啸而来，像是很生气，用它巨蛇一样的身体刮起一股劲风，火便烧到了隔壁的麦地。
生前总是沉默不语的二伯，终于发了一次火，他的墓碑依然倾斜。面向着铁路，像是斜着脑袋看火车怎样擒住轨，倒显得比生前可爱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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