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我们》：数字化世界里“一”与“之一”的寓言
文/王栩
(作品：《我们》，[苏联]叶甫盖尼·扎米亚京著，范国恩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12月)
赫胥黎在《美妙的新世界》里透出对人类未来的担忧，他担忧人类会走向一个在胚胎期就被“预定、设置、制造”的恐怖图景，扎米亚京在《我们》里则深刻地揭示出，一个消解了个人化的世界，其在想象中都散发出浸入骨髓的恐怖。
在扎米亚京虚构出来的这个世界，人类似乎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这种“其乐融融”令人难以质疑它的真实性。因为人类不必面对来自外部的竞争，人与人之间遵从按部就班、有序的方式生活着。生活似乎实现了真正的无惊无险、无忧无虑的和谐。世界上消除了任何能让人产生负面情绪的因子，因为没有了产生争端的条件，也就不会有发生战争的可能，彼时的世界只有一个大一统国，它的存在标志着“世界中心说”已成为古老的历史。大一统国不是世界的中心，大一统国就是世界，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类，他们有福了。
“人类”在大一统国是属于过去时代的词汇，随着新的上帝——“造福主”的降临，以往的“人类”这一称谓被“号民”代替。伴着称谓的改变，过去的一切皆成为历史，这些历史在号民的教育积累下沉淀出对其顺乎自然的嘲讽与奚落，这是对比，也是观照。在扎米亚京笔下，它作为彼时世界的“文明”对此时世界的“落后”的映衬，有利于读者在阅读幻想作品时更便捷的理清作品在批判层面上的意义。
“号民”作为对“人类”一词的替换，来自于大一统国对号民的要求和规范化管理所累积的结果。这一结果以“统一”为保障，以数学理念为设计依据，在对社会成员进行管理的层面，给每个人分配一个使用终生的号码，这个号码作为识别身份的唯一标志，是大一统国号民登记个人身份的合法标识。没有这一标识，就跟“绿色长城”外没穿衣服，浑身长毛的兽类毫无二致，尽管那些所谓的兽类也是活生生的人，被弃绝在大一统国之外的反叛者。
“绿色长城”外的反叛者里有人成功地潜入了大一统国，这就是本书的女主人公I-330。她与男主人公D-503相识并且相恋，还带着后者由密道前往反叛者营地，试图通过营地真正的自由与团结这一氛围影响D-503成为反叛者的同路人。因为D-503“的身上也有几滴阳光和森林的血”，这是I-330爱上D-503的原因，爱得凄美，动人心魄。
D-503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按照大一统国消解个性的原则，D-503与其它号民一样，在同一小时一齐上、下班，在同一小时一齐散步，在同一小时一齐吃饭，用餐时严格按计数器的设定将嘴里的食物咀嚼50下才吞咽下肚，就连和性用品道别也要精准记录吻别的次数。循着D-503的视角，扎米亚京将大一统国对消解个人化所做出的努力以数学的精确展现的全面而细致。
大一统国没有个人隐私，这又是一个古老的已成为历史的概念。大一统国的建筑全是用玻璃建造的，号民们住在玻璃房子里，彼此都能看见对方的日常生活，只有和性用品在一起的两个小时，才被允许放下墙幔。新的习惯的形成是与对制度墨守成规的遵从分不开的，这就使得小说临近结尾，D-503想要在自家屋里杀死涉嫌告密的公寓管理员，放下墙幔的一刻，被后者误认为D-503想要和自己上床，遂主动脱去统一服而惹得D-503哈哈大笑。在D-503的笑声中，公寓管理员救了自己一命，在读者的笑声中，小说寓批判于荒诞的情节设置里，反思也就更为深刻。
D-503遵从习惯的形成，却又处处透出与习惯相悖的个人特性。习惯出自《作息条规》的指导，这一典范性的文件被扎米亚京虚构出来与已成为历史文献的《铁路运营时刻表》相互映照，构成一种“互文式”的反讽效果。在幻想国度里，《作息条规》是钻石，《铁路运营时刻表》是石墨，二者都以同样的精确度在统一的步骤下完成每日的驰骋和作息。与历史不同的在于，《铁路运营时刻表》规范的是工作形式，《作息条规》指导的则是号民的日常生活。D-503严格遵守《作息条规》的指导，却任由幻想在脑海里驰骋，大脑与肢体的失衡让D-503在小说里出场不久就引起了护卫局密探S-4711的注意。
S-4711可能登记在I-330的名下，就如同O-90登记在D-503的名下那般。在D-503的幻想中，他产生了妒忌。这是毫无理由会产生的负面情绪。大一统国的法典里，早就以立法的形式消解掉了妒忌，“每个号民，对任何一个号民，如同对性产品一样，都享有权利。”扎米亚京先验的揭示出彼时的那个未来世界里人与人之间“享用彼此”的恐怖图景，虽说这一图景出自幻想作品，可它对摧毁文明、颠覆理性的认知却让读者细思之下不寒而栗。大一统国把这种“享用彼此”的生活架构在技术性手段之上，为每个号民精确地测定血液中性荷尔蒙的含量，并且列出一张专属于每个号民独有的性生活日安排表。按照表上的日期安排，每个号民凭票享用某一位或某几位号民。在这种数学建模式“享用彼此”的法典规范下，D-503仍然产生了妒忌，与之同时，也对O-90产生了厌倦。
妒忌、厌倦以及那漫无边际的幻想，在大一统国的法典里，皆非对机体有益的功能，它们都是野蛮时代遗留下来的痕迹。对D-503而言，这些没有益处的功能却在他随同I-330去参观了一次古屋博物馆之后而成为自己身上突显出来的个人特性。
古屋博物馆，一座被透明钟形罩保存下来的历史遗迹。它作为对过去那个愚蠢年代的保留和展览，照S-4711的说法，是一个“可以从中得到供吸取教训的材料”。这是号民对过去人类社会的嘲讽，也是彼时“文明”世界对此时“落后”年代的批判性认知。理清扎米亚京煞有介事的调侃背后，是作者用浪漫主义的文字对“落后”年代的缅怀能让读者对D-503欲向护卫局举报隐藏在古屋里的一切这一决定产生同情心驱使下的宽容。D-503的矛盾性在于，他作为大一统国严格按照《作息条规》指导自己日常行为的号民，对法典的习惯性遵守已印刻在他的血液深处，可他又与其它号民有所不同，他有幻想，会做梦，顺其自然的产生了诸多负面情感，这些情感里最可怕的莫过于对I-330的爱，这是与大一统国宣扬的幸福相对立的个人感情，它成为法典里最严重的罪孽——“长出了心灵”。
有了心灵，也就有了怀疑与否定的能力，这是与爱的能力并驾齐驱的罪孽，它们一旦互为倚重、相辅相成，就会滋生出对大一统国而言更为可怕的力量，选择的力量。拥有了这种力量，D-503的个人意志得以唤醒，却只是唤醒而已。
照字面上的理解，大一统国在“统一”的步骤下平衡机体的功能，使之和谐、稳定的运转，其中的每个号民作为一克，不能简单地与大一统国这个一吨相提并论，因为两者间不是并列式的划等号的关系。号民是数学上的分子，从属于大一统国才是作为“克”的义务，也才是“由渺小到伟大的不二法门：忘记你是一克，而把自己当作百万分之一吨…”由此得出一个数学概念上的结果，号民是大一统国的基石，正是由千万个百万分之一吨的号民，凝聚成了以“吨”为计量的大一统国。
受这一概念的习惯性驱使，有了心灵的D-503在习惯与选择上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D-503第一次去古屋，就被身穿古代裙装的I-330所震憾，继而，古屋在D-503的记忆里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从古屋回来，D-503欲向护卫局举报自己在古屋看到的一切，却又不由自主地－次次的前往古屋，捡拾带有I-330气息的碎片式的痕迹。那些痕迹属于历史的桥梁，通过它们，号民D-503与过去的人类社会实现了跨越时空的联结。这种联结在小说里以梦境和幻想的形式成为D-503心理层面的暗流，它让这个“身上也有几滴阳光和森林的血”的号民循着I-330的轨道朝“绿色长城”外的反叛者营地走去。
典范对美好事物的扼杀来自于习惯力量的驱使，它让不熟悉反叛者生活的D-503选择留在自己熟悉的生活层面。在现实层面，在《作息条规》等大一统国法典的指导下，根深蒂固的习惯成为“修正”D-503现实航向的准绳和向导，它驱使D-503将自己在反叛者营地的经历如实向S-4711和盘托出。残留的人性此时对D-503做出的最后的努力很难发挥期待中的效果，它除了让D-503怀着对O-90的一丝愧疚，相助其前往反叛者营地之外，没能阻止D-503于习惯的裹挟下在“造福主”面前说出他自认为诚实的话。
与I-330的从容赴死相对的，是D-503的盲从。这并非值得批判的盲从，而是可悲的盲从。以“理性”的名义，D-503认为自己是大一统国的号民“之一”，而非单独的“一”，这不是D-503做了“幻想摘除术”的必然结果，而是千万个D-503的最终命运。
《我们》一书讲述的寓言并不轻松。在这个寓言的最后，反叛仍未止息，“绿色长城”虽然毁于反叛者之手，由高压电波铺设的新的长城还在保护着大一统国的“理性”。与号民D-503的最终命运相呼应的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这是摘除了幻想的结果，从“心灵病症”中痊愈的D-503坚信，“我们”必胜。寓言揭示了个人与规范、自由与集体的对立统一关系，又将之拔高到所谓“理性”的层面，在“一”与“之一”难以消解的矛盾下，仍未止息的反叛继续传递出自由的呼唤，这是这个寓言的本质，亦或扎米亚京的切望。
(全文完)
作者简介：王栩。所用笔名有王沐雨、许沐雨、许沐雨的藏书柜、王栩326，定居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