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文学的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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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文学的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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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23 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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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回忆录《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

文/庞国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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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有幸拜读到李正权先生所著回忆录《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中国文化传媒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发行，部分章节曾在《昨天》先期发表），不禁爱不释手，引发众多感悟联想。作为同样从那个时代经历过的同城人和同龄人，自然倍感熟悉和惊喜，甚觉这是继何蜀所著《为毛主席而战》（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8月香港第一版）之后又一部全景式描述重庆文革武斗的佳作，是中国见证文学丛书中的一朵奇葩。

所谓见证文学，是指幸存者亲笔书写的经历或目睹灾难、屠杀过程的文字，二战后美国作家威赛尔回忆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犹太人遭屠杀的作品《夜》是其优秀代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以“文革”、“反右”、“大跃进”、“大灾荒”等灾难题材为回忆对象，中国也涌现出一批以亲历性和真实性为基本特点的实文写作，形成中国见证文学的一个高峰时期，巴金的《随想录》、季羡林的《牛棚杂记》、徐友渔的《蓦然回首》、流沙河的《锯齿啮痕录》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这类作品不仅在于保存历史事实的真相，更在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意义，只是这类作品随着写作出版环境的恶化和岁月流逝而逐渐衰落。

今天，假如在你在重庆的大街小巷或树荫下、茶肆里与本地六十岁以上老人摆谈龙门阵，打听“什么是文革？”十有八九得到的回答是：“抄家、戴高帽子、游街、搞武斗！”胆子大一点的老人还会环顾四周后心有余悸地补上一句：“就是军舰、坦克、打枪打炮，子弹乱飞，到处死人！”

可惜这血腥恐怖的一幕对当代年轻人来说却是陌生又稀罕的奇闻，他们最多只能从老纪录片中见过天安门广场那无尽的红旗、海啸般的“万岁”声和奇形怪状的“忠字舞”。然而，那刀剑、枪弹、鲜血、尸体……他们根本无法目睹了解和想象，文革遗痕和历史记忆正在自然风化般的悄悄淡去。

如果以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为界，十年文革大致可分为前半期和后半期（对文革史分段有着各种不同的划分方法，这里不讨论）。文革前期阶段的批陈整风和后半期的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与老百姓痛痒无关的运动情况（许多老实憨厚的平民百姓并不觉得这些上层权贵之间的斗争是文革的一部分）可见于官方报刊资料，可以在群众大会上畅所欲言狠揭猛批，而对前半期的抄家、批斗、游街、武斗、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一批双清等与老百姓生活和生命息息相关的“运动”却集体失声噤若寒蝉，这段历史被人为尘封，变为禁区雷区敏感区，别说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批判，即使在官方公开发表的报刊和文献资料中都极为少见。

如800多页16开本重达两公斤的《重庆市市中区志》，用洋洋洒洒150多万字，从纪元前到公元后，从天上到地下，从苍蝇到蚊子都说了个遍，却对烽火连天、毁房死人、人怨民愤的文革武斗惜字如金，仅在《大事记》篇目里，用连标点符号在内共26字记载：“ 7－9月，市中区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发生大规模武斗”（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重庆出版社1997年2月第1版，第32页），一笔带过了1967年发生在该区的牛角沱、上清寺、两路口、朝天门、小什字、临江门、解放碑、邹容路、杨柳街、大溪沟、菜园坝、李子坝等地的大大小小几十次武斗事件，给世人留下无尽的狐疑和想象空间。

更有甚者，不惜偷梁换柱，歪曲历史，把本是官方所为之事，移花接木栽到“造反派”头上，如《重庆市沙坪坝区志》在《大事记》篇目里白纸黑字写到：“8月2日，重庆大学党委书记郑思群不堪‘造反派’迫害，于凌晨5点20分自杀身亡”（重庆市沙坪坝区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50页）。

而事实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同样是官方编纂出版的《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大事记》在1966年中明确记载：“6月21日，中共重庆市委报经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四川省委批准，决定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停职检查，并强加给郑思群四大罪状，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里通苏修”（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重庆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93页）。

当年的重大无线电系一年级学生杰宗正也在1966年6月21日日记中记载：“晚上，我校全体师生员工在风雨操场开了大会，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同志在大会上宣布了市委决定（郑思群停职检查），会场一片欢腾，掌声雷动，广大师生员工振臂高呼：‘坚决拥护市委正确决定’，会后，许多同学都赶写决心书、大字报。”（杰宗正文革日记，未刊稿）

此后，重庆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了郑思群被停职检查的消息，以重庆市副市长余跃泽为首的市委工作组组织动员了全校师生员工对郑思群进行大揭发大批判，几天之内出现了数万张大字报。一个多月后的8月2日凌晨，一直处于工作组严密监管羁押之下的郑思群不堪迫害，在监管住地用刮胡子的小刀片割破了颈项上的动脉管而身亡。那时《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尚未发布，该校以及全国均无“造反派”组织和“造反派”一词，而全国最早的造反组织“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成立的时间为1966年8月3日（见陈益南：《毛远新和他的母亲》，载《昨天》第37期）。恰恰相反，正是这起市委工作组迫害学校现任领导的事件，促使学生们认真严肃思考，不断对工作组提出质疑，直至喊出“炮轰重庆市委”的口号，成为该校造反组织“八·一五战斗团”于1966年8月26日晚，在大雨磅礴之中崛然成立的催生因素之一。

真不知堂堂《重庆市沙坪坝区志》如此不严谨的虚假文字出于什么动机写出，又是怎么通过层层审核印刷出来的？或许这正是把关审核者的意图。看来，要靠官方修什么“正史”、“信史”，真实记录反映文革历史的状况不但不可能，而且是不可信的了。由于莫名其妙的原因，议论和记述当年神州大地刀光剑影战火肆虐的战争场面只能羞羞答答、破帽遮颜、辗转市井，并有逐渐湮灭销亡之势。

麻雀掠天尚留影，难道历史真的像小姑娘一样任人打扮、任人欺凌吗？时间过去五十来年，在历史发展到物欲横流、“一切向钱看”的掘金时代，民间仍旧顽强地保留和反思着一段永远擦不脱抹不掉的文革武斗记忆，因为那是一场客观存在而且必须吸取教训且不容再次复制的浩劫。那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国家主席曾经丢下过一句“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话语，不幸而言中当前的时弊和尴尬。既然官方不愿触及文革历史中的真实一页，那就只能依靠个体记忆来帮助它完成，幸亏读书作文已不是权贵们的专利，民间见证文学横空出世且待掀起第二次高潮。文革回忆录《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作成功（遗憾出版地点不在中国大陆），它使发生在重庆文革前期那场历时一年零两个月，成千上万人为之丧生伤残的灾难性的“武斗战争”得以重现，为重庆文革武斗史的绘图板涂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怎不令人拍案称奇呢？

作者自觉地以亲历性、研究性、纪实性书写青春时代走过的文革战火，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冲击、悟彻和共鸣，使该书具有极强的史料性和可读性。

当年十七岁，风华正茂的李正权，是那个红色年代典型的热血青年，他积极响应头罩“四个伟大”光环的毛泽东主席和他亲自指挥号令的党中央的号召，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文化大革命哪怕已经变形为武化大革命的洪流之中，有了参与史无前例政治大革命的亲身体验，这既是个人的悲哀和不幸，也是反思文革武斗的宝贵经历和活的见证。他作为文革时的一名初三学生，潜力自为，文学修养和理论功底见风日长，挥毫提笔，写诗填词著文，以所历所见所闻所感描绘出真枪真刀见血见尸的战争场面，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十分的难能可贵。

正如何蜀先生在本书序言所说：“在当年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数亿人中，参加武斗的人只是极少数；而在参加过武斗的人当中，能够清晰地如实回忆那些经历的人又是极少数；在那些愿意回忆武斗经历的人当中，能够自己动笔写出来的也只有极少数；在这能够写出回忆的极少数人中，能够写得细致生动而且能作深刻反思的，更是凤毛麟角。”

作者多方考证了“战争”一词的概念，从战争必须包括“政治目的、使用暴力、集体和有组织”三个条件进行推论，分析文革中重庆大武斗的现状特点，将其纳入“战争”范畴并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和诠释：

交战双方的政治目的都是为了消灭资产阶级，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两派都掌握和使用了能致人死命的现代化热兵器和暴力；两派都成立了能够统辖全市武斗力量的指挥部，都有了自己的武斗总司令（外加赫赫有名的“舰队司令”和“装甲司令”），制定了整体的攻防战略部署和各个特定战役的战术安排，建立了诸如卫戍司令部、警备司令部之类直接指挥战争的机构和武装到牙齿的成建制的作战部队。

重庆最早的武斗是1966年12月4日发生在大田湾体育场的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万人大武斗”事件，伤者二三百人。保守势力被压垮后，造反派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派。在1967年“二三月”镇反之后，这两大派之间因对“革联会”问题的分歧，一直没有间断地相互实施打砸行动和使用棍棒钢钎之类的“冷兵器”进行械斗，到7月份后武斗便升级为使用“热兵器”的战争，8月份更是达到“不是小好而是大好”的高潮，所以重庆民间一直流行着“八月战争”的说法。本书作者从理论上把“八月战争”及其延续期（1967年7月至1968年9月）的重庆大武斗改称为“重庆文革战争”，可谓名副其实，令人信服。

那是一场全民参战的战争，工、农、商、学、兵各个行业都有人疯狂卷入。重庆所辖八区三县烽火遍燃，狼烟四起，无处不飞弹，无处不见血，曾在一夜之间发射上万发炮弹，影响震惊中央上层，以致当朝“宰相”都感到“痛心”。重庆生产的武器四处流散，将战火向省内蔓延，当年武斗激烈的涪陵、万县、达县、永川等地区和宜宾地区泸州市以及省会成都市都渗有重庆武斗人员直接参与作战的身影和踪迹。

书中用悲壮的笔触写到：“重庆这座好端端的大工业城市，到处燃起了战火，摆开了战场，陷入全面内战之中。杨家坪、九龙坡、石油路、潘家坪、上清寺、解放碑、观音桥、大石坝、黄山、上新街、四公里、北碚城……枪声不断，炮声轰鸣，你攻我守，我争你夺，今天你杀过来，明天我杀过去，打败了的尸横遍野，打赢了的伤亡惨重……”

“两派势均力敌，阵地犬牙交错。军舰、坦克、大炮、机枪无所不用其极。连刚研制出来、尚未装备部队的像‘三无’（无光、无烟、无声）冲锋枪之类的新式武器也拿了出来，在战场上大显神威。战役一个接一个，规模一个比一个大。那战斗的激烈，像狼牙山、像上甘岭；那战斗中的英雄，像董存瑞，像黄继光。其激烈程度，与后来的世界上那些著名战争相比，也毫不逊色。……”

“论规模之大、参加人员之多、战线之长、持续时间之久、动用的武器之先进，在重庆三千多年历史中，还真找不到哪一场战争能够与这场文革战争相‘媲美’的！真是‘史无前例’！”这些叙述我们并不陌生，因为我们也曾同样目睹和感受过。

本书生动描述了许多战争过程中的细节，披露了许多当年鲜为人知的的武斗战争内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比如那个蒙着神秘面纱的武斗基地“黄山警备区”和大本营“体育馆”的详情，以及“八·八”海战、火烧交电大楼、建设厂争夺战、“八·一八”战役、南岸的战斗等经过情况，还有那些武斗人员数次“逃难”成都等地的生涯等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披露了“人民5号”登陆艇上杀俘经过细节（此节曾在《昨天》31期单独发表），令人感到那个无法无天年代草菅人命事件的可笑、可悲、可怕！

作者曾经迷恋于当时的政治说教，怀着满腔革命热情，高呼“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的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地“上疆场彼此弯弓月”，亡命地亲历过那场血腥战争，吃过不少苦头，遭遇了五次危险，作过六次“坏事”，书中都有了一一交代并作了深深的忏悔，对这场毫无人性的文革大厮杀运动进行了虔诚而彻底的反思。这种反思是一种自觉的表白，只有觉醒到自己曾经积极参与的那场浩劫对于人类的灾难性、毁灭性打击，才能得出这种理性思考。

文革回忆最忌讳文革亲历者带有当年的派性进行辨析，所以有人认为研究文革史的应以四五十岁的人为最佳，理由是因为他们没有派性。这个看法虽然有失偏颇，但也拿稳了我们这代文革亲历者中一部分人的死脉和硬伤。作者摒弃当年的派性立场，在记叙当年那场两派挣得你死我活的战争过程之中，除当年特定环境下的派性语境运用之外，其余则不扬己长，不避己短，不贬对方，不褒己方，其表达的反思之意是真诚的、客观的、公正的，因而能赢得同样是那场战争过来人的接受、青睐和赞许。

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1937年在那篇著名散文《橄榄树》中写道：“关于战争，最骇人听闻的事实是，其牺牲者和工具全是个人，他们为别人的争吵而杀戮或送死，反而遭受那些讨厌的政治代表们的谴责。”（见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权力语录》第361页，作者丹尼尔·B.贝克）同样，文革群众组织及其参与者均无胜者，两派组织及其当年的风云人物都是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根据政治需要恣意玩弄于股掌的器物工具，所以现在还有一些人在争论文革中谁胜谁负谁对谁错是完全没有必要而且毫无价值的。唤醒民众，还原历史事实真相，揭露和鞭挞文革战争罪恶及其实质，彻底肃清文革余毒和影响，抨击那个产生罪恶的制度环境，防止文革的再度发生，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和光荣职责。

《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还有一个亮点，那就是该书作者由于熟悉武斗过程，又曾在兵工厂工作多年，加之多年的调查研究、收集整理，对当年发生过武斗的单位尤其是各大兵工厂的历史、现状、产品，以及在战场上使用过的各种武器特征有着较准确的介绍，加之文中对武斗各个阶段各个战役真实生动的细节描写，何蜀在本书序言中称“在一定意义甚至可以说，这是一部有关重庆文革武斗的小百科”是很有道理的。

重庆文革武斗战争中究竟使用了多少枪支？目前虽然无法精确统计，但仍可找寻到一些蛛丝马迹。国营296厂（即重庆建设机床厂）厂史有一段记载：“1967年7月至1968年8月，在‘文攻武卫’口号的蛊惑下，厂内外‘八·一五’和‘反到底’两大造反派组织在谢家湾地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武斗。这期间，工厂失散步枪21409支，子弹4038125发，83名职工（包括临时工）被打死，弯弯大楼等部分房屋被烧毁或炸毁，生产完全停止，工厂遭受严重损失”（《国营第二九六厂史》，国营第二九六厂史编辑委员会编纂，1992年10月第一版<内部资料>，第473页）。

文中的“步枪”应该是该厂生产的56式7.62毫米半自动步枪，数据精确到个位数，可见是查之有据的了，但不知是否包括该厂大量流失的半成品零配件，这些半成品零配件被“能工巧匠”们组装成的半自动步枪在战场上同样普遍使用。我们还注意到，在文革战争中普遍使用的该厂产品56式7.62毫米冲锋枪、56式14.5毫米四联舰用高射机枪、59式14.5毫米二联高射机枪等也未统计在内。文中的“子弹”仅仅是建设厂用于试枪的7.62毫米子弹，而生产这类子弹的是另一家兵工厂——重庆长江电工厂，从那里“失散”的子弹更是无以计数。

如果我们放眼全市八区三县范围，加上各区县人武部和大中型厂矿企业、大专院校人武部或保卫科的枪支（这些单位的枪支无一漏网地被本单位或外单位的武斗人员利用了起来），再加上从野战军、地方部队抢夺的枪支以及“自力更生”制造出来的枪支（如八一五式冲锋枪、猎枪等），那么重庆文革武斗战争中使用的枪支数量应该是很惊人的了。

文革武斗战争虽然过去了整整五十年，但硝烟尚未散尽，文革余毒尚未肃清，文革真相还被有意遮盖掩饰，文革研究和宣传还存在一大片荒漠。偶在网上浏览有关文革方面的文章及留言回复，发现民间为文革唱赞歌的不在少数，除掉少数文革获利者和死硬分子外，大多是文革后出生的青年，他们在网上推波助澜，赞同“再来一次文革”的呼声居然经久不断。

这固然与当前贫富悬殊和官场腐败紧密相扣，而当局对文革真相的遮遮掩掩，导致今人误认为官僚集团惧怕文革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青年们不知文革为何物，不知文革带给国计民生和中华文化的巨大灾难，反以为那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和“盛大的节日”，误认为文革就是“造走资派的反”，就是那种可以随意批斗贪官污吏的简单举动，而不知文革被整的恰恰是大批无辜的弱势群体。

警钟长鸣，时代交给我们这一代文革幸存者一个很沉重的任务，就是在官方严密掩盖文革真相的背景下，怎样才能冲破封锁的藩篱，彻底还原文革武斗战争的真相，把文革罪恶条分缕析，一桩桩一件件暴露在大众视野，开启民智，口诛笔伐，把那个“流遍了郊原血”的文革以及文革武斗战争牢牢地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这需要我们花费绵长的时间和付出艰辛的努力。遗憾的是我们这一代文革幸存者时日不多，因此着力培养“60后”“70后”一代文革史研究接班人的工作目标应该提上议事日程，否则就会产生断代，文革真相就会被歪曲篡改。

巴金老人积极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无疑是一个极具远见卓识的前瞻性的战略主张。他在1986年6月15日写道：“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巴金《随想录》，作家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410页）。现在又一个二十年过去了，实现巴老的遗愿还遥遥无期，也许还要等待另一个或者更多的二十年。

这个未来的文革博物馆必须具备实物、影像、图片和《文革词典》、《文革死难者名录》，不光有总馆，各地还应有分馆，还应有灾难纪念日，还应有一年一度的谴责仪式。我们的这个“文革博物馆”应是一个相当浩大细微的系统工程，不光只是昭示上层官僚权贵人物之间的宫廷内斗，还应囊括文革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破坏以及造成全国数亿普通百姓悲苦生活的恶劣后果，要充分体现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这样做的目的，要使对文革的揭示和反思由个人记忆变成社会和集体的记忆。不仅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人明白，更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后代们知晓，那个可怕的年代决不能复制，历史悲剧决不允许重演，“再来一次文革”的受害者只能是自己。

随着岁月的流逝，全国绝大多数的文革实物已经灰飞烟灭，渺无踪迹，所幸的是埋葬着数百名文革武斗殉难者的重庆沙坪公园“红卫兵墓群”被保留了下来并纳入了文物范围得以保护，成为展现文革罪恶的最显见最鲜活的实物见证，为建立期望中的“文革博物馆重庆分馆”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重庆民间的文革史研究爱好者们还在努力奋战，他们自带饭票和资金，冒着被人不可理喻的风险，排除各种阻力，不辞辛劳地找寻其他文革实物，如陈晓文在继续考证另外多处已经被销毁或残留遗址的文革武斗死者墓群，曾钟在继续深入挖掘沙坪公园“红卫兵墓群”里一个个死者资料，以图用具体的个体举证，揭露那场文革武斗战争对于每一个个体的戕害。而不少同样从文革战火走过的人饱蘸泪水和愤恨，正在书写自己知晓的文革真相或血泪记忆。

目前已见出版的反映重庆文革历史的诸多见证文学作品，包括何蜀的《为毛主席而战》、周孜仁的《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李正权的《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黄肇炎的《嘉陵旧梦》、李木森的《亲历重庆大武斗》、黄荣华的《我怎么成了“江青的干女儿”》，尚未刊出的郑志胜的《汗·血·泪》以及更多在文革中受尽血与火考验的幸存者正在用笔写出或在键盘上敲打尚待分娩的回忆文字，则是建立“重庆分馆”不可或缺的文字资料和详尽注释。

希望全国的见证文学再度繁荣，期盼有更多更好的反映文革历史的见证文学作品涌现。珍惜生命，反对战争；坚持真实，反对遗忘。借用本书最末的一句话：历史不能封闭，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

见证文学的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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