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的木楼

春节或清明回家时，我的四叔不止一次流露出想拆掉老房子，在原来基地上建新房子的想法，他说，村里像他这个年纪的没有建新房的只有他了。迟迟没有行动的两个原因：一是现在的老宅属于我三叔和四叔共有的，而以我三叔的能力，至少目前他是无法新建房子，拆掉了三叔就没有住的地方；二是虽然积攒了一些钱，但是农村现在建一栋三层三开的砖房至少要三十万，他那点钱远远不够，而国家的危房改造政策阳光又迟迟照不到他身上。因此，他和三叔就一直挤住在那栋已经很朽的木楼子里。

他拆不掉老房子，我内心有一丝窃喜。

三十年前，我就在这栋老房子里呱呱坠地，即使三年后我的父亲在大寨新建了自己的房子，可是大部分童年光阴，我仍然是在老宅里度过的，那时候的老宅木楼里住着我的祖父祖母，住着我的几个叔叔和姑姑们，每次放学我都将书包往大寨我的新房子一扔，就跑到祖父的老木楼里，吃了晚饭过后，我的叔叔或姑姑将我送到大寨新房父母身边，可是他们前脚刚出门准备回去，我后脚又跟在了他们身后返回老屋。

老屋木楼三层三间两进，在寨子里算是大房子了。那时候的老木楼一楼没有隔间，全是泥巴地板，穿过一楼到房侧，从木梯登上二楼前厦走廊，通过走廊才来到正屋，人主要居住在二楼，而三楼也只装出一间房子，其余空间都是堆放杂物。我在那长长的前厦走廊迈出了人生的第一个步子。

而在老木楼之前，在那个地基上也是杨家的老宅，我在村人向我描述中得知，那是一栋四间二层的很老很旧的木房子。在那个杨家人丁兴旺的清末，在那栋老老宅里住着我的高祖杨启志和他的三个堂兄弟，一共四户，他们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户，勤劳而善良，他们同处一个屋檐下，也为一些鸡毛蒜皮之事产生矛盾，就像现在我的叔叔们会产生矛盾一样，每一个年代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生活故事。

由于我曾祖父早逝，我曾祖母改嫁他乡。我的祖父就和他的祖父，也就是我的高祖父在那栋老老宅相依为命。我的高祖父出生清光绪年间，他是一个比较有志气的人，一生思考着如何兴业发家，清末到民国期间，在那个深山里的寨子，兴业唯一途径就是拥田占土，因此，养大一头猪，就换一块小田，几十年下来，竟也置换了不少田地。

谁想，当他以为为子孙留下一片家业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952年土改划分成分，政府本来准备将他划成富农，他连连摆手“我没有文化，当不了富农，让我当个中农吧。”果真是没有文化救了他，政府觉得这样老实的人也成不了富农，才划为了中农。

于是，当不了富农，老宅也才保留下来。当年人气颇望的杨家老宅到了我祖父这一代，家道中落，只有了我祖父和二祖父继承香火。后来又通过置换，我二祖父搬到他出另辟新房，那老宅就完全属于我祖父。

高祖父过世后第二年，也就是1958年，18岁的祖父孤零零地在那栋老老宅迎娶了十里之外的吴氏之女，也就是我的奶奶。在那栋老宅里，我的伯伯我的父亲我的姑姑和叔叔们陆续出生，新一代杨家五男三女，让曾经辉煌又没落的老宅又热闹起来。

1972年，也许是看到了别人家起了新房，也许是看到儿女增多不够住，祖父萌生了建新房的念头。那是一个及其艰难的岁月，我的父辈年龄幼小，最大的伯父也才14岁，小的叔叔还没有断奶，白天祖父去参加集体劳动挣公分养家，建房的活只有留给夜晚。那栋老老宅在经历了不知多少年后，终于被祖父拆掉，然后他利用夜晚时间进入深山老林，靠着肩膀将一栋三层三间的房屋木料一根一根扛回了家。

祖父不仅要建自己的新房，还要建至少看起来不输于别人家的木房，一般侗家人木楼进深三根柱，祖父按五根柱的标准建，建了正屋，还在屋两旁建披厦，正屋前加前厦，这样一来，木楼在村子里看上去很气派雄伟。

建了新房的祖父心里心花怒放，至少他觉得靠他自己的力量也赶上别人，靠他一己之力也能为儿孙留一片祖业，他可以在自己建造的木房子里看着儿孙长大成家。

祖父风风光光地办了一场乔迁喜酒，多年后我从他那布满灰尘的竹篮里看到那本泛黄的礼簿，那应该是他人生中办的第一场喜酒，礼簿上记载着亲戚送的礼，有木桶、有稻米等物品，也有几毛钱的现金，最贵重的礼金是我的舅公也就是我祖母唯一的亲兄弟送的五元现金，那是家里最亲的亲戚，然而时至今日，祖母这一方的亲戚只是当作一般的亲戚走动，远没有那时的亲热。

祖父的后半生就在他自己一柱一板建起来的木楼里度过，在这栋木楼里陆续为儿女成家，陆续迎来孙辈的新生命，他也在木楼里听到自己儿子远在国家边疆为国捐躯的噩耗……新色木楼伴随着祖父一生的乐喜悲哀渐渐变成青灰色。

在祖父生命最后那几年，由于风湿以及一次摔倒骨裂，已经完全不能行走，所以他经常坐在二楼走廊那里，看护堂弟堂妹，或者做些手工活，不时与楼下经过的行人打招呼。前些年，我每次回家，忽然出现在楼下喊他的时候，他眼神就会闪出异样的兴奋，那是一个祖父看到远游孙子回家才有的眼神。这些年，我回去的时候，每次也习惯先往那走廊尽头望一眼，却再也看不到那个眼神。

2013年春夏之交的一个上午，我正在办公室里编辑当天的稿子，忽然接到三叔妈的电话，祖父上午乘面包车到镇上取药，说头疼得厉害。我让她赶紧让她将祖父送到镇卫生院，但紧接着，叔妈又来电话说祖父意识有些模糊了，我电话让她联系卫生院将祖父送至县医院，同时一阵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当我赶到县医院时，祖父已经完全没有意识，医生说大量脑出血，手术意义不大，还是将老人接回家吧。

当时我面临着人生最艰难的抉择，是听医生的回家，还是搏一回送至大医院抢救，送至大医院有可能途中断气，老人最大的意愿是在家里了此一生。最后，我还是将昏迷的祖父送回老家，隔了两日，祖父在他亲手建造的木楼里寿终正寝。第二年，祖母也随祖父而去，他们身后，是枝繁叶茂的杨家子孙。

但是，木楼依然还在那里，虽然有一些倾斜。住着我的三叔和四叔两家人。每次回家都要去那里蹭饭，已然没有当年一大家子的味道。

谨以此文，悼念祖父逝世五周年。

戊戌年农历三月廿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