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老而好《易》与巫之伦理

苏格拉底有一个精灵般的事物，总是在做不正确事情的时候出现，从不劝说去做某事。苏格拉底并未说明是否信城邦神，因不敬神罪名而死。子不语怪力乱神，因断句问题，产生有神论与无神论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苏格拉底是否敬神与孔子鬼神观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巫之崩溃与理性崛起是共时性的，神位虚悬意味着需要现代性解释，不可能获得历时性答案。孔子知之为知之，苏格拉底干脆自认无知，没有回答就是最好的答案。神位虚悬并非意味着神必然存在，而是将神至于合理的位置，神是否存在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此为理性的现代性的回答。历时性视角审视共时性，向来是知识的来源，蕴含历史尺度、当代尺度与未来尺度。苏格拉底与孔子的困境，在于神并非是神，而是去功能化的神。正如科学完全取代了巫，现代性仅仅关注去功能化的巫，科学并不研究巫，而是将巫作为作为科学进步的参照，完美解释了巫，才能令人满意。科学认为安慰剂不能治疗，安慰剂也出现过奇迹，此种情况可以用巫解释，医生与病人构成巫术系统，病人信赖医生，自我治愈。巫术是人精神活动的总和投注于生理之上，产生的概率性结果，科学实证只能否决功能性结果，不能否认文化上的功能性，具有功能上的伦理性。

去功能化的神已经拥有了位置，神位虚悬不是神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这也是理性最核心的价值。神位虚悬源于审美与伦理，苏格拉底认为美德不管有多少种，有多么的不同，都有一种使其成为美德的共同本性。神也可以如是观，神都有成为神的本质，现代性的解释中，即为自由。显然，神位虚悬并非不能解决，而是不可以解决。

《论语》的混乱是一目了然的，孔子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又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引入巫之思维，不过是自然序列的显现。古埃及人将天狼星与太阳一起升起的日子定为新年，此时也是尼罗河水泛滥的时间，可以称为“生而知之”。混乱是孔子的解释策略，也是微言大义的起源，不可说导致了不知所云与胡说八道。

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任何行为都是天经地义的。大约十万年前，尼安德特人举行了第一场葬礼，巫术最晚于此时起源。巫术是悖论式的存在，一方面人对自然的超越产生巫术，一方面巫术是人类行为的自然化。在这样的调皮捣蛋或者挣扎之中，人主观的介入自然，并期望通过操纵虚构，参与到自然之中。巫术是自然序列的一部分，科学视巫术为操纵虚构，所谓悖论是科学的观察。巫术思维是实在论的，并没有任何虚构，无论治疗还是萨满昏迷，功能性结果构成循环论证。《易》是巫的理论化，不再是巫。对于《易》之吹嘘无非反映了吹嘘者的文化焦虑，对于《易》之否定忽略了伦理价值。两性关系的问题上，《易》也体现了巫术悖论，阴阳相合，为此男尊女卑。男尊女卑才能阴阳相合，而不能从阴阳相合推导出男女平等。

巫是群体性的信仰，无论是否视为信仰，融入集体即拥有了信仰，作为生存方式的巫之方方面面天经地义的为集体所拥有。与其说巫产生了功能性，不如说集体的功能性需求产生了巫。礼制要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礼坏乐崩说明礼制被抛弃，区别只在于被民众抛弃还是统治者抛弃。孔子老而好《易》，暗示孔子从源头上追问礼制，可以理直气壮的宣称随心所欲不逾矩，乃至于不梦周公。

巫是天经地义的，巫术却不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即可简单理解。巫术契合了自然序列，巫师也不知道巫术是怎么一回事，从来没有人能搞清楚巫术是什么，归于神。理性则通过了解自然序列，归结于道。

由巫向道的跃迁中，有一个独特的“绝地天通”阶段。《国语·楚语下》：“古者民神不杂……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颛顼巫教改革，“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颛顼开启了神人两分，最终神道设教，即孔子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孔子的仁学从克己复礼到爱人，随心所欲，乱七八糟。因混乱，故指向仁之起源，“仁者，人也”。巫之伦理是一个矫正，自然序列中的人，一切皆有安排，无忧无虑。孔学的理性主义之中，神位虚悬，礼制代表国家主义，仁学代表人本主义。孔学并不能建立起理想国家，依照孔子伦理，应该大肆批判周公，而不是不置一辞，周公也没少干烂事。政治哲学与国家治理是两回事，周公开创了伦理政治，这才是孔子推崇的根本。孔子伦理是政治的矫正，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理想的国家，但是可以告诉我们国家为什么坏了。

人工智能是否能统治人类尚无结论，对于孔子和苏格拉底则不成问题，抛出一个魔法结界，AI死光光了。神都不在乎了，多出一个AI，没啥大不了的。AI可以接管仁智礼义信，被AI统治未尝不是好事。担忧AI以前，我们更应该担忧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