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实习三十日见闻录(一)

我坐在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内的咖啡厅里，内心悲痛且复杂。

从7月19日开始，我终于可以明目张胆地与北京发生关系，虽然时长只为一个月。

在满屋贴满Hellokity壁纸的半地下室居住后，我与数十万人同居在地图软件上显示为天通苑的地方，这是一个魔幻的地方。

我每夜与他（她）们产生集体共情，我每早与他（她）做亲密接触的地铁广播操。

由于地下室过于狭小，区区几平米装不下我坦荡自省时的端庄，只躺在床上脚就放在了数个缩小版的Hellokity上。

在没有下雨的周末，我在这个充满粉红情愫的屋子里呆了差不多一天。

躺在那僵硬的小床上，我能感觉到东京奥运会在卡顿的网络里成了逐帧动画，我也能感觉到我这副血气方刚的雄性身躯正在经历某种浪潮的冲击。

冲澡冷静后，我决定出门。

在学校里，自习室是不屑一顾的货色，只快考试才会显得不那么薄情。

而实习之后，自习室早已今非昔比，安静空间也成了困难资源，在美团上鄙夷而惆怅地看了几间付费自习室堪比“大餐”的价格，我尝试曲线救国。

所以，我来到了这里。

所以，我发现了我来时书包上挂着的蓝牙耳机不翼而飞。

我的损失很大，我忍不了这悲惨的插曲。

如果，有一种适用于公众场所且可代替抽烟形式的自我忧郁表演，我就不用保持四十五度仰望天空的惯性姿态去盯着那悲伤的天花板。

随着虚假的二手烟雾，我开始回忆前几天来北京时的遭遇。

在来之前，我绝对放松，期待北京给我来一场毫无防备的宴请，绝对的光鲜，绝对的收益。

饱被他人诟病的犹豫纠结，饱被他人诟病的幼稚、没有警戒心，这都是我的毛病。

所以，到北京确定租房之时，我放了那位与我相聊甚欢的诗友鸽子，在面善大妈的游说之下，半推半就地住在了那有三个小卫生间，配备公共空调的半地下屋子里。

长久以来，我都被覆盖在麻木傲慢的基调下，只偶尔闪现一些不合时宜的搞笑与奇怪。

一些自然温热的话语深埋于心，一些阳光活力的拥抱藏于静止。

失望于这糟糕的假性自我呈现，失望于让人不那么满意的自己，空空一身皆是缝隙。

止步，回到现实，不知道我的耳机又流落在何方

丢失的耳机没有张贴寻物启事的权力，门口张贴的寻狗启示，地铁口张贴的低价出租，都比耳机更有意义。

这只不过是个人附属的遗落，只不过是一只搭载火车来到北京完成丢失使命的耳机罢了。

说起丢失，北京地铁是丢失行为的高发地。

城市黑洞洞的地铁口是诱惑、驯服的咀嚼之嘴，进去的是鲜活斗志，出来的是疲于丢失的无神双目。

尽管如此，每一站都塞满了人，这一站下车的空位被上车的人挤满，它保持着表面的平衡，丢失与获得的平衡。

获得符号化的成就与朋友圈定位，丢失的却是细致敏感与对世界的怀疑、好奇。

失去耳机的我，在这里感到了更深的孤独感。

挂耳式的它前置可以作为联络友情的钥匙，后置可以在出租屋里听些安抚心灵的歌曲。

唐魔说，全宇宙共用同一个灵魂，孤独不过是同一个灵魂产生的纠葛罢了。

这样说来，孤独者也是成群的，纠葛也遍及终身。

最后，如果耳机有幸被人捡起，希望也能宽慰拾荒者孤独的身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