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说“罪大恶极”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

引子 ——汉娜 阿伦特与“平庸之恶”

1961年，在耶路撒冷举行了对纳粹分子阿道夫 艾希曼的刑事审判，汉娜阿伦特作为《纽约客》的特派记者前往报道该审判。从阅读有关卷宗开始，到面对面冷眼观察坐在被告席上的艾希曼，以及听他满嘴空话地为自己辩护，阿伦特断定这个被人们断定为十恶不赦的“恶魔”的这个人，实际上并不拥有深刻的个性，只是一个平凡无趣，近乎乏味的人。按照阿伦特的观点，他之所以签发处死数万犹太人的命令的原因在于他根本不动脑子，他像机器人一样顺从，麻木和不负责任。

阿伦特是一个出色的哲学家，客观的思考使她能够在二战后审判纳粹分子的狂热浪潮中保持冷静和理性。电影《汉娜阿伦特》中，阿伦特面对强烈抨击她在为艾希曼“辩护”的一众人时说：“我从未为艾希曼的辩护写过一个字，但我的确试图调和艾希曼这样一个平庸之人和他耸人听闻的恶行之间的矛盾，试着理解并不等于原谅，我将理解视为我的职责。”

阿伦特理解恶的本质的过程，是她首先为恶提供一个在口诛笔伐中得以喘息的救命稻草，然后试图在允许恶的存在的前提下探求它的根基。

正文—— 我生活的世界：自私之恶

我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江苏，这里没有纳粹，没有罪大恶极的杀人罪行。说起恶，最接近“恶人”这个词的人，更多是违背了传统道德，或者徘徊在法律底线周围的人。

自我出生以来，邻居家就有这样一个人，我将尽力描述这个人的形象。他作为一个富裕人家中的小儿子而长大，如今人已到中年。最近我见到他时，他还保持着他一直以来翩翩的公子哥风度，与大部分中年发福的男人们比起来，他更像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他在当地人为之骄傲但却日益萎缩的建筑行业里呆了十年，十年间偷工减料，拖欠工程款，中饱私囊的事情不曾少做，终于在几年前失去了工作。拮据的经济状况和嗜酒成性的生活作风损害了他的健康，逼走了他的妻子和儿女，却无法改变一个风流成性的小少爷荒淫无度的生活。为了维持他昂贵的生活花销，他一开始只是以小儿子的身份占得了已逝父亲的房子变卖，后来企图卖与前妻协议留给子女的旧房子不成，他就趁母亲不注意偷了老母亲的棺材本。在我记忆中，每年的春节，往往会变成这家人的噩梦，从四面八方而来的讨债之人会在他的各个亲朋好友处蹲守，暴怒的讨债者往往不分昼夜地在门前咒骂，喷颜料。在连续往家中带了十几个“准备结婚”的女子之后，他今年终于和一个有钱的中年女人领了结婚证，但再婚这件事最终让他在2018年春节前夕众叛亲离：他扬言要尽快把老母亲住的房子拿来做婚房，并且卖掉本打算留给子女的房子为新房做装修。

他现在的境况是这样的：一笔完全不够花的年尾钱，一份不知年后是否还能继续的工程项目；一个他承诺要给她新房结婚的妻子；四个坚持要分老母亲房子一杯羹的哥哥姐姐；一双不依不饶要求生活费的儿女以及一个讨着青春损失费和巨额子女抚养费的前妻。

未完待续——如何理解人际中的“恶”

带着同阿伦特同样的企图，我尝试去理解这样一个“万恶之人”。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我都试图带着最大的客观性去理解他。因为我认为大多数与一个人相处中的不愉快，一方面来自对方不自知的性格缺陷和能力缺陷；另一方面来自无法掌控的外部环境。我更倾向于认为，我周围的大多数人对于所谓“极恶之人”的抨击和指责都来源于非常主观的判断；对于受到抨击和指责的人本身来说，事件的归因更是往往不能为他的认知和自我认知能力所正确掌握。如此情况下，两边都是糊里糊涂，就根本谈不上事情被正确认识以至提出解决方案了。这是人们常常说“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一个无解的问题”的原因。“无解”的含义是：难以解答而被放弃解答。

我必须说我在“恶”的问题上举步维艰。我勉强得出的结论是：与艾希曼一样，他也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不同之处在于，他不是一个完全不动脑子的，不负责任的，麻木之人——他动着所谓的“歪脑子”。

如果说艾希曼会因为他不自知的“平庸”本性而酿成灾难般的后果，他带着服从元首命令的安慰感和对自己的工作的侥幸心理；那么我看到的这个人，则正在因为他的“自私”本性而步步走向生活的绝境，他的自我中心里面，并不存在服从上级或者担负责任这样人为规定的问题，存在的问题核心是：我如何尽快能索取到最大的个人利益。“尽快”容不得他花时间去脚踏实地奋斗，“最大”要求他拼命花脑筋去谋划，“个人”则是躲在他多种说辞背后最深的需求。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的中国，我们并不能对纳粹恶行感同身受，但我们是否也在对“恶”的含义不自知的情况下，过分地将人际中的“恶”夸大为“极恶”，并成为道德审判的狂热分子呢？ 写不下去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