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

菊与刀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成书的战略情报书《菊与刀》，从多个角度深刻而准确地揭示了日本民族的文化特性及其国民性，自出版以来受到了世界各国专家学者的重视与赞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成为了世界公认的现代“日本学”之源。直到今天，《菊与刀》依然位列最畅销的学术书籍之一，被奉为日本研究的圭臬。

      其实不只在西方人眼里，日本的民族文化是瑰丽而奇特的，就连在一衣带水的中国和其他亚洲近邻眼里，日本的民族性有时也是难以理解的。虽然按历史溯源来说，日本文化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承袭而来——譬如日本文字与汉字的继承关系、日本人对儒家经典的推崇、日本从汉地引入佛教并发展成为官方宗教，不一而足——但在对汉地文化进行吸收借鉴的同时，日本又根据其特殊的需要作出了相应的改变，使之最终成为了日本民族独一无二的行为模式，这其中的许多原则和观念即使在与之文化同源的中国人看来也是非常陌生的。日本在引入中国儒家文化体系的同时对其中的一些概念作出了改变和重新要求，使之在伦理观念上与天皇制相容。例如“忠”和“孝”是日本与中国所共有的道德观念，事实上，日文中的“忠”“孝”就直接是汉字。但与中国人不同的是，日本人将这两种道德义务看成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以至于它们在日本人的生活和文化语境中所扮演的角色早已远远超出了中国“忠君孝亲”观念的分量。 中国儒家文化讲究中庸之道，“中正平和”一直是为人处世所应追求和持有的风度。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朱子也曾说过“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也就是说，在做人处事方面，中国人所追求的是恰如其分，做得不够或做过了头这两个极端都是应该极力加以避免的。中庸之道要求人们抛弃一成不变的固定姿态，不拘泥于某一固定的形式，在坚持“仁”“义”原则的前提下，根据情况采取灵活的策略。在中国文化的伦理体系中，“仁”一直是道德的最高准则，“这个道德（仁）本身被解释作‘仁慈’（慈善、博爱），而它实际意思上几乎包括了西方人所说的友好和睦的一切人际关系” 。而相比之下日本人则显得固执和极端的多。他们视“忠”“孝”的义理为绝对，哪怕所要尽忠尽孝的对象残暴不仁、蛮横无理也别无他法。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者强调“施仁政”，并有“君舟民水”之说，认为如果皇帝昏庸无道那么百姓就有理由推翻他。但在日本，对天皇绝对的尽忠占据了日本人生活的最高准则。他们将天皇视为国家统一和日本民族精神的象征，而非一个可能犯错的世俗统治者，因而对天皇的绝对服从就等同于对日本民族的忠诚和维护，是日本人身份认同的根本文化基因。

      事实上，日本天皇的概念的确与中国政治文化语境中“皇帝”的概念相去甚远。中国皇帝虽也号称“天子”，并企图通过种种宣传使皇帝神格化，但中国人清楚地了解到某一朝一代的皇帝并不足以与整个民族的历史和精神等同起来。中国皇帝是世俗统治者，掌握着国家最高权力并直接参与政治生活，他所做出的每一项决策都会受到人们的评判和议论，而那些不甚英明的皇帝更会在百姓中激起不满和反抗。日本天皇不是世俗统治者，他在政治生活中所掌握的实权少之又少。自古以来，日本就有幕府掌权的传统，到了二战时期，国家权力则落入了军部手中。天皇是日本世袭的国家元首，却从来不直接处理政治事务。这种同世俗生活的疏远感和神秘感使天皇免于卷入日常纷争之中，而得以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符号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发挥着至高无上的重要影响。在读《菊与刀》之前，我曾一度大惑不解为什么日本人能将一个世俗之人视为民族信仰，对其如此执着地迷信。在了解了天皇这一精神图腾的含义之后，我开始理解日本人那不可撼动的对天皇“尽忠”的信条。“天皇”是一种象征、一个符号，而不是一具单纯的血肉之躯。如果人们能够对由几块轻飘飘的彩色布条拼接而成的国旗致以崇高敬意的话，那么为什么不能将一个活生生的人视为信仰呢？

      “义理”是日本研究中一个极有意思的文化现象，它统领着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的基本含义类似于其他文化中所强调的“责任”“义务”的概念，但日本人将义理视为绝对的“债务”，其偿还的必然性和严苛性不容置疑。子女受了父母的养育之恩，就有义务报答这份恩情，而父母之恩是子女无论如何也报答不尽的。因此，除非与尽忠天皇的义理相冲突，不管父母提出怎样过分的要求子女都必须想方设法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满足父母的意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能看到日剧中丈夫为了服从母亲的意志而忍痛与恩爱有加、贤淑温柔的妻子离婚。在强调履行责任这一方面，中日文化有颇多相通之处，但日本在其他许多中国人看来“不必要”的方面走得更远。《菊与刀》中举了夏目漱石的一篇小说《哥儿》作为例子，来揭示日本人的这种心理。只是因为喝了自己所不喜欢的人给的一杯水，哥儿就深感耻辱，认为自己蒙受了别人的恩，对此耿耿于怀、坐立不安，甚至直言“死不瞑目” 。日本“有恩必报”的义理使哥儿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这无论在中国人还是西方人看来都是心胸狭隘的表现，是斤斤计较、钻牛角尖的庸人自扰，但在日本人看来却是了不起的品质。义理充斥着日本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给日本人制定了许多条条框框，自幼年以后，日本人就处在义理的沉重枷锁之下，一思一言一行都必须严格地恪守义理对人们的要求，这种境况直到老年以后才有所改善。正是因为义理对人们的牢牢控制以及日本的“耻感文化”作用，日本社会呈现出高度的统一性和组织性。日本民族经常被比喻成“狼族”，这不仅是说他们民族性格中存在的顽强和进取的部分，更是意指他们整个社会所表现出的高度统一的秩序和行动力。

      在义理的逼迫和驱使之下，日本人似乎很容易“一条胡同走到黑”。他们对于自己所负有义务必须完成的事总是拼尽全力想方设法地完成，哪怕要做出极大的牺牲也在所不惜。这很容易使人们对日本民族性格中另一个突出的特征感到困惑：正如鲁思•本尼迪克特所指出的那样，日本人“喜新而又顽固”“忠贞而易于叛变”“保守而又求新”，当日本人发现一条道路走不通的时候，他们很容易马上转向相反的方向。一个令人诧异的例子是二战中天皇宣布投降前后日本人态度的骤变。在天皇的声音通过话筒，从广播中传出来之前，日本全国上下的军民还在奋力抵抗盟军，抱定“哪怕只剩下最后一根竹矛也要战斗到死”的决心，而大楼外主张战争者则千方百计地试图阻挠投降宣言的发表。然而宣言一经发表，除了极少数仍坚持战斗的人转入地下活动之外，全国上下瞬间采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新面貌：他们不再攻击，而是表现出亲和友好的态度，彬彬有礼、十分客气，盟军所到之处皆受到热情的招呼和接待。这不仅在西方人看来觉得不可接受，在中国人看来也是难以理解的。本尼迪克特在书中引入了“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概念，并指出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通俗地说，罪感文化是指人们的负疚感是由于自己的罪行本身及其与既存的是非观和个人良知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而耻感文化则是指人们之所以感到愧疚不安是因为觉得自己受到了耻辱——这种耻辱可以是因为做了不合别人期望的事由自己造成的，也可以是别人无端施加的。耻辱加身是日本人最忌讳的事情之一，而努力洗刷耻辱则被视为最应得到称赞的品行。决定日本人是否感觉受到耻辱的关键因素不在于行为本身正确与否，而在于别人对行为的看法。如果自己的行为遭到社会其他成员的鄙夷，那么即使这种做法本身无可指摘，日本人也会因感到莫大的耻辱而备受心灵的煎熬。本尼迪克特犀利地指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敢于坚持自我而不屈从于主流意见往往被视为勇气的体现；而在日本则恰恰相反：自我牺牲以努力遵循既定的社会规范被视为一个人坚毅、勇敢的表现。

      日本的耻感文化基因很好地解释了他们在二战中所表现出来的令世人瞠目结舌的前后剧变。二战中的日本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但他们信仰的并不是战争和军事力量本身。他们的目标是赢得世界各国的尊重，在全球格局中取得自己“各得其所”的相应地位。实现这一目标有很多途径，战争只是其中一种。当天皇向全世界宣告日本投降时，战争这条通往“受尊重的地位”的路就被堵死了。日本人企图通过战争途径实现自己受世界尊重的地位，但即使拼尽全力、战斗到死也没有达成最终的目标，因此他们转而寻找其他更合适的方法。日本人明白，要获得西方国家的认可，取得他们的尊重，就必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因此他们马上采取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办法，表现出谦和有礼和和平发展的积极意愿。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可能赢得世界的认可和尊重，取得相应的地位，使自己免于遭受被西方人轻视和排斥的耻辱。

      日本人这一“由一个方向转向另一个方向”的能力在个人层面也有清晰的表现。《菊与刀》谈到，在二战战场上，绝大多数日本士兵都选择战斗到死、拒不投降。被抓起来做俘虏的往往都是当时在战场上失去个人意志或行动能力的人。这些人到了盟军军营后，一开始会乞求对方将自己杀死。但若求死不成，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就立马采取了连盟军都没有预料到的崭新的积极态度。在这些战俘的观念中，自己作为日本人的生命已经终结，他们对日本民族来说已经是死人了。因此，剩下的人生仿佛是新的一页，他们要用自己的行动实践来做一个“模范俘虏”。他们主动告知日军弹药库的位置、详尽地诉说日军的兵力部署、为盟军写传单、与盟军同乘一架飞机引导军事目标。 中国文化自古讲究人的忠贞和气节，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于谦“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佳咏至今仍广为传唱。中国人的中庸之道，讲求的是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的灵活变通和不走极端，日本战俘的这种行为在中国人看来简直不可理解。但显然，日本人并非贪生怕死之人，只不过他们采取了一种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变通”策略。在我眼里，日本人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并没有吸收其中“中庸之道”的精华部分，他们的行事在很多时候看起来都有失调和。日本的文艺作品给人以极致纯情和极致黑暗这两种极端的印象，而造成这一现象的背后因素正是他们的文化“缺憾”，即一种“不是玉碎，就是瓦全”的性格倾向。

      《菊与刀》的确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经典，是客观、深入了解日本文化的必读佳作。许多以往注意到、而又百思不得其解的文化现象在书中都得到了细致深入的社会心理分析，令人有如醍醐灌顶之感。值得称道的是，鲁思•本尼迪克特从未踏上过日本国土，却能对远在千里之外的国家做出如此精准犀利的分析，其学术功力可见一斑。诚然，当今的日本在飞速发展变化着，其民族性格和文化也在不断演进，书中的某些分析可能已经失去了时效和准确性。就像许多来到美国、习惯了美国生活的日本人都说自己再也无法回到日本、无法融入日本的传统文化语境中了。但《菊与刀》一书中提出的许多深刻准确的见地仍是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意义的，它有助于每一个人——包括日本人自己——了解日本的文化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