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春秋之一：卿制及军制 —— 5.86 “宋大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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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平公苦心经营的 “四族共政” 格局首先需要一位贤能的执政官来维护，也即上卿司城乐喜（子罕）一方面要能够充分代表 “戴族” 的利益，同时还得能够团结其他包括 “桓族”、“庄族” 和皇氏等势力。

譬如宋平公九年（前567）以莫须有的名义罢免轻佻而懦弱的华弱司马职务并将其流放之时，司城子罕不但没有袒护同族，还进一步指出应该同时驱逐另一位同样来自 “戴族” 的肇事者乐辔：

……夏，宋华弱来奔。司城子罕曰：“同罪异罚，非刑也。专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荡……（左传.襄公九年）

此表明子罕对宋平公削弱 “戴族” 的意图心领神会，但是仍然希望以尽量不破坏大局的妥协来换取国君信任。随后的二十多年里宋平公陆续安排皇郧和庄朝先后出任司马，司城子罕都能够与之相互配合。

此外宋平公二十年（前556），当大宰皇国父为了讨好国君而役使民众修筑宫室以至于妨害民力的时候，子罕在劝阻无果后毅然转为支持，以避免出现国君一派与 “戴族” 出现对立的局面。

当向戌成功主导了诸侯弥兵的 “宋之盟”（前546）后，子罕又劝阻了左师获得 “免死之邑” 六十的做法，一方面压制了 “桓族” 势力的迅速抬头，同时也避免了向氏由于功劳过大而与其他公族之间出现裂痕的局面，因此连向戌都承认 “我将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

然而当子罕这位政治平衡的维护者去世之后，宋国不但平衡被打破，甚至连正常的内政管理都出现了无以为继的局面。尽管《传》文没能记载乐喜（子罕）去世的准确时间，但是仍可从以下记载推断：

……郑饥而未及麦，民病。子皮……饩国人粟……宋司城子罕闻之，曰：“邻于善，民之望也。”宋亦饥，请于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司城氏贷而不书，为大夫之无者贷。宋无饥人……（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此为晋命诸侯城杞之年（前544），中原的郑、宋相继发生灾荒，子罕效法郑之罕虎鼓励国君和贵族向民众贷粟以渡过难关且并不引以为功劳。不过此后史书再无子罕之记载，预计其贷粟之时已在病中，其鼓励大家贷粟的做法本质上是对其身后宋国政坛面临的矛盾忧心忡忡而希望改善公室与民众关系。

而同一年参与城杞的司徒华定，可能由于知道子罕的病情，且其即将继任而成为 “戴族” 的新族长而被晋司马女齐认为 “侈” 且将 “不免”：

……齐高子容与宋司徒见知伯，女齐相礼。宾出，司马侯言于知伯曰：“二子皆将不免。子容专，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可见子罕之后的 “戴族” 将没有器量继续与公室和其他氏族和睦相处，也没有能力妥善处理宋国政务而只顾着扩大自家利益，此为宋大火灾期间管理混乱以及后来最终爆发 “华、向之乱” 的根源。

就在子罕去世以及宋发生火灾后的几年内，宋六卿职序调整为：

宋大火灾数年后六卿及大宰的配置

可见除了向戌仍然属于 “桓族” （绿底）之外，宋诸卿位又回到了 “戴族”（浅蓝底）手中，宋平公致力于维护的三族甚至四族共政体系被彻底破坏。而到了“华、向”之乱爆发的这一年（前522），宋国六卿、大宰及其副职的配置进一步演变为：

“华、向之乱” 宋诸卿、大宰及其副手的配置

可见 “戴族” 已经彻底掌握了政局，甚至之前作为其竞争对手而存在于诸卿、大夫之中的向氏和皇氏竟然也已经倒向了 “戴族”：

……己巳，宋华亥、向宁、华定、华貙、华登、皇奄伤、省臧、士平出奔楚……（左传.昭公二十二年）

按照《传》文记载，来自 “桓族” 的向宁和属于皇氏的皇奄伤全部因为支持 “戴族” 而被迫一同流亡，宋元公也不得不暂时放弃了扶持向氏、皇氏而改为依靠更为近支的公族 “平族” 与 “戴族” 剩余的势力继续抗衡，也即走上了齐、鲁等国的以近支公族取代远支公族的老路，这也将被最终证明是毫无效果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