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妆(散文)
原创
我的人生里,有两个女人的嫁妆影响着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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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初,16岁的母亲从自贡坐花轿到乐山远嫁给我父亲。外婆家家境殷实,除了大姨,母亲作为幺女自然陪嫁也是丰厚,一对红木箱、一张大红床、一个大红柜子,瓷盆水瓶、铺盖枕头加蚊帐一应俱全,在那个年代算是阔绰了。紧接着,在母亲的大红方床上,诞生了我们五姊妹,两个木箱里堆满了我们的衣物,柜子里装着我们全家人的口粮。我懂事了,也知道了母亲的委屈和泪……。就这样,母亲的嫁妆陪伴着我们走过了20多个春夏秋冬。在那穷苦岁月里,我们的哭,我们的笑,我们的冷暖,我们的饥饱,都与母亲的嫁妆紧紧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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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期,我到了结婚的年纪,妻子也是远嫁到我们那。她家条件也不好,岳父叫木匠做了两个大木箱。山上不缺柏木,我挑着两个沉重的木箱坐中巴车一路颠簸回到家。箱子里各装着一个用柏树蔸做的菜板,菜板像人的手掌样,厚实而硬性。而我是两手空空,家徒四壁。至今,我都还欠妻子一场婚礼。两个箱子,一个装我们两口子的衣服,一个装我的书。
结婚后,因为我们家7口人,不得不分家。考虑到要生孩子,母亲把那张大床也就是她的嫁妆让给我们睡。床宽,几乎要占歇屋(寝室)的一半。我把装有书籍的箱子放在床头,夜里方便我坐床上在木箱上看书、备课。这木箱也成了我的书桌。那时还点煤油灯,妻子每晚上都要给我拨灯花,说“亏眼睛”。有了儿子后,我怕他把书到处扔,就给木箱上了把小锁。儿子大了些,我把木箱从床上抱到条櫈上,紧挨着我用翠竹做的书桌旁。
90年代初,我来到了乐山,和我一起来的,自然是那装有书籍的大木箱。在这个城市里,我搬了若干次家,这木箱也跟随我一路飘荡,以至于四周松动,我用铁钉加固了几次。到03年底,我不再漂泊了,认为家里的物件应该“高档”点了,觉得这木箱无用了,所以将她弃之于垃圾箱里。第二天我就后悔,想把木箱找回来,可早已被挖车压路机埋进了垃圾山里。过后,想起这木箱,我便一直后悔。跟了我18年,怎么说扔就扔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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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来,母亲的嫁妆让我切身感受到了博大的母爱和家的温暖;妻子的嫁妆,让我知难而进,奋发向上。她们化着一股强大的力量,支撑着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克服一切困难,为了心中的目标而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