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深层解读哲学层面自由主义的发展和反讽
如何深层解读哲学层面自由主义的发展和反讽
古人但凡略为知晓自由和繁荣这类事情的，似乎都认为二者很难调和一致，然而现代自由主义却要将它们硬拽到一块。
因为，自由主义者们相信，自由探索、自由创造、自由结社和自由贸易一定会导致繁荣。
因此，我毫不怀疑他们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
19世纪，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一定目睹了财富的急剧增长，科学的突飞猛进，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
而在此之前的古人所面临的却是问题的不同方面。
毕竟，他们从未体验过自由主义。
他们在宗教、习俗和军事上都希望由国家来控制，甚至在他们的个人和家庭的道德问题上，即使是最苛严的律法他们也不怨尤。
他们的国家需要紧密地团结起来，因为小，因为总是处在被彻底摧毁的危险中。
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似乎都清楚地认识到，不论如何得来的繁荣，都会危及自由。
因为，繁荣带来强权。当一个民族统治外族时，它在国内的统治也会变得严峻刻板，它那精密的国家机器须臾不可停顿，也很难改良修缮，帝国的人民成为它的沉重负担的奴隶。
而且，繁荣需要职能的不平等并创造出财富的不平等，而太多的工作和太多的财富都会窒息个人的自由。
因而，他们臣服于物，而这是与傲称自己是高贵动物的古人所称道的自由背道而驰的。
其实，无论是个人的发达还是国家的繁荣，都意味着财富，而财富则意味着负累、束缚和奴役，而且也是对心灵的奴役，因为富人们不仅时间被占据，而且感情、判断以及思想空间都被充塞。
看着我的那些有钱的朋友们，我常常思忖他们的财富有多少是与人方便的，又有多少是碍手碍脚的。
那就以电话为例吧，它能给你带来方便，使你立刻到达你想要去的许多地方，参与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然而，如果你正得其所哉，享受你正在做的事情，电话就成了碍手碍脚的东西。
公共交通工具、公共图书馆、公共服务生(比如正在工作的旅馆的侍者)能与人方便，即便是穷人也可以享用它们，然而私人汽车、私人藏书藏画、私人奴仆，在我看来就是累赘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或许我是个老古板，甚至几乎是个很轴的人，我的话其实真的算不了什么。
我赞赏文明:因为我成长、生活于城镇，喜欢耳闻目睹层出不穷的新鲜事。
我喜欢在装点着大千世界的美好事物中徜徉漫步。
但是私人财产，或任何个人所有物，我都应加以拒绝，因为它们可能会剥夺我的自由。
也许自由主义想让自由与之匹配的与其说是繁荣，不如说是进步。
进步意味着不断地变得更好。
毋庸置疑，自由对于有些方面的进步是大有裨益的，譬如写诗:一个人要想在诗艺上精益求精，可以无需帮助，更不能受他人干扰。
但是在有些事情上，帮助是必需的，干扰是可能的，譬如政治:只有在人们万众一心,自发地希望朝同一个方向奔时，自由才可能有助于进步。
那么，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朝什么方向变化才是进步呢?
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者会回答:自由本身的方向，其理想是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的方向，走自己的路，有志同道合者加以援手,而无话不投机者横加干预。
如此自由几乎能等同于幸福了:依循本能生活，无人指摘，安安全全。
自由主义的初衷就是尽可能地使人得其所欲，在这一点上，它几乎等同于单纯的仁善。
自由主义发轫之初的一个主要动机就是仁慈，现在仍有许多自由主义者还在尽其所能地广施善行。
但是，政治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要比单纯的仁善复杂得多。
许多人，甚至大多数人选择的方向令他心怀厌恶、义愤填膺。
他根本不希望他们幸福快乐，除非他们能以他所规定的方式获得快乐。
作为一个改革家和慈善家，他极尽所能地使所有人都转变成他所喜欢的那类人，这样他才能喜欢他们。
他觉得对人们听之任之是自私的。
他们必须得到帮助，不仅仅是帮助他们得到他们想要的——那样对他们来说没准太糟糕了——而且引领他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往前走，往高处走。
小国寡民，简单的经济机制，民族与民族之间丰富的道德多样性，每个民族内部严格的道德律令，都不利于进步。
那样将是退步。
即便人们因之更快乐，但自由主义者是不会因此而快乐的。
要取悦于自由主义者的进步必须继续沿着19世纪的方向前进，朝着人口的庞大、物质的复杂、道德的统一和经济的相互依赖前进。
例如，自由主义者理想中的优秀孩子喜欢梳洗干净，渴望上学，喜欢做瑞典军操，渴望从书本上学习一切。
但是也许有个性的小男孩(根据自由主义哲学，他的个性是神圣的，真和善的惟一评判标准是他自己的意识)却喜欢脏兮兮的，渴望在大街上玩泥饼，愿意在经验中或从大男孩那儿学东西。
当慈善家跑去拯救他时，这个忘恩负义的小家伙冲着他们又哭又闹:“别管我。”——这正是自由主义的自由的基本原则。
若要告诉这样一个顽童，说他不知道什么东西才是对他有益的，说他现在是个被坏习惯和恶魔般的本能所控制的奴隶，他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只有通过改正缺点，学会从美德中寻求快乐——显然，这就是在弃绝自由主义，宣扬古典教条，即至善不是自由而是智慧。
而这样的权威论断恰恰是自由主义曾经奋起反抗过的。
它那时断然拒绝追求一种最终成为禁欲主义的自由——听起来有点滑稽——即当我们放弃一切真正想要的东西后能得到的自由，处于奴役状态的假自由。
在小男孩面前，自由主义哲学采取了中间路线。
它确信——尽管不宜这样幼稚地直接告诉小男孩一定得先允许他脏兮兮地过一阵子，直到足够的经验使他明白，整洁干净是多么舒服。
同样，如果书上有足够多的图片，如果老师先是教他如何做更棒的泥饼，他就会自觉自愿地去学校。
而至于道德和宗教，小男孩和他的伙伴们到时自然会在他们的经验中形成合适的来，而只有这样形成的道德和宗教才是真正的。
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哲学试图成为德国式的和超验的，而不再是经验主义的和英国式的了。
它现在相信，道德生活不是各式各样的人追求各式各样的自由和幸福，而是一个单一的精神，通过一系列必然的、层层上进的阶段，在所有生命中的发展。
因而除了最优秀的人所渴求的东西，别的都不是人们真正或最终想要的。
这也是高级势利的基本原则，而所有真诚的自由主义者实际上都是高级势利小人。
如果你拒绝朝指定方向前进，你就不仅仅是与众不同，而且还是鬼迷心窍、畸形变态。
野蛮人不能总是野蛮人，修女不能总是修女，中国不能总是闭关自守。
如果动物仍然是动物而没能进化，那是因为它们自己意志薄弱、不思进取，是非常可悲的。
古典自由——尽管这其实只是顽固独立的别名——和顺从自己的天性，在现代自由主义者看来，有点过于自由了。
古典自由承认万事万物，无论是动物、人还是神，都有其自身的尽善尽美的境界，而每一种完美境界都足以成为一类美德和幸福的至高者。
古典自由是多神论的。
在主人和奴隶、男人和女人之间，它不承认哪一方的道德更优越或更先进:他们都一样，或可能一样完美。
不平等是可敬的，在最卑微的人中间也会有尊严和美好。
高级势利也许是荒唐的，因为如果你不满足于你现在的状态，你又怎么会满足别的呢?
但进步的超验原则却是泛神论的。
它要求所有人或物都不安于现状，抛家弃乡，像成群的移民一样，被引领着走上同一条不得不走的旅途，向着同一个迥异于家乡的目的地逶迤而行，颠簸劳顿在所不惜，除此一途，不可能达致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宇宙源自一团星云，亦将回归到一团星云。
在此期间，做一颗一动不动的星星，再怎么皎洁明亮，也无幸福可言，即便是暂时的幸福，也是不可能的;幸福是随着一个人不断提升不断精进的命运而流动而消解而愉悦而静谧。
这样，进步的概念和普遍进化的概念合而为一，而自由、甚至改善的基本原则却被弃之于不顾。
不过，在自由主义的政治表达中，自由掌握了先机。
新教徒开局，主张个人在阐释圣经上有自己的判断权;超验主义者收场，主张个人有将自己的精神施与他所碰触到的一切事物的神圣权利。
他对自己的责任，也是他最深层的本能，就是从最宽广的可能领域汲取一切适宜他的东西，而打心底里拒斥一切会妨碍或冒犯他的东西。
他的自我中心主义一以贯之，有时竟发展到极端程度，拒不承认任何他不能领会的东西也可能存在，或者认为物质世界和外邦都不过是他为了自我提高而和自己下棋时走的观念卒子。
即便没有人传授他这些超验主义的奥秘，他也满心都是实际的自信，给予自己自由的热望，以及他配得自由的信心。
他若不想探索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去探索:他有平等持有和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不管他的知识多么有限:他的行动应该尽可能地不受强迫。
在具体事情上，为权宜起见，他可能会愿意屈从于大多数人的决议，但前提是他的选票已经被计算在内，而且这种让步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其他自由不受干扰。
在所有这些行为准则之后有一个总的信念，那就是传统败坏经验。
任何感官知觉对事实的检验——都是某个人的感官知觉:任何推理都是某个人的推理，而且刚开始时总是极为雄辩的。
但是，一经转手，证据便失去了锋芒，词语的意义变得残缺，毫无生气的因循沿袭将最初的真知灼见窜改得面目全非。
因此，改革、修正、重申需时时进行。
据此观点，任何诚诚恳恳地修正传统的个人都一定会使之得到改进。
不是这个人的亲历亲为,不能真正满足他当前的需要的东西，对他而言都是坏的。
一个没有传统的人，只要他的物质条件充裕，他就会更加纯洁，更加理性，更加有德，强于他继承到什么东西。
可怜啊，你是个后代!【在此，原文为德文】
孤儿们有福了，因为他们应得子孙。
美国人有福了!
哲学当是超验的，历史当是浪漫的，专注于自己国家的，政治当是民主的，艺术当是有个性的，超然于陈规习见的。
宗教信条的五花八门只会证明圣灵感应(inspiration)的真实——亦即其内在性。
然而，如果这种超验的自由是自由主义的全部，那动物至少是非群居动物——岂不是最无懈可击的自由主义者?
它们不正是完全受内在本能的控制吗?
它们不是充分享受完全的良心和表达的自由吗?
格伦迪太太【格伦迪太太(MnGrundy)，源自英国戏剧家ThomasMorton(1764-1838)所作喜剧 Speed the Plaugh (1798年)中的人物，喻过分拘泥礼节规矩，爱管头管脚、以风化监督者自居的人。】会干预它们发乎天性的行为吗?
除了受自己的本能冲动和一己之私利驱使，它们还会为别的原因争斗吗?
饶是如此，回归自然却并不是自由主义的理想，远远不是。
它训斥狗不要狂吠不要乱咬，即便神圣的诗人有诗为证:“那是它们的天性。”
依照超验哲学，狗应当改良天性，修正举止。
自由主义灵感的一个主要部分是热爱和平、安全、舒适和全面信息。
它追求稳固的财富，坚持教育，尊崇文化。
它完全不赞成人的野性本能，厌恶掠抢、狩猎、打斗、密谋、痛饮和苦行。
它对苦难有一种近乎神经质的恐惧。
在它看来，残忍是恶魔的行径，不为痛苦所动则是兽类的表现。
因而，我恐怕自由主义不可救药地是属于前尼采时代的;它属于维多利亚时期;它温顺而驯良。
它吁请每个人都来追求自由和自主，因为它想当然地认为，只要人们自由了，就会渴望富有，渴望受教育，渴望知礼仪。
他们怎么可能不对在自由主义者们看来显然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心向往之呢?
但是，遗憾的是，但凡领略过自由主义体系的人，绝少有喜欢上它的。
这一定让自由主义者们既惊诧莫名、痛心疾首，又百思不得其解。
爱的自由又是怎样?
如果说在永生的神灵中有那么一个纯真无邪、生有双翼的造物，那就是爱神厄洛斯。
爱越自由越单纯，它就鼓翼得越欢，漫游得越远，翱翔得越高。
但是，一碰到实物、条件、后果，它的自由就会迅即枯萎，甚或演变成悲剧!
怎样的禁令，怎样的虚伪、怎样的责任，怎样的悲哀!
文明的进程将爱通迫进了由誓约、年龄、性别、阶级、人种、宗教、血亲关系甚至习俗关系搭建起来的铁笼，对于这个铁笼的种种羁绊束缚，愣头儿青厄洛斯自己还一无所知呢，社会用家庭情感和宗教义务的冗长的裹布在施洗礼时就把这个小淘气包闷死了。
曾经是感官的欢娱，神秘的狂喜、销魂的情谊，现在却全然只是一个关于金钱，习俗和后代的问题。
英国的自由主义对爱尤为残酷。
在维多利亚时期，爱的所有活泼可爱的本能冲动都被责为不体面，直到一纸婚书突然将它们抬到神圣的高度，不过还是不宜公开谈论。
但新近的激进主义又为感情提供了什么自由呢?
离婚的自由，花巨大的代价，发拙劣的伪誓，忍受公众的谣言，费尽千辛万苦离了婚，也许只是为了能够马上再结婚，然后再离婚。
那么，为什么不学西班牙，让爱只是诗人的专利，这样岂不更坦率，更高贵?
又或者，让年轻人随心所欲地在月光下弹吉他，彼此交换热辣辣的眼神，日日对着格子窗倾诉衷肠，然后，一到教堂门口，就给新娘穿上黑装素服，遣散所有的自由幻想，郑重道，从今往后，汝之名为仁慈、忠贞和顺从，这样岂不也更坦率，更高贵?
然而，政治并不能给灵魂带来真正的自由，如果真正的自由终究能够获得的话，那也一定是经由哲学。
但是自由主义能为一个人的世俗成就创造巨大机遇。
它大大增强了社会名望，奢华享受以及由高雅精致的欢娱所烘托出的爱的诱惑力，因为它使这些东西成为人人可以企及之物。
自由的国度能最大程度地激发一个野心物勃的人的想像力。
那些在普世的竞争中或有好开端、或有急智、或有胆识的人会发现，丰厚的奖赏在等着他们。
雄厚的财富奠定人的自尊和骄傲，继而培养人慷慨大方、宽宏大量的品德。
文化环绕财富，科学为其服务。
只要科学有助于财富的获得，智识有助于统治的稳固，二者都可以由统治自由之邦的富豪们担当。
他们会用数不尽的便利设施和了不起的创造发明来充实国家。
同时，没有什么能阻止富裕家庭中实力较弱的成员成为牧师，甚至学者和艺术家，或者他们可以云游五大洲，猎捕丛林中尚存的野兽，再写些关于野人的书。
自由社会提供的这些奖赏是否值得去争取，这个因人而异，还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因为有些人从没想过要得到它们。
但是，任何人都可以观察到的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小说家提供的对现代生活进行条分缕析的图景，都不是那么诱人。
即便是最安全的财富也总是令人担惊受怕，健康、孩子、宗教、婚姻、仆人，样样让人操心费神，还有，当一个人可以居住在任何地方，一切全凭自己选择时，住在哪儿也成了一个令人尴尬为难的问题。
而对政客而言，政治没有他的私人事务重要，也没有桥牌有趣，他总是有个政党，或有一个邪恶的对手，当他的失职失误导致糟糕的后果时，他可以将责难的包袱甩给它们。
当权者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政治家，因为真正的政治家是始终如一的，而公众却从不会长久地支持什么恒久不变的事业。
现代社会的成功人士真正最关心的是爱;对他来说，爱是集感官、虚荣和友谊为一体的奇怪混合物，它的隐秘而摇曳的火苗照亮了他的思想和行动的整个世界。
即便爱是相互的和合法的，也总是有没完没了的焦虑和伤感，因为情人们之间若总是平安无事的话，他们很快就会变老。
富人们中间反倒鲜见舒畅自然的笑声。
在他们中找不到道德安全的感觉，没有幸福的自由，没有一切尽在掌握中的笃定。
而这恰是自由生活的精华所在，是它炫目的功绩，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基督教王国才被推翻，蠢笨的农民才得以高升，成为工人、小店主和车夫。
当奖赏的清单向所有人开放，生活的惟一目标就是尽可能地像富人那样生活时，无疑大多数人都将遭受挫折。
能力各异的人却要追求同一个目标，而竟争又激化了他们之间的不平等。
在过去，平头百姓会因了庸常的幸福或一技之长而得到更多的满足和鼓舞。
现在的人们却全都蜂拥加入追逐财富的赛跑中，又纷纷绝望地被甩出队伍，卷入贫穷的旋涡。
因为有了自由，懒散之徒会尽可能少地工作，尽可能多地喝酒。他会安于他能得到的最廉价的住所，寻求最不需要努力、最寡廉鲜耻的生活圈子，毫无遏制地生孩子，逼急了时他可以出卖自己，什么活都干，无论报酬怎样，或者混迹于辛迪加化的奴役中或移民大潮中，或者茕然一身,沉沦于悲惨的深渊中。
然后他会成为桥洞、啤酒厂、煤气厂的阴暗肮脏的角落里的常住民，酒吧的朦胧灯光穿透重重雨幕照到他那个角落，给他送来此生仅剩的一点欢娱。
至于街头徘徊的流浪女发送过来的引诱信号就谈不上什么欢娱了，因为她几乎和她想要勾引的那个步履踉跄的流浪汉一样烂醉如泥，满身泥泞。
不过上帝也许并没有看到这一切，因为城市的上空永远都笼罩着难以穿透的烟雾之幕。
自由主义体系的初衷本是要提高个人，结果却贬抑了大众。
民众的苦难是如此广泛，如此可怜，使得自由主义的另一个要素——慈善的热情——再次走向前台。新的激进分子高呼:滚一边去吧，自由，让我们拯救人民。
自由主义的立法曾经打算将政府职能削减到仅为治安管理的最低限度，现在却已将公共教育、社会改革、甚至工业管理一一接手了过来。
这些幸福的人民能够断文识字。
他们拥护符合普通人口味的媒体，或者说符合普通人能够普遍具有的口味的媒体，因为最佳品位自身不够普及，因而也无法令公众趋之若鹜。
此外，媒体总是被外来势力厚颜无耻地操纵着，为其商业目的或宗派目的服务。
新旧迷信都在这已被感染的空气里蓬勃发展;它们现在都要奇怪地得到了人们的尊崇，似乎没有人能够对它们提出任何异议。
这整个儿就是一场偏见和流言的混战;无论是什么，只要最先抓住人们的耳朵，就能成为所有进一步推论和赞同的核心。
广告是辩论在当代的一个替代品，它的功能是使本来更差的东西看起来更好。
广告艺术发现了最行之有效的心理手段，这些手段又被运用到宣传——对人性的侮辱的混战中。
例如，当谎言被揭穿时，要不断地重复它，而不是收回它。
世界上大部分人都被湮没在这震耳欲聋的声音中了。
不过，每一条宣传都能吸引到一小撮信仰者，能激励他们为神圣的事业重新心甘情愿地忍受迫害或去迫害他人。
惟一的问题是，哪一条宣传能够先发制人，争取到最大数目的听众，并最有效地压制扼杀所有别的宣传。
在目前看起来似乎是德国、天主教和共产党的宣传最有优势。
但是这三者本质上是背道而驰的，它们诉诸于人性的不同弱点，尽管面对共同的敌人时，它们可能会有片刻的同心协力，就像它们在战争中所表现的那样。
它们的相同之处是不自由、“无情”和“邪恶”【原文为德文。】，毫不顾忌它们可能会带来的破坏，反倒认为那是一种附加的荣耀，就像折磨魔鬼能让人觉得光荣一样。
由于对此类宣传听之任之，还喋喋不休地给人们灌输太多的乐观、忍耐和中立的观念，自由主义因而引狼人室，使绝对恶意的新型统治愈加猖獗，仇恨和任性无处不在，为了使它们具体可感，民族国家和阶级意识被唤醒:领袖们利用它们号召人们摆脱自满的昏睡状态，意识到他们的生存处境和他们所承受的可怕冤屈。
在自由主义的碧蓝天空，这些宣传像夏日云彩般时卷时舒，它们像是在休战旗下悠闲飞翔着的飞机，但它们实际上是战争的引擎，会在第一时机竖起它们真正的旗帜，打破那曾经允许它们在我们上空如此悠闲游弋的和平。
每一种宣传都试图通过武力建立起自己的世界霸权，践踏个人自由，蔑视大多数人的声音。
它倚赖的是它那一小撮精英的狂热激情，以对抗大众的冷漠和茫然。
少数派在任何地方总能随心所欲，而大众则慢慢习惯了那些最初令他们深感震惊的方案，终于有一天，他们断定这些方案终究还是没什么危害，于是像羔羊般驯服地跟随其后。
每一个行业、宗派、私人公司以及野心勃勃的国家，都会找到一个领导者，并强调自己的权威，“无情”打击对手。
国家的新形式总是不断超越和颠覆旧体制，彼此撕咬吞噬，其残忍不亚于不同种类的动物之间的争斗。
而且这种争斗是无休无止的，除非哪天没有了对手。
自由主义所做的只是清理出了一片战场，让每个人、每种集团利益都可以在此为争夺统治权而厮杀鏖战。
无论是哪一方在这场争斗中得胜，都将成为自由主义的终结者。
新秩序以为自己获救了，但是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它却得严防紧守，以抵抗新一轮的反叛。
至于我自己，即便能活着看到这一天，我也不会对这将来的统治心怀恐惧，无论那是怎样的统治。
一个人总得生活在某个时代，生活于某种风尚中。
而且我在不同时候不同地方都发现，无论是在自由国度，还是天主教国家或德国，人们都完全可能好好地生活。
同时，我也相信，即便是共产主义，也有它有利于自由思想的优势，有它恢弘伟岸的情感。
正如塔西佗【塔西佗(Tacitus，55?-120?)，古罗马元老院议员，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历史》、《编年史》。】谈及犹太人或基督徒时所说，狂热分子内心充满了对人类的仇恨，人类令他们很不痛快，然而他们自己就是人类，他们的天性报复了他们，从他们疯狂的泉眼时有理智和恬美的清流冒出。
新体制一旦在世界上立稳了脚跟，就会马上形成一个统治阶级、一套常规的道德体系和荣誉标准。
高枕无忧和幸福安康会使暴君的铁石心肠柔和下来。
贵族老爷知道怎样去亲吻佃户孩子那红扑扑的脸颊:当他在庄园门口正要骑上他的良种马之前，会用他带着手套的手拍拍孩子，给他一块糖:他也不会忘记关切地询问马夫，他什么时候出发上战场。
啊，如此可怜的仆从!
煽动家会告诉他，他是个傻瓜，任由自己被编入伍，开拔战场，忍受难以形容的匮乏、死亡，或是可怕的伤口，而这一切所为的理由却荒谬不经，对他自己而言毫无意义。
这样的命运确实很严酷。
但是，这个世界难道还能应许人们更美好的命运吗?
至少此刻，他将有一套漂亮的制服，啤酒和女人都将唾手可得，许多战友将会和他并肩同行。
如果幸运的话，他可能会凯旋归来，然后继续在主人的马厩里干活，在酒店里消遣，在自家农舍前的蜀葵丛中逗孩子玩。
煽动家们能提供他更美好的生活前景，抑或能证明他们自己会是更好的主子吗?
如果根本就没有主子，他会更快乐些吗?
想想煽动家们自己和他们的历史吧。
他们发现自己处于极端的悲惨境界，但即便这也是一种荣耀，标明他们是新人类，掌握了为生存做斗争的新武器。
全世界的底层民众团结起来，全力以赴，组成犯罪集团或革命团体，找个远见卓识的或胸怀天下的煽动家做领袖，建立起自己的伦理准则，将亡命之徒的那种铤而走险、不顾一切的纪律强加给自己的成员，并且准备将曾经给予自己容身之地的自由社会撕个粉碎。
大众视野下的人们本以为英国人会很珍视自己的个人自由，却万分讶异地看到英国大众是多么温顺驯良，对这样一个革命小集团言听计从，任由它欺压自己，支配自己，决定自己何时忍饥挨饿，何时冲锋陷阵。
甚至很多时候，还会怀疑城市里的工人们已不再具有所谓的英国人的性格。
他们像信仰时代的人一样，在行动和感情上都被迫与全体保持一致。
同早期的基督教一样，他们的灵感来自少数几个使徒，也许是几个外来的犹太人，这些人在一开始就预见到某种千禧年。
在他们之后，通过传道、习俗、迫害和谋杀，信仰的凝聚力得以薪火相传。
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些最笃诚的自由主义者们，那些曾是自由——培育这些阴谋集团的温床——的鼓吹手、现在则是慈善家的自由主义者们，何以会向他们欢呼致意，何以会觉得这种新暴政是必要的。
他们还想保全自由主义的原则，于是说他们只是暂时地赞同暴政，因为它是解放人民的必经之途。
但是，要将人民从什么中解放出来呢?
必然是从自由的后果中。
我是 @别具一格格，爱文字爱分享爱创作。
正在码字创造人生，
岁月孤苦，唯热爱可抵漫长，
期待与你相遇，学习，进步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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