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馆里的人生

《咖啡苦不苦》

说来奇怪，世界三大饮料，居然都是苦的。可可、茶和咖啡，溶解在水中，都会释放出不同程度的苦味物质。十六世纪上半叶，可可从亚马逊平原传到墨西哥，再从墨西哥传到现在巴西南部的地区。当地人把可可的种仁敲碎，制作成一种叫做“巧克脱里”的饮料。而“巧克脱里”就是“苦水”的意思。

茶在中国发源时，最初是作为药用的。据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后来僧人们发现这种又苦又涩的玩意儿可以用来提神，有助于参禅打坐，于是饮茶之风在僧侣间流行起来。

咖啡当然也是苦的。其苦味程度比起可可和茶还要厉害。问题是，这些明明喝起来又苦又涩的东西，最初是怎么流传开来，成为世界上最流行的饮料，以至于有那么多人离了它们就觉得生活寡淡无味？说不定，咖啡的好喝，就在于它的难喝。就像人生中的许多事情一样，比起短暂的欢愉，那些苦过之后的绵长回味更令人念念不忘。

但是，这本叫做《咖啡苦不苦》的书，写的不是咖啡，而是咖啡馆。作者陈丹燕是一个上海作家，也是国内最早的背包客之一。早在1990年代，她就开始一个人背着包，满世界乱窜。在旅行中描绘世界和剖析自我，是陈丹燕持之以恒的事情。后来她出了一套《行走时代·陈丹燕旅行文学》书系，《咖啡苦不苦》是这套书系的第二本，写的是她在世界各地游历过的各色咖啡馆。

据说，是埃塞俄比亚的牧羊人发现了咖啡豆。但咖啡馆却是阿拉伯人发明的。十六世纪时，这种闻起来喷香喝起来苦涩的饮品从非洲传到奥斯曼帝国，在伊斯兰世界流行开来。土耳其咖啡馆从两个叙利亚人手里开始，那时并不叫咖啡馆，而被人称为读书房。它提供两样东西：咖啡和书籍。那时人们去咖啡馆是为了读书和做学问。所以那个时代的咖啡，被奥斯曼人称为“思想家的牛奶”。

因此，陈丹燕在前往伊斯坦布尔时，执意要去找那家“君子们咖啡馆”，因为这个咖啡馆据说是建立在16世纪旧咖啡馆的原址上。500年前，伊斯坦布尔还不叫伊斯坦布尔，它那时叫做君士坦丁堡，是“永恒之城”的意思。500年后，咖啡已经流传到了世界各地，全世界的人都在喝过滤咖啡，而土耳其人仍旧坚持喝带渣的咖啡。他们用专门的小铜盅把咖啡连渣煮开，死活不肯用牛奶弄脏咖啡。他们要坚持做一个咖啡原貌主义者。

在陈丹燕所描绘的这十几家大大小小、有名无名的咖啡馆里，有几家令我印象深刻。她是一个作家，所以她当然要去巴黎的双偶咖啡馆。在巴黎成千上万家咖啡馆里，双偶上了各种语言的旅行指南书，因为它是塞纳河左岸出了名的作家咖啡馆。在巴黎文学圈，甚至还设立了一个文学奖，就叫“双偶”。

其实，那“双偶”，就是店堂里的两个木头人雕像，两个尖嘴猴腮的人，穿着中国清朝的服饰，留着奸诈的八字胡。那时候在巴黎，许多艺术家和作家常常去咖啡馆里读书、写作、会朋友、高谈阔论、胡说八道。没有钱住好房子的人，一大早就来到这里，帮着酒保一起放下昨晚翻起放在桌上的椅子，然后买一杯牛奶咖啡开始写作，就像海明威在巴黎那几年度过的写作生涯一样。

这样的人想必很多。这样有才华的、或者觉得自己有才华的年轻人，身上没有足够钱租一间有暖气房子的年轻人，他们在咖啡馆里冥思苦想，抓耳挠腮，或者盯着边上坐着的年轻姑娘寻找灵感。但是后来这些年轻人大多都不见了。海明威成了大名鼎鼎的作家，而更多的人默默无闻。后来海明威把他那些在咖啡馆里饿着肚子写作的生活称为巴黎“流动的盛宴”，也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没有扛过那场饿肚子的盛宴，终究还是放弃了自己的理想。连巴黎的警察也学会了对那些整日泡咖啡馆的人不那么认真。1917年的某个冬日，一个落拓的天才在激愤之中一下把自己脱光了，冲到外面大街上，警察只是过来问他冷不冷。

在柏林的雄鹰咖啡馆，有另外一种人生。雄鹰咖啡馆与柏林街巷上那些咖啡馆不同的地方，是它坐落的那条街道，那是西柏林紧贴着柏林墙的弗里德里希大街。它是1989年柏林墙倒掉以前，离柏林墙最近的一家咖啡馆。

现在，柏林墙已经倒掉了，它变成了弗里德里希大街上的两层博物馆。在弗里德里希大街正中，还竖着美军用英文、俄文、法文和德文写的警告牌：“你正在进入美国占领区，禁止携带武器，遵守交通规则。”

“我们的确是当时里柏林墙最近的咖啡馆。”雄鹰咖啡馆的招待告诉陈丹燕。那时候，东柏林没有资产阶级腐朽的咖啡馆，只有饮食店和面包房。在东边有一大块空地，从东柏林逃亡到西柏林的人，很多都被击毙在那块空地上。“我们的生意一向都很好，”招待接着说道，“从东柏林回来的人，第一件事，就是到我们这里来坐下，要一杯热咖啡，长吁出一口气。”

而这本书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却是那家圣彼得堡的无名咖啡馆。那是一家很小的咖啡馆，开在一栋大房子的半地下室里，门上什么标记也没有。在一个阴雪的下午，一个穿黑色夹克的男人匆匆走过，他来到一扇落了些灰的门前停下，推开门，走进去。要不是碰巧跟在这个男人后面，一个身处异国他乡的旅行者，永远也不会找到这样一家本地人去的咖啡馆。在这家小小的无名咖啡馆里，一屋子的人都各自安静守着面前的咖啡，不说话。亚麻色头发的俄国人，微微倾斜着长眼睛，这是个非常善于表达忧伤的民族。柜台上的女人用手托着脸，看着窗外。

窗外下雪了。普希金广场上行人稀少，大街上到处都是紧闭的大门。荒凉的大街上拉着一条不太亮的霓虹，写着“回到1700”，在那个时候，圣彼得堡算是东欧最伟大的城市，彼得大帝的首都。

后来，沙皇一个比一个残暴无能，社会动荡，许多人被杀。

然后革命来了，更多的人被杀。

然后战争又来了。改名为列宁格勒的圣彼得堡被德国法西斯围困九百天，严寒，封闭，没有食物，全城的人死去大半也不投降，直到德国人自己在冰天雪地中崩溃败走。

再然后，革命走了，经济萧条又来了，商店里没有什么东西，街口站着失业的男人，失去苏联时代政府养老金的老太太伫立在风雪里，要卖掉手里托着的几个西红柿。

可它仍旧是令人心爱的国家。尽管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理想都失落了，可外面下着的雪，俄罗斯的雪，毕竟是契诃夫、普希金、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赞美过的雪。在那个阴雪天气的下午，有人坐在窗台前的地上吹口琴，长头发、大胡子，天色阴冷，琴声呜咽。在这寒冷而动荡的国家里，靠着暖气片坐着，手里握着一杯热腾腾的糖水，如此的伤感和温暖，大概只有孤独的异乡人能够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