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平凡的传奇人生

1：父亲是我祖上五代传下来的唯一男丁，虽然祖父辈以上有不少兄弟，但都没有一个男丁传宗接代，就我父亲一个存续下来，否则我祖上的这个支系就绝种了。

但就是我父亲这棵独苗，也差一点枯萎死掉，幸亏他命不该绝，否则我们六兄妹就甭想来到这世上了。

父亲三岁时，祖父病殁了，祖母还年轻，长得又有模有样，她外家邻村有钱有势的望族，在一个月黑星稀的晚上，带着一帮人，硬是把年轻貌美的祖母抢走了，逼嫁给他们姓符的望族人家。

这家姓符的家族是大地主，方圆几百里都是符家的田地，我们村子很多农户在解放前都是符家地主的雇户。

丢下三岁的父亲孤苦伶仃，整天哭喊：“妈妈！妈妈！”祖伯父见了心痛如割，虽也贫苦无奈，但也只好收留下我父亲这个侄子。祖伯父一家，也只有他和一个比我父亲大四岁的儿子。那是一九三三年的饥荒年代，父亲和堂兄白天上山采山果、山野菜背回家里煮熟当餐，父亲较小，祖伯父心怜他是一根无父弃母的独苗，把山薯留给他吃，堂兄只吃野菜、野山果，吃多了中毒得病而死。我父亲这条命根子，是祖伯父用自已儿子的命换来的！说起来祖伯父也太狠心了，但在当时，现实就是这样残酷，谁都不知道能活下多少天。

祖伯父带着我父亲，为了躲避土匪恶霸的打劫，到山上搭起一间茅草屋住下，靠种一些甘薯或番薯当食粮，苟且活了下来。

一个风高月黑的深夜，伯祖父与我父亲两人在山上的草屋里酣睡，几个土匪闯了进来，一刀把祖伯父给杀了，父亲被惊醒，吓得缩成一团，不敢吭声，那个持刀的人又想杀我父亲，被一个头儿拦住说：“他还小，不懂事（不会认人），不杀也算了。”父亲这次又是命大，死里逃生，从刀刃上走了下来。

父亲第二天醒起，看见木板床上全是鲜红的血，才知道祖伯父已被人杀死，大哭起来。有人上山听到小孩嘶厉的哭声，知道事情不好，告诉祖伯父的堂兄弟，几个兄弟上山去草草埋葬了祖伯父，把我父亲带回堂叔祖父家。

2：堂叔祖父家里人口多，生了七个儿女，堂叔祖母下身瘫痪，不能走路，只能坐着或攀爬在灶台或桌子上做一点家务，也可借助椅子挪动身躯。家里全靠堂叔祖父一个人操持，好在他精通八种农村里通用的手艺，烹饪、筑窑、制糖、木工、竹编等样样都行，人称他“八把刀”。但凭他一个人干活养家里近十口人，也真是捉襟见肘、杯水车薪。现在又加上我父亲吃饭的口，日子更难捱了。我父亲比堂叔祖父的长子大两岁，由我父亲带着堂弟上山去采山野果补贴每日的餐食。熬了两年，我父亲这时已经十岁，看看再也难挺下去，十分无奈，但又没有好的办法。堂叔祖父想来想去，最后与附近的地主商议好，叫我父亲去给那家地主放牛。

南方的耕牛多是水牛，水牛喜水，父亲把一群牛赶到临河的荒草坡上，便可在河里捉鱼虾或上树摘椰子，然后烧起一堆篝火把鱼虾烤熟，以此来填充漉漉饥肠，再喝上一两个椰子汁，就是一天的饮食。在野果成热的季节，可摘到野石榴或山棯果充饥，但吃多了胃反而会闹得慌，有些野果吃了会拉肚子。父亲早上把一群牛赶出来放牧，到了太阳落山时又把牛群赶回地主家，拴好牛，才可吃到主人吃过的又馊又冷的剩饭剩菜。晚上睡在牛棚里，蚊虫叮咬，经常会发疟疾，发高烧，但天亮还得去放牛。不管是南方炎热的夏日，还是多雨的秋天，父亲只戴着一顶竹笠，披着蓑衣，雨里来、风里去，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要在野外放牛。

放牛的活有时也很危险，牛群中如果有两头以上公牛，或遇到别的牛群的公牛，经常会角斗，如果躲避不及，会被牛踩伤，或被牛的触角挑伤。公牛斗得眼红，见人就追，用触角抵撞人致死的事也会发生。父亲一次要拦住一头发怒的公牛，被公牛用触角掀起二米多高，然后重重地摔在地上。父亲从小就过苦日子，但也淬炼他吃苦耐劳的性格。

父亲给地主放牛有三、四年之久，尝尽生活苦辣，识得世态炎凉。十四岁那年，日本侵占海南，为了战事需要，在海南岛的东部修路架桥，父亲被日本鬼子抓去当童工，被皮鞭打过，干的是牛马活，过的是牛马不如的生活。后来，父亲跟着堂叔去给别村的财主挖地开水田，干的是成人干的苦重活。他童年和少年都是在苦水中浸泡大的，繁重的劳动和非人的生活对他的细弱的身体埋下日后致命的病根。

父亲十五岁时，堂叔祖父把父亲带到黎苗族聚居的山区，托付给孤寡的堂祖伯婆，过继到已故的堂祖伯公名下，好让堂祖伯婆老了有个依靠。

堂祖伯婆住的地方是交通不便的闭塞山区，那里山高地薄人稀，相当贫困，当地人多是刀耕火种，平时靠捕猎河鱼山兽为食。但堂祖伯公在世时有些田地和牛，是当地的上中农，在贫穷的山区相对比较富有。堂伯祖公有文化，会写一手漂亮的行楷体，被国民军招去当随军文书，在一场与日军或共军的镳战中被打死了。从此，堂祖伯婆家道中落，村里的人，先前跟堂祖伯公借去的钱和粮都不认账了，更不会归还给堂祖伯婆。解放后土改，土地和耕牛归集体，我父亲只能和当地人一样上山垦荒种山兰稻，过着贫穷的日子。

父亲在跟堂祖伯婆一起生活的时间较长，干的是农活和山工，如犂田、砍“芭”种山兰稻谷，有时还捕猎等。山区的水田泥泞陷人，他个子矮，耙田时只能用肩膀扛或用头顶着耙的横杠才能够得上。父亲白天干活，夜里跟成年人到夜校学文化，后来又到乡里唯一的小学读书，从山村到乡里的学校，要翻过几座大山，山路崎岖陡峭，路上还有山蚂蟥叮咬，得走三、四十华里的山路。父亲半工半读，一个星期干三、四天的农活，再到学校读三、四天的书，读了两、三年，竟也考上当时的少数民族自治州初等师范学校。

这下子我父亲要走更远的山路了。他得在凌晨两点就起床，陡步走三十多公里的山路，赶在天亮前到达山区中部的县城，然后才能搭上唯一一趟早班车到自治州府的初等师范学校。他当时已经是有了我这个儿子的父亲，撂下妻子和儿子，还有日渐年老的堂祖伯婆，到老远的州府去读书学习，两、三个周的周末得回来帮忙打理一下家里的农活，星期一又赶路坐早班车去学校。好在那时政府对少数民族师范生有照顾，提供生活补贴，他才得以学完三年的学业，并取得初等师范的毕业证。

3：初师毕业后，父亲沿着三年前走出来的山路，又回到黎苗族聚居的山村。所不同的是，他现在是一名初等师范生了，是正规的小学教师，并且是黎族乡村唯一的小学公办教师。他回到家乡，感觉到的不是得意满志，反而觉得自已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因为他知道闭塞落后的少数民族山村最需要、也最难得到的是什么。从路上村民遇见他时那种眼神中，他看到有一种疑惑和忧虑，使他感到心情沉重并有一种无形的压力。

开始工作时，他被安排在他小时候读夜校过的地方――一所黎村初级小学。学校虽然离家不远，但须要有人住校看守，父亲是学校的负责人，吃住都在学校，白天上复式班两科的主课，晚上在煤油灯下备课或批改学生作业。煤油灯冒着黑烟，玻璃灯罩容易熏黑，灯火如豆，光线不亮，要靠近灯前才看得清楚一点，不一会，鼻孔上沾满黑色的油烟。当时教师待遇很低，每月才二十几元钱，二十六斤米还要凭粮票购买，父亲周末得回家去忙农活，日子还是过得很清贫。

三年后，父亲被调到另一个黎族山村完全小学当负责人，这间学校依山傍水，村子名叫上溪村，是海南第二大河万泉河的上游。海南人叫小河为溪，上游的小河叫上溪。溪水流清，石螺、小鱼在水底或沉或浮，河旁长着四季常绿的大榕树，榕树在海南也叫“常树”，所以这所小学叫“上溪小学”，也叫“常树小学”。

后来我们家搬到山外与兄弟聚居，距我父亲任教的上溪学校隔两座大山，小时候我会跟着父亲到那所学校。学校前面较开阔，长着大茅草。一天早晨，白雾朦朦如烟，我出来跑步玩耍，沿着小路奔饱，突然被什么东西拦胸拌倒，重重地往后摔下，半天才醒起来，发现是被低垂下来的裸体电话线刮倒。（当时的通讯工具是用有线电话的。）这间学校是黎苗族乡与其他乡镇相邻的边缘乡村黎村小学，除了自然环境好一点以外，工作、生活条件也很差。父亲在这所学校呆的时间较长，为这个黎族乡村的基础教育付出了不少心血。

4：父亲当一辈子教师，工作、生活条件最艰苦要数在两个苗村教书的那段岁月。

苗族人是高山的儿子，他们择高山而居，傍河水为邻，一个村子才十多户人家，有十几个孩子。乡政府学区出于对苗族孩子上学安全、方便考虑，决定在苗村办教学点，但苦于没有合适的教师――外面来的教师语言不通，工作条件之恶劣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得到，谁都不敢去山上的苗村当教师。

父亲是在当地长大的，从小吃苦耐劳，又粗通当地苗族语言，所以被派去山上的苗村负责开办教学点工作。他一个人既当教师，也当校工，又当“校长”，教室是用山葵叶盖的毛草房，四面通风，课桌是一块木板钉在四根木桩上而成，凳子是用两条横木架起来的。教室的另一头的小间，是父亲的伙房兼卧室，蚊帐被做饭的烟火熏黄，南面无墙的檐下是三块石头垒成的灶台，或干脆在檩条上绑一根绳子，绳子未端系一个木勾，把铝锅用铁线穿过往木勾上一挂，在离地面五寸的锅底下生起柴火，便可煮饭了。

苗村坐落在大河彼岸的高山上，这里远离乡市，父亲每个月到乡粮所用粮票购26斤大米背在肩上，翻过几座山，越过一条大河，走了四十多华里的山路才到学校。一次，我跟着父亲先来到以前他跟祖伯婆生活过的黎村，然后再翻过一座山，走七八里的山路，面前横着一条大河。河旁雨林茂密，青藤罗布，看不见阳光。黑色的河水打着旋涡，水流湍急，看了觉得冷森。我以为父亲要背我涉水过河，不禁胆战心惊。只见父亲双掌作喇叭状，朝着河对面“呜吗”地叫了两声，接着张开手掌在额头上作遮蓬状，尖着眼向水面望了又望：这时看见有一个戴着葵叶草帽的艄公，划一只小木船斜漂过来。艄公把船漂划到河中心，看到我父亲，打了个招呼：“卓老师回来了！”然后猛力划浆，把船头靠拢岸，让我和父亲登上船，船有点摇晃，父亲叫我坐在船舱中间，一动也不敢动。船过了对岸，临岸是铺满小石头的浅滩，我跳下船，沿着两旁是热芾雨林的陡峭山路走了好一会，才到了苗村“学校”。

父亲每天要上两个班的六节课。一间教室，左排座位是一年级，右排是二年级，一共才十多个学生。父亲上午教一年级学生拼拼音，接着教二年级算术，再就是指导两个年级读课文，或辅导作业。下午并班上音乐课，或上美术课，最后一节是体育课，一般是自由活动，因为没有体育场地和器材，只在树干上挂一个球篮，有两个瘪了气的旧篮球。

父亲上完了课，要自己做饭，这里没地方可买菜，只能靠自已种一点蔬菜，或采野菜。村民们把父亲当成自家的人，有人捕猎到了山物或捉到河鱼，会拎给父亲，于是才有荤菜改善一下生活。南方山区雨水多，最怕是到了雨季，一连下十几天的雨，用葵叶盖的教室只能遮阳和防小雨。它四面通风，屋顶漏水，学生和老师有时要披着雨衣、戴着竹笠上课。河水暴涨，把河旁丈把高的树都淹没了，人出入不了，又不能生火做饭，父亲只能吃一点自备的饼干或到苗民家去蹭饭吃。

父亲在两个苗村教学点工作好多年。第一个苗村的教学点也是父亲开办的，从我祖伯婆家的黎村到这个叫苗六队的村也要翻一座山，但不须渡河，从路程和居住、生活条件上看，比后来我父亲去的苗七村教学点好一些。后来有一个民办教师替我父亲顶班后，他又被调到第二个苗村开办教学点。父亲开办的第二个教学点叫苗七队，也就是我前面述写的、须渡河过去的那间教学点。苗族人刀耕火种，靠山吃山，傍水吃水，居无定所，一旦在一个地方坐吃山空后，再移到更高更深的山上居住，苗七队就是从苗六队的一部分苗民移居分出来的。我父亲跟着苗族山民易地办学，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在哪里，可以说是筚路蓝缕，历尽艰辛，为少数民族的基础启蒙教育沤心沥血。

乡里学区领导考虑到父亲年龄已大，跋山涉水去苗村教学点工作很辛苦，为了照顾老教师，后来把父亲调到与我们家所在的乡镇毗邻的黎村学校，这里通公路，父亲买了一部“红棉牌”自行车，可以以车代步了。

但好事似乎总是不该轮到我父亲。当时正值“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我父亲平时喜欢喝一点酒，酒后说了一句批评村党支部书记的话，被认为对党不满，思想落后，关进“牛棚”劳动学习并学习劳动。父亲没入党，被认为思想更落后，要追查原因，清理家庭成份。清查的结果是：父亲被上中农成份的堂祖伯婆“收养”过，是出身不好，思想落后反动。这下子把父亲的贫雇农成份定为上中农成份，我们全家人的家庭成份都随着“升格”，以至后来我们六兄妹要当兵、入党、考大学都难通过政治审查。我是老大，这种政治阴影在“文革”遗风还没肃淸的农村影响最大，我在参军、77年的大学开考的政审都通不过。

5：由于父亲长期在黎村苗寨工作，高山上有瘴气，缺医少药；少年的父亲又干过累活重活，平时生活饮食十分粗劣，加上工作和家庭上的压力，落下了慢性疾病。当时没有医疗保险，只有大病住院冶疗才可报销60％的医疗费。父亲的病不属于规定的报销范围，他只能靠微薄的工资买药治病和养家糊口，还要支持六个孩子上学。

父亲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乡学区和县里教育主管部门，认为父亲的慢性疾病不宜继续从事对学生的教育工作，批准他带薪病休，在家休养。父亲当了三十年的教师，没有一点积蓄，不能去医疗条件好的医院治疗，他的病况时好时坏，还有抽烟喝酒的不良习惯，这对他的身体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记得是1987年第三个教师节那天，父亲听说学区领导要来慰问他，一大早就整理好他的房间，在靠墙的小桌子上竖放着初师毕业证、教师工作证，最显目的是三十年教龄荣誉证书、荣誉章和获奖证书，桌上还平放着一本记事本子，我掂估里面肯定记着重要的事情，但不敢翻开来看。

那天父亲一整天守在家里，连酒也不去买来喝，但一直等到下午，又到晚上，没有看见学区领导的一个人影。不用说，父亲一定很失望了。

时间又过了两年，当时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农村实行分田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我家在农村，农历六月初七那天一早起来，我与往常一样，扛着犁具，牵着牛，到自家的责任田犁田。但奇怪的是，今天那头平常里很驯服的老母牛突然发飚，在水田中奔跑，我拉紧缰绳想控制住，它却不听驾驭，挣脱掉牛轭和僵绳跑得更快。我心里既恼怒又很烦躁，不知道会有什么事发生，便收拾犁具回家去。

刚回到家外头，便听到我家里人声噪杂，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家里肯定出了什么大事了！到家里一看，村里几个兄弟在我父亲睡的房间里围着，神情紧张慌乱，我一步跨进父亲的房间，见父亲僵硬的身体侧卧在床上，手脚弯曲蜷张，看得出他在生命弥留的瞬间十分痛苦。房子里很凌乱，桌子上有一个酒杯，桌子旁边的地上有一个酒瓶，酒瓶里还剩下一点酒。桌子上还有一个本子，我打开本子，上面写着遗嘱――我的脑子顿时像打雷一样懵了，悲痛万分，但却欲哭无泪，心里打着疑问：“难道父亲真的忍心离我们而走吗！”

平时父亲喜欢喝一点酒，喝到来兴时，会一边喝，一边念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想不到这成了韱言。母亲说，父亲怎晚喝了很多酒，可能是酒精中毒，并把父亲喝剩下一点酒的酒瓶及酒杯拿去丟掉了。

6：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有三十年，我对父亲离开人寰的原因至今悬思不清，但有一点我却记得清楚，他在遗嘱上写着：“我死后，给我扎两个纸童，一男一女背着书包，置放在灵桌上，我死后还要当教师！”难道父亲一辈子辛苦当清贫的教师还不够吗？

他死时我母亲清理他的遗物，没见到留下什么财产，当时是靠亲戚、兄弟前来吊丧时，筹到的钱处理父亲的丧事的。我们几个兄妹还在读书，家里没有积蓄，真的是困苦难挡啊！

父亲离开我们已有三十年之久，他留给我们一笔的精神财富，就是吃苦耐劳，勤奋好学，不向困噩的命运低头，敢于抗争和进取。如果说，我们六兄妹今天都能安身立命，是与我父亲的身教言传分不开的。

前年三月三，我到万宁市三更罗苗八新村，见到了村委会邓书记和村副主任兼会计邓文海，当邓书记知道我是当年教过他们的老师的儿子时，感慨万分，双手握住我的手，动情地说：“如果沒有您父亲到苗村当教师，教育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我们现在还住在瘴疠肆虐的山上，也不会有今天的苗八新村了。”邓文海向我打听父亲的情况，当知道我父亲已逝世多年，他哽咽地说：“我有今天，是卓老师给我的。我当学生时，他最关心我，谆谆教导我要学好文化。我当了几届村委会副主任兼会计，上面领导下村检查工作，都得由我代表村委会汇报‘三查’学习情况及工作。我年纪大了想辞职，但乡领导不同意，苦于没有合适的年轻人选。说心里话，您父亲是我一辈子感激不尽的大恩师！”

听了他们发自肺腑的话语，我才真正理解父亲大半辈子在黎村苗寨，尤其在山上苗村教学点工作的重要性和意义。是啊，在我国广大的山区农村，尤其是闭塞落后、贫困的少数民族山区农村，需要的就是我父亲这样留得住、吃得了苦、耐得清贫的最底层乡村教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