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前沿丨把握作者立场，提升思辨性阅读品质

原创 郑桂华 语文建设杂志 2024-07-01 16:04 北京

（本文约8885字，阅读大约需要25分钟）

【摘 要】把握作者立场是思辨性阅读的重要学习目标，但作者立场的构成因素和表现机制都很复杂，相关知识开发以及教学实践路径的探索都有待加强。语文阅读话语中作者立场的所指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政治立场，二是观察视角，三是表述身份。三个层面各有侧重，在思辨性阅读中也各有针对性和实际价值。基于作者立场的思辨性阅读思路有：以作者立场为抓手梳理文章机理，把握主旨；辨析作者立场的复杂构成，尝试作多元解读；借助作者立场选择体会作者匠心，学习有效的表达策略；以作者表述立场为线索组织专题阅读。从作者立场出发进行思辨性阅读要注意其适用性，避免陷入立场决定论误区，也要防止知识化倾向。

【关键词】思辨性阅读；作者立场；阅读思路

倡导思辨性阅读、提升思维品质是新一轮语文课程改革的重要理念之一。阅读一篇文章时，辨析作者的立场，发现文章观点与立场的内在联系，不仅有利于更准确细致地把握文章的主旨，还可以发现文章表达方面的得失，从中学习表达策略，提升思辨能力。《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高中新课标”）要求思辨性阅读“把握作者的观点、态度和语言特点”，学习作者评说事物和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1］《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也指出思辨性阅读应注意“理解作者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尤其是“识别文本隐含的情感、观点、立场”。［2］但我国语文课程直接把思辨性阅读作为学习内容的时间还不长，围绕作者立场进行思辨性阅读的必备知识开发和教学实践探索也比较有限，许多基本问题尚有待回答。在语文课程内容层面，作者立场的所指是什么？围绕作者立场开展思辨性阅读有哪些可行的路径？基于作者立场开展思辨性阅读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本文试就以上问题作些探讨，希望有助于组织相关教学活动。

一、思辨性阅读中的作者立场问题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立场”有两个义项：一是广义的，指“认识和处理问题时所处的地位和所抱的态度”；二是狭义的，“特指政治立场”。［3］这两个义项似乎还不足以支持思辨性阅读的开展。

先看后者，“政治立场，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观察、分析和处理各种问题的根本立足点，也就是人们在想问题办事情时以谁的利益为出发点，为谁谋利益的问题”［4］。根本立足点是立场的核心，但从政治立场角度出发阅读文章，显然比较适合那些反映宏大主题的、讨论大是大非问题的文章。比如，统编语文教材八年级下册的《最后一次演讲》涉及黑暗与光明的搏斗，高中选择性必修中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是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内容都关乎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因而从政治立场角度阅读文章，既容易把握文章的主旨，也利于提高思辨能力。但无论在日常的语文教学还是生活阅读中，这类文章数量不多，更多的是政治立场不明显或不适于用政治立场进行考量的文章。比如，九年级上册的《敬业与乐业》《论教养》，九年级下册的《短文两篇》（《谈读书》《不求甚解》），高中必修下册的《说“木叶”》，它们虽然都属于论述类文本，但看不出作者鲜明的政治立场。论述类文本尚且如此，何况那些用于日常信息传递的实用类文本，以及远离现代生活的古诗文了。如果从政治立场的高度刻意解读，不仅显得生硬，还容易变成贴标签式的庸俗化理解。

再说“所处的地位”，它的所指也不够明确。因为事物的性质、对人的意义不同，“地位”的所指有多种含义，既可能是涉及政治、经济方面的地位，也可能是表示社会角色、家庭分工等方面的地位，还有可能仅仅指观察角度、观察距离、观察工具不同。在思辨性阅读中，如果要辨析作者立场，并使其在阅读中产生积极意义，首先需要对语文话语中“立场”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作些区分和界定。语文阅读话语中的作者立场，既不能排除人们所熟悉的“政治地位”这一内涵，也不能局限于此，只有这样才能反映语文学科的特点，并适应语文生活的需要。具体而言，它包含三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政治立场，二是观察视角，三是表述身份。三个层面各有侧重，在思辨性阅读中也各有针对性和实际价值。

1.政治立场

政治立场即作者考虑大是大非问题时的根本出发点，也就是站在哪一方，为什么人说话，维护谁的根本利益，以及用什么标准衡量事物的价值、评价人的言语和行为的是非、表达褒贬态度。因此，它往往也是作者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一个作者的政治站位，通常可以从他对待以下四组基本关系时的倾向和态度来判断。一是利于国家或民族利益，还是危害国家或民族利益。二是偏向人民利益、维护社会公平，还是偏向极端个人主义、维护少数人的利益。三是主张进步，还是主张倒退，前者一般相信科学，向往文明生活，致力于社会进步；后者往往认为今不如昔，容易走向迷信、愚昧和封闭。四是推崇健康、自然、和谐的生活趣味，利于身心愉悦，还是欣赏病态的不自然、不和谐，甚至不利于身心健康。人们也把偏向于前者，即以社会价值和人民利益为上、崇尚科学、利于健康的简称“真、善、美”，而把后者中的极端情况统称“假、恶、丑”。比如雨果写《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致巴特勒上尉的信》，没有站在与自己是同一种族、也是所谓“文明人”的立场来评价英法联军抢夺圆明园的行为，而是站在被欺凌者的立场，同时把圆明园看作世界文明的代表，从而将英法联军判为窃贼。语文教材中一些劝导人们积极学习、热爱自然、敬业乐群、注重自身修养的文章，看上去似乎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也看不出为什么人服务，但其实背后有着明显的褒贬态度，即鼓励人的健康发展和社会进步，也就是属于真、善、美的立场，也值得肯定和学习。

由于语文教材的阅读材料都经过了历史检验和反复挑选，应该都符合真、善、美的标准，因此在思辨性阅读中，辨别作者的立场和态度是否符合真、善、美的原则，就不是主要的学习内容。但是，日常生活阅读尤其是网络阅读中的不少语料，作者的立场可能存在一定问题。比如，一些传播厚黑学、末世论观点的文章，一些没有依据地为历史上的反动人物翻案的文章，一些低级趣味浓厚的段子，阅读时就需要对其立场加以辨析甚至批判。

2.观察视角

从政治立场的角度可以从根本上把握作者的肯定或否定立场及价值观，但在评价同一事物时，即使从同一种政治立场或态度出发，因观察视野、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可能会不同。因此，辨析文章立场还应该有其他维度。“视角”是文艺批评中的重要概念，“批评家从一定角度，即选取一定参照系对批评本体作出的评判。这个角度、这种参照系就是立场”［5］。一般来说，从同一个政治立场出发，对事物的基本态度大体一致的情况下，采用不同的观察视角描述和评价事物，会揭示事物的不同特点，并影响读者对事物价值的判断。下面以统编语文教材七年级上册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为例来理解观察视角对事物意义的影响。《纪念白求恩》一文站在维护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立场，用四段文字分别介绍并称赞了白求恩四个方面的事迹和品质，全文政治立场和褒扬态度也高度一致，但仔细梳理内容可知，文章不同段落所选的材料、评价有所不同：

（1）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

（2）白求恩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勇挑重担。

（3）白求恩以医生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

（4）白求恩品德高尚，脱离了低级趣味。

上述四个层面的共同之处是白求恩具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和纪念，但观察角度、视野则有明显差异。其中第一层以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视野，以此为参照，白求恩便是一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第二层以中国共产党党员标准为参照，白求恩便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第三层以医生职业为视野，白求恩是一位技术高明、兢兢业业的好医生；第四层以普通人为观察视角，白求恩则是一位可以亲近、可以信赖、可以交往的朋友。这种观察视角的转换既利于展现白求恩不同侧面的品质，也丰富了认知层次，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在思辨性阅读教学中，如果有必要，还可以按时间跨度、空间纬度、学科立场和认知维度或境界加以细分，并借此发现理解某一文本的窍门。比如统编语文教材九年级上册鲁迅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所批驳的某些人，他们之所以产生“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的看法，是他们只看到了“九一八”事变后那几年里，部分国人在日军侵华的汹汹气焰面前疲弱无力的情况。而鲁迅的观点之所以更高明，之所以提出“从古以来……中国的脊梁”的观点，一个重要原因是，他采用的是观照数千年历史的大视野。一般来说，即使从同一个政治立场出发，作者看问题的时空跨度越大，运用的学科知识越综合，认知维度或境界越高，其结论往往越可靠，也越有说服力。

3.表述身份

表述身份是指作者以哪一种社会身份介绍信息、讲述故事、阐述道理，以哪一种人的口吻传情达意，在文学作品中通常被称为叙述视角。无论在传统的文本解读理论还是新批评框架中，也无论虚构类文本还是纪实类文本，表述身份都是文本意蕴的有机组成部分，会有意无意地参与意义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读者的理解。比如，记者身份往往会增强文章的客观真实感，科学家身份往往能提高文章的科学性和可信度，母亲身份能显著提高文章的亲和力。因此，文章中或隐或显的叙述者身份，也都是思辨性阅读中需要注意的信息。比如，鲁迅的《孔乙己》以酒店小伙计的身份来描述孔乙己和周围的人，《我的叔叔于勒》以儿童的眼光描述父母和叔叔的生活，而借助文章独特的身份或视角，就可以感受不同意味。

身份是一个杂糅了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心理学以及叙事学等学科的概念，而表述身份自然也带有杂糅的特点，从不同角度可以将其分为若干种类型。比如，社会身份与家庭身份，固定身份与临时身份，真实身份与虚拟身份，单一身份与复合身份，还有相关程度（如当事人、见证人、利益相关者、专家、审判官等）、年龄、性别因素导致的身份差异。有时为了某种需要，作者可以虚拟一个特定身份来代替自己进行表达，比如屈原的《渔父》、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刘基的《卖柑者言》，都是让一个虚拟人物来代替自己讲故事、发议论。写作时转换表述身份，即借他人之口言自己的观点，不仅能丰富意味，还可以避免交流冲突。而在阅读中，以表述身份为切入口，也可能洞悉文本的某些奥秘。

二、基于作者立场的思辨性阅读思路示例

作者立场的丰富内涵为他们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也为我们开展思辨性阅读带来多个抓手和多元机会。这里以统编语文教材中的部分篇目为对象，试举几例供大家参考。

1.从立场角度梳理文章机理，把握主旨

社会事物和社会问题具有复杂性，人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往往会看到事物的不同侧面，从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者的认识层次、表达水平，决定着文章的阅读价值。许多经典的思辨性强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思想和表达的典范，而从作者立场入手阅读，也容易发现其特点和学习价值。

七年级下册梁启超的《最苦与最乐》以“人生什么事最苦呢”的设问开头，并不见奇。因为对苦与乐的矛盾人人都有体验，前人也多有讨论。按照常识，导致人生痛苦感的原因多是贫、老、病、死，以及有才华却不得志，而这篇文章则对这些原因一一加以否定，转而提出“人生最苦的事，莫苦于身上背着一种未来的责任”的新论断。读到这一层，不少读者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疑虑：作者是否如一些人那样喜欢做翻案文章，或刻意不循常理，故作惊人之语？这篇文章区分了君子之苦与小人之苦，苦与乐的关系，大责任与小责任的关系，卸去责任与解除责任的关系，从而得出君子应该勇于背负大责任，体验大苦乐的结论。文章态度严肃、立论严谨、论证充分、观点可信。因而随着阅读过程的展开，前面的疑虑也会渐渐释然。苦乐是困扰人一生的终极矛盾之一，作者否定因此带来的苦恼，并不是说这些痛苦不存在、不真实，不应认真对待和处理。而是说，消除病痛和完成责任不属于同一个维度，考察这两个维度所用立场不同，结论也不一样。

按照文章的逻辑，贫、老、病、死以及人生不得志引起的痛苦主要是站在个体的立场感受个体的脆弱、价值的不彰以及命运的无奈。按照古代圣贤的说法，属于“小人”之苦；而承担责任却不能兑现，则是站在他人和社会角度衡量生命的价值，是一种“天下”立场，因承担沉重的社会责任而不能兑现所感受到的痛苦，就是古人所说的“君子”之苦。联系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社会之落后、环境之险恶、改革之艰难，对梁启超、鲁迅那一代知识分子心中的大责任和责任难以兑现引起的大痛苦，就不难理解了。

在这里，基于社会立场的苦乐观对基于个体立场的苦乐观来说不是替代，而是一种超越。从这一角度看，《最苦与最乐》一文的成功，既得益于观点之新，也得益于论证逻辑之力，更有赖于立场转换之功。因为观点之新、论证逻辑之力如果不以立场转换为前提，便站不住脚。这一点，在阅读涉及个体与社会利益关系的文章时，要特别注意。

2.辨析立场的复杂构成，尝试作多元解读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身处多维的社会关系中，一个人同时兼有多重身份，比如在单位是教师，在家中是父亲，在开车上班的路上是驾驶员，在社会上是公民。写作时，他的多重身份会有意无意地影响考察事物、表达情感的立场，进而使其表达思路和效果发生某种偏转，从而使文本产生多重意蕴。那么反过来，在阅读中，借助作者的表达立场辨析，引导学生发现其表达立场存在的可能冲突以及导致的不同意味，便不失为一种多元解读的教学思路。下面以九年级下册《出师表》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出师表》是说理名篇，全文以忠为核，真情灌注，言辞精妙，整散结合，淋漓尽致地展现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品质。魏晋以来，得到历代文人的赞赏，陆游曾用“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赞美它。但是，如果从写作身份、立场与表达目的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则会有另外的发现。

写《出师表》时诸葛亮兼有多重身份：一是统领三军出兵伐魏的统帅；二是负责管理蜀汉政务的丞相；三是刘备的托孤之臣，被刘禅称为“相父”，也就是有代替刘备行使教养之责能。这三种身份的职责有很大差异，在平时还不会有严重冲突，但到了决定生死存亡的大战之前，其副作用就很可能表现出来。在上表出征之际，诸葛亮的主要身份应该是三军统帅，此次出征又关乎国运，最需要严正的态度和严谨的逻辑，尽量减少情感意气的成分。但从《出师表》的言辞来看，诸葛亮为“父”的立场显然占据了主导地位，不仅超越了丞相，更是盖过了三军统帅。与此相应，在《出师表》中，诸葛亮用了不少笔墨来描述与先帝的特殊关系，感情诉求明显替代了利益诉求；对以往成功经历的描述超过了对未来规划的介绍，道德力量取代了逻辑力量，从而表面上使出师北伐行为变得“无可辩驳”。

从这一角度来看，《出师表》是依靠情感诉求来说服他人的范文，不算是依靠逻辑来说理的范文。如果拿《出师表》与《隆中对》作对比，前者的身份问题会显露得更加清楚。在《隆中对》中，诸葛亮的身份非常单纯——“卧龙”，一个自比管仲、乐毅待时而飞的高士；他与刘备的关系也很单纯：未来可能成为辅臣与明主，但需要互相认可。基于这种身份和关系，展示自己对汉末局势的理性分析和刘家势力未来前景的合理规划无疑就是所论的重点。在《隆中对》中，诸葛亮所言都是干货，不会轻易打感情牌，当然也不会过多介绍“自己”的以往经历，也可以说，其身份、目的、表达策略比《出师表》更明确。

从表述立场角度解读《出师表》，不是否定这篇千古奇文的应有价值，也不应该以今天的认知为标准去苛求古人，主要是选取这篇著名文章在表述立场上的典型性，用它作例子易于被学生理解。

3.体会作者立场选择的匠心，学习有效的表达策略

在一篇文章中，存在复合交叉的表述身份是不是都会对表达目的有不利影响？从七年级下册杨振宁的《邓稼先》一文来看，答案是否定的。在写《邓稼先》时，杨振宁有展示多种政治立场和表述身份的可能，他是邓稼先的同乡和同学，但两人分别服务于两个国家，且曾多年不通音讯；在描述历史过往时他是主人身份，现在却是中国请来的客人；他为中国核武器研制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而欣喜，但作为世界级科学家，他必须充分表达热爱和平的信息；文章很难回避历史事件、政治信仰、社会制度等话题，因而会涉及立场和态度，但种种原因又使他不便明说。这几组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产生违和感。但在《邓稼先》一文中，我们并没有这种感觉，而是和谐。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作者对中华民族的深厚情感与身份的自觉认同，从文章开始就充分彰显；二是文章并不以说服他人为目的，而是以诉说情感为目的，文章在作出判断、表达感情等方面也表现得相对克制。该文的身份选择、表达策略和分寸感很值得学习。另外，《邓稼先》一文从一百年前中华民族最黑暗的历史年代写起，而不是从两人的交往史写起；文章将邓稼先与美国原子弹研制的领头人奥本海默作比较，而不是单纯介绍邓稼先的事迹；文章内容不仅涉及核物理，还有历史文化、民族心理、个性品质。多样的观察视角使文章成为一个立体的信息场，增强了文章的厚重感和感染力。

4.以作者表述立场为线索，组织比较阅读或专题阅读

作者立场的构成要素多，对写作活动的作用机制复杂，而不同的作者面对不同的对象和环境，带着不同目的，使用不同文体进行创作，由此产生了文本生态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也为我们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理解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无限可能。

同一位作者的不同作品或不同作者的一组作品，可能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借此可以引导学生进行比较阅读，这是设计思辨性阅读活动的常规路径，而比较重点也可以聚焦写作立场。比如，八年级下册鲁迅的《社戏》与九年级上册的《故乡》都是以鲁镇为背景的小说，故事模式也都是以“我”为第一人称回忆见闻，发表时间也相隔不远，《故乡》发表于1921年1月，《社戏》发表于1922年10月，均收在《呐喊》中，但小说描绘的乡村情境、人物面貌相差巨大。《社戏》中的鲁镇，风景明媚自然，人物亲切可爱，周围关系和谐，充满自信与活力，好像一首田园牧歌。而《故乡》中的风景暗淡，人物大都可怜甚至有些可鄙，基调凄凉。是季节的不同，是乡村面貌有了剧变，是作者的观念发生了突转，还是其他因素？仔细比较阅读可知，虽然两篇小说都是从“今天”出发唤起的回忆，但回忆节点却不一样。《社戏》中摇着白篷船、看社戏、吃茴香豆，发生在20多年前的故乡，即“我”“十一二岁”时看到的景象，其中的双喜、阿发与《故乡》中那个项戴银圈、手执钢叉，在金黄的圆月下奋勇斗猹的少年闰土，其实生活在同一个时空，也同样有着健康身体和自由精神。而《故乡》里看到的社会凋敝、人情冷漠，则是20多年以后，也就是“当下”故乡的情景，而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环境的恶化：

观察的季节变了—景物、人物的色调变了—“我”（叙述者）的态度变了—“我”（叙述者）的立场变了—观察的时空变了—社会环境变了

这可以作为理解两篇小说主旨、把握鲁迅“故乡意象”乃至洞悉鲁迅批判精神的思辨逻辑。正因如此，不仅再也看不到，就是在首善之区的京城，也同样看不到好戏。

依照这一思路，我们也可以组织其他文本的比较阅读。比如，高中必修上册《喜看稻菽千重浪——记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袁隆平》和必修下册《青蒿素：人类征服疾病的一小步》都是介绍我国著名科学家事迹的，袁隆平和屠呦呦都爱国家、爱科学，都为人类作出重大贡献，但两位作者的身份有很大区别，前者是新闻记者用第三人称介绍，后者是屠呦呦自己用第一人称介绍。表述身份的差异会对行文带来哪些影响？比如有人已经发现，在屠呦呦介绍自己的研究经历和成果时，很注意“我”与“我们”的区别，短短几段中便出现16个“我们”，还有多次用“我的团队”，如果换成记者写，会不会这样表述？背后又是什么？除此之外，两篇文章的差异还有哪些可能与表述身份有关？这些都是颇有意思的思辨性阅读课题。

从作者立场的角度理解文本，引导学生开展思辨性阅读，可以为语文学习打开一片广阔天空，本文仅是举了几个例子，已经看到它在思辨性阅读方面的应用前景。但是，基于作者立场开展思辨性阅读，需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要注意它的适用性。作者立场虽然会影响文章的观点和价值，但这种影响只是一种可能性，在不少实用类文本中，甚至不会起决定性作用，更不是唯一因素，因此，并不是所有文章都适合从作者立场角度进行分析。可见，不能机械刻板地把它当作灵丹妙药，否则很可能陷入立场决定论误区。第二，要注意时机和方式。某些文本阅读、某次阅读活动，固然可以从立场辨析角度组织教学，但这不等于说它应该单独使用，即针对这一篇文章、这一次阅读活动、这一个单元的阅读，只从这一角度进入阅读，而应该根据目标需要与其他角度配合使用，比如在某个环节、某个学习任务上作为重点，有时教师只要略加提示、点到为止即可。第三，要防止知识化倾向。立场是一个涉及多个学科的概念，学科角度多，内涵也不尽一致，如果要厘清关于立场的知识再去组织阅读活动，不仅会增加师生不必要的负担，也容易陷入知识化误区，干扰以阅读理解活动为主的大方向。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应该引导学生从自身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的语文知识开始，理解立场的含义，体会不同立场对表达的影响，再逐渐将其迁移到复杂文本阅读中。另外，还有许多类型没有涉及，比如文章的立场本身有问题、作者立场与他自己的观点有冲突、立场与所用材料不一致等情况，这种阅读实践对提高思辨能力的帮助也更大。当然，这类学习主要应借助广阔的社会生活阅读，尤其是网络阅读，从中寻找典型样本、组织思辨性阅读活动，让学生在丰富、大量、长期的语文实践中总结经验，增强思辨意识、判断能力和综合素养。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19.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30、38.

［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802.

［4］杨彧.什么是政治立场［J］.求知，1996（5）.

［5］李杨.批评的文化立场与政治立场［J］.文艺争鸣，1987（3）.

 （ 郑桂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

[本文原载于《语文建设》2024年6月(上半月)]

（微信编辑：苟莹莹；校对：张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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