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保兴《九区一号与兴化西里【21】》
【21】我要去串联
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十八日，注定是一个铭刻史册的日子。从这一天起，红卫兵，就正式闪身亮相于历史舞台之上，成为冲击地富反坏右和荡涤一切污泥浊水的排头兵。
八月十八日的那一天，北京是一个绝好的天气，既不冷也不热，阳光普照，薄云满天。夏末的凉爽天气赶跑了弥漫在空气中的褥热，让人心旷神怡。从八月中旬开始到十月中旬为止，这两个月是北京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中最好的时间段，秋高气爽，天高云淡，最适合搞户外活动。所以，当领袖戴上绿军帽穿上绿军装，在这个时间段登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就一切顺理成章了。
过多的话就不说了，总的情况是：就在这一天，领袖和林等在天安门上接见了北京的红卫兵，并且伸出左臂戴上了宋彬彬（后来改名为宋爱武）双手递过来的红卫兵袖章。之后，领袖又多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串联运动在神州大地涌动起来，愈来愈磅礴。外地的红卫兵蜂拥而至首都北京，革命加旅游，造反加玩乐；而北京的红卫兵则想着出京串联，顺便到全国各地耍一耍逛一逛，道理其实很简单：乘坐火车解决住宿不要钱。
那时我刚刚十二岁，在和平北路小学上学，懵懵懂懂屁事不知，却参加了高年级同学刘青成立的领袖主义红卫兵。我当时搞不清楚领袖思想和领袖主义的区别。刘青神神秘秘地与我说：马某克思可以挂上主义，列某宁可以挂上主义，但恩某格斯和斯某大林不能挂主义，因为他们对人类的贡献没有马某克思和列某宁大。领袖可以挂主义，因为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所以我们要成立领袖主义红卫兵而不能领袖思想红卫兵。我听着昏昏然，怎么也搞不懂名词主义与名词思想的区别。
终于，当年十二月底的某一天，经过几天面墙思考且已深思熟虑的刘青宣布：我们要去串联。
进入十一月份，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冷了。兴化西里楼区内的杨树叶悄悄地变黄，然后又悄悄地落下；夏秋季节的东南风不知不觉间转为冬季虐行的西北风，十二楼前耸立着的大烟囱一早一晚持续不断地冒出黑糊糊的浓烟，随着风向升腾而上覆盖了京畿大地。这一切都标志着冬季来临了，北京的供暖季节开始了。在我的印象中，虽然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但兴化西里和九区一号的供暖工作却从未停止，从十一月十五日到次年的三月十五日，整整四个月的供暖季，我们都能享受到家中暖气的温热。
八号楼四单元的小学同学高景汉通知我和陈曙光，说刘青中午要召开红卫兵会议，内容不知。陈曙光吃饭比较斯文比较慢，细嚼慢咽，咬一口馒头就要咀嚼很长时间。而我是急性子，三个棒子面窝头就着素炒辣椒，三下五除二，不要三分钟就把三个窝头消灭到肚子。我没有等待陈曙光一起走，而是独自一人向马路对面的和平北路小学走去。
出门向左拐便听见不远处传来的大声喧哗声，这声音伴随着菜香饭香味儿扑面而来。细细辨认一下，声音和味道来自八号楼与九号楼之间的那片空地。空地中间搭起来一个大棚子，足有三四百平方米大。这是全北京动员起来、保障领袖请来的红卫兵小将能吃上饭的一个服务点。地坛小学、安定门外大街小学、和平北路小学和地坛中学（后来的北京一四二中学）里居住的红卫兵，都在这个服务点里解决三餐问题。服务点是临时的，大致寿命只有短短三四个月。随着大串联热度的逐步消弭，服务点的接待量越来越少，直至取消。
出了单元门我专门拐了弯，走到大棚前探究午饭吃啥。看了之后我便垂涎欲滴，当天的主食是米饭，主打菜是肉片豆角熬粉条，地地道道的下饭硬菜。要知道，那个年月吃肉是凭票供应的。大棚里面堆满了人，全是学生娃娃，他们一边说着话一边大快朵颐。
我记不得此时北京市的一把手是李雪峰，亦或是吴德？我也记不得北京市的一把手称之为书记，亦或是市长？我觉得百分之百不是革委会主任。因为上海的一月风暴发生在一九六七年的一月份，风暴中诞生了上海市人民公社，后来改名为革命委员会。改名的原因我知道，概由于领袖说的革命委员会好。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是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一元化领导机构，完全取代了党委和政府的功能。我隐隐约约觉得此时北京市的一把手好像是李雪峰。不管是谁，成千上万名外地红卫兵小将涌入北京，确实够北京市的领导喝一壶的了。
来到学校上了三楼东侧的一间办公室，我见到了穿着蓝制服带着羊剪绒帽子的刘青。他原是六年级一班一个不显山不漏水的普通学生，与九号楼三单元的戴洛夫是同班同学。莫名其妙地，历史提供的文革机会成全了血液中流淌着不安分元素的他，成为和平北路小学红卫兵运动的小领袖，戴洛夫、王鲁闽、马良、高景汉、张琪、陈曙光、林晓林、尹成贵、宋长脖、大肥子（他俩的名字忘记了）和我等，都成为刘青创立的红卫兵组织的成员。好像还有几个女生，是不是郑小鸥、邵丹妮、李莎莎都在其中，我的印象已经全部模糊了。
人，陆陆续续到了。见面之后大家相互追逐，嬉笑打闹。刘青清了清嗓子说道：大家不要说话，咱们开会了。大家马上静下来，不知啥原因却毫无理由地服从着刘青。刘青严肃地说道：每天的上午和下午，我要为外地红卫兵服务，没有时间开会。我们就利用中午时间开一个短会。接着，刘青就把他思考好几天的想法和盘托了出来，最后宣布道：我们也要去串联，大家说我们应该去哪里串联？
大家一听这消息，相当兴奋。于是接着刘青的话就议论开了。有人希望到广州，这个南国之城肯定充满诱惑。有人说去上海，这个庞大都市肯定让人惊诧。还有人说去韶山，去延安，去大渡河。等我发言了，我就说去河北的西柏坡。大家一齐笑话我，说西柏坡连火车都不通，我们就是要坐火车过一过火车瘾，因为在场的大多数人还没有坐过火车。其实，小的时候我曾经坐过火车，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与家人从北京到山东老家的时候，但坐火车的印象已经基本淡忘了。
大家发言一圈之后刘青做总结：大家都发言了。照我的意思，我们不去广州也不去上海，我们就去革命的圣地延安。我们面面相觑，但又不敢反对。延安那可是革命圣地呀。你反对去延安，如果上纲上线的话，你可吃不了兜着走。刘青更雷人的话还在后面：我们不坐火车去，我们要迈开双腿走着去。据我所知，北京的好几所学校的红卫兵就是步行去延安。此时的刘青，就像一个煽动力极强的革命者和共产主义革命家，他的话披上了革命的色彩，任谁也反驳不了。于是，我们向着毛主席画像宣誓：三天以后的第四天早晨八点钟，我们从和平北路小学出发，步行到延安。
虽然不乘坐火车串联，但离开北京到延安，对我们这些孩子们来说也充满了极大的挑战。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说服家长，同意我们步行串联。别人我不清楚，就我本人去延安说服母亲，则遇到极大困难。我委婉地向母亲表达了我要出去串联的意思，同时向母亲要一些全国粮票以防万一之需要。母亲本来就极力反对我离开北京去串联，当听说我们要步行去延安，那更为震怒了。她说我才十二岁，年纪太小，怎么想起一出是一出？于是母亲把我锁在家里，让弟弟妹妹们看着我，不能让我离开家门一步。
接下来的事就落俗套了。电影里、戏剧里经常出现的场面也出现了。女子有了心仪的郎君，欲把自己嫁给他；但是娘亲大人不同意，就把女子关进房间里，锁上大锁头。女子被锁在屋里扒着窗户泪水涟涟，想飞出去却不成。其实我就是这幅样子，你把女子换成我，那是一模一样呀！
我的俩弟弟，忠实地而且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母亲的指令，看我看得很紧。他们采用的是贴身战术，我进厨房他们进厨房，我进阳台他们进阳台，我进洗手间他们守在门口，任何逃跑的打算，哪怕是一丝一毫，都是徒劳的。我知道，他们这样做的动力，来源于母亲承诺给他们的半斤江米条。
三天时间很快过去了。第四天早晨八点，是原定步行串联的出发时间。我知道刘青这个人比较狠，确实具有一个政治家的潜质。他选定的目标，不会更改，不会撤销，坚韧不拔锲而不舍地迈向目标前进。既然他说给大家三天准备时间，第四天一早出发，他肯定会这样做，毋庸置疑。经过八轮谈判过程，母亲同意，在弟弟们的监视下我可以为串联队伍送行。
果然，第四天早晨八点钟，我还没有过马路，在和平里加油站出口处就远远看见一行人聚集在和平北路小学门前。刘青穿着黄军衣，扎着军用皮带，胳膊上搭着长军大衣，站在队列前面；宋长脖高举一面在寒风中飒飒作响的红旗，上面印刻着：北京东城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宋长脖叫啥，我已忘记。只记得在他瘦弱的肩膀上扛着一个小脑袋，脑袋和肩膀之间是一条长长的脖子。如果他穿高领衫，高领衫不用折叠一道；如果他裹围脖，围脖需要两条。宋长脖的外号据说是兴化西里九号楼三单元的戴洛夫起的，参考的电影是《暴风骤雨》，里面有个人物叫宋长脖。特别说一句，宋长脖是刘青的拥趸，是刘青的跟屁虫，亦步亦趋地学着刘青的行为举止。所以，宋长脖陪伴刘青步行去串联，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我诧异地注意到，这是串联队伍并不全是和平北路小学的学生，除了刘青、宋长脖和另外一个男同学之外，基本都是外校的学生，其中还有四个女同学。而和平北路小学戴洛夫、王鲁闽、马良、高景汉、张琪、陈曙光、林晓林、尹成贵、宋长脖、大肥子等都不在队列之中。估计，他们遇到了我同样的问题：家长不同意。我猜测，刘青看到大家都不答复，心里也没底，便联系了周围其他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凑凑和和地组成了一个串联队伍。否则的话，刘青真的下不来台。
十几人的步行串联队伍出发了，目标直指延安的巍峨宝塔山和涛涛延河水。刘青雄赳赳地走在队伍面前，宋长脖手擎红旗紧随其后。四个女生跟在宋长脖的后面。他们都背着四四方方的背包，里面肯定是被子褥子和简单的穿着。串联队伍出了校门向蒋宅口方向走去，其队列行姿就犹如我们曾经看到过的大串连照片一样。
此时，和煦的阳光照耀在和平里街道上，西北风似乎静止了，路上的行人驻足目视着这支小队伍。除我之外，高景汉、张琪、陈曙光等，都站在和平里加油站的出口处，看着这支队伍从我们面前经过，渐渐远行。似乎，我看见这支队伍走到我们面前时，刘青和宋长脖向我们投来的鄙视目光。至今，我还能感受到这种目光的刺人逼人和看不起人。如果按照每天三十公里的行军速度，这支队伍应该在四月份到达延安宝塔山底下。四月份的季节是春季，延安的春天是最美的季节：冰融雪化，树木变绿，花草吐艳，蜂蝶飞舞，一派生机盎然。憧憬那个时节，刘青也算成功了，宋长脖也算成功了，串联的姑娘小伙都算成功了。
然而据说，他这支五天风餐露宿，日夜兼程，走到河北便溃不成军了。除了刘青和宋长脖以及另外一个男生继续往前走外，其余那些人都扒火车回到北京。这种精神，值得钦佩；这种勇气，值得学习；但这种步行方式，却甚为搞笑。我不知道在六十年代中国大串连的浪潮中，到底有多少人是步行到达一个遥远的目的地的。因为我被告知，但是步行大串连者，十有八九是搭顺路车到达目的地。那个年头，谁敢招惹红卫兵小将呢？不管怎么说，听说大部分人以逃兵的方式辗转回到北京，直到那个时候，我的心态就平衡多了。因为实践证明：我孙保兴是懦夫，你们当然也是懦夫！大家彼此彼此，不能一步笑百步呀！
至于刘青宋长脖怎么样？我并不知晓。因为一九六七年的八月份，刘青、戴洛夫这批小学六年级学生升入初中，兴化西里的应届学生第一次携手九区一号的应届学生，分配到地坛中学上学。我的发小留根就是这批去的地坛中学。至于刘青去了哪里？我真的不知道。反正从他率领步行队伍奔赴延安当天，至小学六年级学生升入初中止，我不曾见到过刘青，还有那个宋长脖。
谁能告诉我：刘青率领的那支步行串联到达延安了吗？半个世纪之后的迟来询问，不知能否得到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