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重刑监狱教汉语 (2)

我在美国重刑监狱教汉语 (2)

头一天上课，我按规定提前15分钟到，门厅里已经有两位教授坐着了。

从性质上来讲，BPI是一所不折不扣的“大学”，但其规模十分有限。由于授课地点的特殊限制，不可能设置需要大量实验器材的专业，所以课程以人文社科类为主，艺术类只有绘画，理科只有数学。“东部惩教所”建筑面积很大。可在辟出一块相对独立的教学区域毕竟不容易，每天上午、下午的授课时段里，通常最多只能接受四名教授。

我过了那道比机场安检严苛得多的安检门，和先到的两位教授相见。他们一个是巴德学院哲学系的老教授；另一个教线性代数，和我一样是外聘的，来自康奈尔大学——当巴德学院现有的师资队伍无法满足学生的专业需求时，项目组就会到其他高校或专业机构中去找。

我的学生中后来就出了一位数学天才，我给他取的中文名字叫常安德。他在BPI拿到数学硕士后还想继续深造，而巴德学院并没有数学博士学位，项目组就帮他联系到法国鲁昂商学院，让他每周在固定时间接受教授的电话指导。这是后话了。

教学区位于大楼深处，两头都有狱警把守。再次签到后，我终于见到这一班特殊学生们。他们规规矩矩地沿墙围坐，除了穿着统一的深绿色囚服之外，他们的外表和任何一个大学里的学生并没有显著的不同，并非电影里看到的那种怙恶不悛、凶神恶煞。我原先有点忐忑的心情很快平静了下来。

能被BPI录取的学生，都是高中阶段成绩优异、在监狱里表现得比较好、获得减刑机会比较大的犯人。按项目规定，我们不能过问学生们的背景，尤其不能打探他们的入狱情由。我唯一知道的是，他们全被判处了25年以上监禁。

第一堂课，我教的是“中级汉语III”，用的是普林斯顿大学周质平教授主持编写的All Things Considered: An Advanced Reader of Modern Chinese。这本教材是上一位中文教授指定的。

首先为这些学生开设汉语课并制定了课程大框架的，是耶鲁大学亚洲研究中国方向毕业的Nagel博士。他的总体教学目标，是要让学生们在完成三年六个进阶的学习之后，汉语的听、说、读、写达到一般母语水平。但这位年轻的博士因工作变动，没能亲自完成计划。项目组又相继引进过两位教师，任教时间都不算长，到我加入，这个班的2010级学生们已经学了两年汉语。

我的前任们给他们打下了很好的听、读基础。一篇八百多字的课文，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可以不依靠拼音，从头读到尾。除了关键的语法点、文化点我必须用英文解释之外，用汉语授课基本没问题。正是这些积累，加上BPI涵盖的文史哲各科通识课程，使学生们了解到关于中国的一些内容，进而对汉语言文化产生强烈兴趣，这便是他们最初提交那份请愿书的缘由。

可是，不同教师的风格和要求影响了他们的学习效果。这一班学生比较突出的弱点在于，其一，关于词汇、句法的知识碎片化；其二，在会话中把握不住四声；其三，缺乏字法基本知识，将汉字形体过于图形化。

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将来打算进入亚洲研究的中国方向，这些弱点无疑将阻碍他们的深化学习。于是，在每堂课的课后作业之外，我给他们布置了两项每周一次的固定功课：一是背诵一首唐诗，以训练四声组合的发音；二是抄写生字，每个生字20遍，以熟悉并牢记汉字结构。

第一天的课结束，我在黑板上留下了要求他们背诵的第一首唐诗，白居易的《题李次云窗竹》：不用裁为鸣凤管，不须截作钓鱼竿。千花百草凋零后，留向纷纷雪里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