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十字路口:向左转,还是向右转?

2018-05-03  本文已影响0人  名字起的真难看

2003年,陕西西安。

西北工业大学的梧桐树开始落叶,清晨的空气中弥漫着环卫工焚烧落叶的烟味。

6点半,轻轻的爬下床,下铺的袁文伟还是睁开了眼,他一向都睡得很轻,也习惯了我近期的早起,看了眼,又翻身眯着。其他人都还熟睡着,大四的生活,就是如此的放纵。

套上衣服,上抬着打开门。楼道里静静地,每个宿舍门口都堆着垃圾,楼管的阿姨还没有开始打扫。这里是14舍四楼,当年苏联人援建的四层楼房,楼道两侧打通的,旁边连体的13和15舍是三层结构,他们的楼顶就成了我们的晾衣场、足球场、牌场、酒吧和夏夜的露天大通铺。

下楼左转,从13舍向北路过女生宿舍门口,穿过东方红广场,继续向北到达体育场,开始晨跑。操场上已经有一些人,女生居多,我独自慢跑着。

半小时左右,原路返回,路过东方红广场西侧的商店,买了一袋光明纯牛奶和一个毛毛虫夹心面包,从旁边报亭拿了一份《环球时报》,回到宿舍。

袁文伟床上空着,其他四人还睡着。拿了牙刷来到公共洗漱间,袁文伟从旁边的厕所出来,嘴里含着牙刷。

“你真会过日子”,我说。

袁文伟抬眼含着牙膏望着我,一脸疑问。

“天冷了,知道用37度温水刷牙。”

“去你的”,袁文伟恍然道。

回到宿舍,对面的范成继和张培也醒了,阳光照在张培的脸上,使他睁不开眼,眯着眼道:“你俩每天起这么早干什么。”

“你当我愿意?还不是老邓吵得我!”袁文伟回道。

“邓子最近犯神经了,每天早起锻炼。”范成继接道。

“犯神经是你’范进’的专利,我哪敢侵权!”范成继是福建人,说话快,发音不准,念自己的名字总让听成“范进”,所以我们总用“犯贱”、“范进中举”的典故玩笑他。“你们整天睡,大好的青春浪费在梦里,还不如我每天去操场看看美女,你们不知道,跑步的妹子们那身材一个比一个棒。”

“老邓就会假假的说,咋没见你跟哪个妹子好上?你也就会耍耍嘴上功夫。”张培上铺的陶景辉也吵醒了,他是浙江人,“假假的”是他的口头禅。他年纪最小,84年的,比我小四岁,不到17岁考上大学,和张培都是学霸。

“你俩赶紧起来复习考研去,剩下不到2月了,还睡!”我说,“走,老范,咱继续网吧玩咱的《剑侠情缘》去。”

“等会,我也跟你们上网去。”时平利蒙着被子说道。

“我去,你也醒了,蒙着被子,还以为你睡着呐。”袁文伟道。

“你们叽叽喳喳的,我能不醒么?”

“平利,你不也要考研么?咋了?放弃了?”我啃着面包,翻着报纸问道。

“复习得迷茫了,调剂一下。咱不能跟两个学霸比,一个要出国,一个要考浙大的硕博连读,咱就报个本系的试试,考上就上,考不上就工作。”

“那我也跟你们去”袁文伟插话。

“你看你俩,玩就玩呗,还带坏了2个考研的人”陶景辉咂着嘴说。

“那是他俩革命意志不够坚定,抵御不了糖衣炮弹的侵蚀。”范成继接道。

“我去上网下载个简历,做好两手准备,周末陕师大那边有个招聘会,想去看看。”袁文伟说道。

“怕是去陕师大和西安外院看妹子的吧?”张培道。

“我哪有你那些龌龊的思想,脑子里的日本大片快装不下了!”

“我们那是纯艺术的欣赏,哪像你是纯闷骚的幻想。”张培笑道。

大四的生活是猪一样的生活,尤其是不报考研究生的同学们。唯一不爽的恐怕就是就业的压力。

1999年,国家实行高等院校扩大招生,算来我们是“扩招”的第二批学生,就业就是压在我们头上的一座大山。当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们闯过来了,现在又是百万大军就业难,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们何去何从?

我来自山东威海的一个小渔村,父辈是个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考上大学可以说多半是为了父辈的脸面,是被“别人家的孩子”逼出来的,虽然,事后自己也成了“别人家的孩子”。

大学里,我是个“60分万岁”的人,考研是从来没有考虑过的,于是,找工作也就摆在了眼前。想过在威海的周边找个城市落脚,这样既能够与父母保持一定距离,又不会太遥远。也想过回到威海跟发小一起做点买卖,但是,都没来得及细细谋划,因为闲逛中看到了部队招聘会的横幅。

记得那是一个太阳快要落山的下午,在校区西南脚的一个老式建筑,门口拉着横幅,沿着大门两侧摆了两列桌子,问了一下,是EP的一个专场,因为自己是飞机发动机专业的学生,就傻傻的问了怎么没有空军,那个军官就说,海军空军都在裁人呐,今年只有我们EP要人(后来知道,他是胡说)。然后,就随便聊了起来,得知我是山东人,他说:山东是我们的辖区,想来部队,就来我们这吧,我们给你安排得离家近点。

“今天也没准备简历,碰巧路过,看到就过来了。”我说。

 “用不着简历,给你个表,填一下就算是报个名。这几天我们还要去其他院校招聘,正好你可以考虑一下,如果确定要来我们这,到时候我们会通知你签协议。”他说。

就是这样,报了名,甚至我还不知道这个一杠三星的军官叫什么名字,只知道是EP的,只知道他们的辖区包括山东。

没有跟父母征求意见,每周一次的电话也没有提及此事,不是刻意的隐瞒,仿佛就是洗脸洗脚一样平常的不值当提及。只是在同学和室友谈及工作的时候,会在内心权衡起此事,想起小时候玩过的打仗的游戏,想起随军打过长江的小爷,想起即墨战役牺牲的二爷,想起父亲讲起的高中当兵未遂的往事,想起电视剧里演绎过的铁血豪情,想起初中、高中和大一军训中的教官,想起南海撞机、驻南大使馆被炸后和同学们的义愤填膺,还有眼前愈演愈烈的“台独”公投……

像是魔咒了一样,每权衡一次就加深一分对军人的着迷。

半个月后的一个晚饭后,在学校后勤集团的宾馆房间里,我再次见到了那个军官,这次我知道了他的名字——郭领军,是看见他在别人《入伍协议》上写下的名字,也是那一夜,他在我的协议上也签下了这个名字。

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鞭炮,没有锣鼓,没有观众,平静的让我想起了地下党的入党仪式。

就是这样,在自己人生的十字路口,选择了一条别人十字路口中没有的方向。

生活依然是猪一样的生活,唯一变的是每天晨跑的时间长了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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