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与梁实秋：从这里，奔向不同的命运（二）
命运的短暂交会
1940年，老舍与梁实秋终于会面了。
当时，老舍在北碚筹备新的“文协”办公地点。在友人的引荐下，梁实秋拜访了他。
虽经过了1938年关于抗战文学的笔战，可两个性情中人会面之后，不仅不计前嫌，而且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这之后，二人就时相过从，成了朋友。
1943年，老舍一家定居在北碚。两人住得近了，更是来往频密。
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刚到重庆，一时没有工作，一大家子生活颇为困难。梁实秋就推荐她到国立编译馆做编审工作。
那时候，国立各机关和“文协”经常组织宣传抗战的文艺活动。老舍一口京片子，喜爱民间曲艺，又惯来是积极分子，当然要时常登台表演。
他不仅自己登台，还要拉上梁实秋一起。
在二人故居的展览中，都收入了下面这张漫画：
这是漫画家丁聪所绘的《老舍演双簧》。好多人误以为这画里画的，就是老舍和梁实秋，其实不然——前面扎小辫儿的，确是老舍无疑，但他身后藏着的那位，其实是有名的滑稽大鼓艺人富少舫，也是他的一位好朋友。
老舍与梁实秋一同出演的并不是双簧，而是相声。
1944年，北碚各机关团体发起募捐劳军晚会。老舍自告奋勇说一段对口相声，选中梁实秋做他的搭档。
梁实秋是北平长大，相声听过不少，但没有登台说过，于是连连推辞。老舍说梁若不答应上台，他也就不演了。梁实秋熬不住软磨硬泡，只得勉强同意。
老舍对相声很有研究，能把老相声全本大套地背诵下来。他很快就把《新洪洋洞》和《一家六口》两个段子默出来了，与梁实秋一同排练。
排练时，他叮嘱梁实秋说：
“说相声第一要沉得住气，放出一副冷面孔，永远不许笑，而且要控制住观众的注意力。说到紧要处，斩钉截铁一般迸出一句俏皮话，则全场必定爆出一片喝彩声，哄堂大笑。”
果然，他俩合说的相声，相当成功。他们连说两晚，头一晚由老舍“逗哏”，梁实秋“捧哏”，第二晚相互对调。上演的时候，他二人走到台前边，泥塑木雕一般绷着脸、不开腔，片刻过后，台下观众已是笑不可抑。
梁实秋多年后回忆说：老舍认为老相声经过了千锤百炼，“已到了至美的境界，不可稍有损益”。后来，因为他再三坚持，老舍才同意在用折扇打他头的时候，只略微比划，不会真打。可是，到了第二晚真演到这一出时——
“老舍不知是一时激动忘形，还是有意违反诺言，抡起大折扇狠狠地向我打来，我看来势不善，向后一闪，折扇正好打落了我的眼镜。说时迟，那时快，我手掌向上两手平伸，正好托住那落下来的眼镜，我保持那个姿势不动，喝彩声历久不绝。有人以为这是一手绝活儿，还高呼：‘再来一回！’”
曾有人因为这精彩的一幕，判断他们二人的相声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殊不知这是二位业余选手的一时失手。
这样的失手当然无法再来，而那一晚的开怀大笑和掌声雷鸣也成了无法重复的回忆。那次他们的合作，就是最后的一次。
不知你想过吗，若有了时光机，你会去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
——我的愿望很多，其中的一项，就是要回去听那一晚的相声。
奔向不同的结局
命运的短暂交会之后，他们各自奔向不同的结局。
抗战结束，梁实秋离开重庆，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利用课余，他重拾起中断八年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工作。
这项工作是在胡适先生的倡导下开始的。1930年，胡适物色了梁实秋、闻一多、徐志摩、陈西滢和叶公超五个人，一同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后来，其余四人陆续退出，只有梁实秋坚持了下来。
抗战前，他已译出四部悲剧、四部喜剧。抗战结束后，他凭借一己之力，继续这项浩大工程。直到1968年，他终于在台湾完成了莎士比亚37部剧集和3部诗集的翻译。
这项翻译工程前后花去了他38年的光阴，却也使他的晚年充满了荣耀——他是汉语世界译完《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梁实秋把他在台湾的住所也命名为“雅舍”，并继续创作雅舍系列散文。直到1986年，他还出版了散文集《雅舍谈吃》。
1987年11月，他以84岁高龄在台北病逝。
如果说梁实秋的后半生如同江流入海，日趋宽广、平坦、和缓。那么，老舍的后半生则如大江冲进高山峡谷，急湍胜箭，猛浪若奔，直至这汹涌的急流在1966年8月24日，戛然而止。
头一天遭受到严重冲击、侮辱和殴打的老舍，选择在太平湖结束了生命。
有人说他的死是为殉道，有人说是出于激愤，也有人说是因为悲观绝望。他没有留下遗言，他最后一刻的想法，成了谜。
梁实秋在回忆文章中悲痛地说：
“像老舍这样的一个人，一向是平正通达、与世无争，他的思想倾向一向是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他的写作一向是属于写实主义，而且是深表同情于贫苦的大众。何况他也因恪于形势而写出不少的歌功颂德的文章，从任何方面讲，他也不应该有他那样的结局。然而，不应该发生的事居然发生了。”
老舍始终努力地走在时代的前列，然而，他仍然没能避免为时代的洪流所淹没、覆顶。
在被淹没的时候，他是否有过一丝后悔？后悔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中，失去了太多的自我？后悔在宣传机器的轰鸣中，失去了他最可宝贵的、文学的本真？
我们再也不会知道答案。
王小波在《知识分子的不幸》一文中也提出过一个问题：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
他给出了他的答案：
“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
此言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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