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191天《 小问 第五十一》第二部分
《管子》学习第191天《 小问 第五十一》第二部分
原文阅读
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而忧之以德，勿惧以罪，勿止以力。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
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以为寡也？”管仲对曰：“夫寡，非有国者之患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该焉，何为其寡也？夫牧民不知其疾则民疾，不忧以德则民多怨，惧之以罪则民多诈，止之以力则往者不反，来者鸷距。故圣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也。”
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管仲对曰：“质信极仁，严以有礼，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
桓公曰：“请闻其说。”管仲对曰：“信也者，民信之；仁也者，民怀之；严也者，民畏之；礼也者，民美之。语曰：泽命不渝，信也；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坚中外正，严也；质信以让，礼也。”
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仲对曰：“有时先事，有时先政，有时先德，有时先恕。飘风暴雨不为人害，涸旱不为民患，百川道，年谷熟，籴贷贱，禽兽与人聚食民食，民不疾疫。当此时也，民富且骄。牧民者厚收善岁以充仓廪，禁薮泽，此谓先之以事。随之以刑，敬之以礼乐，以振其淫，此谓先之以政。飘风暴雨为民害，涸旱为民患，年谷不熟，岁饥籴贷贵，民疾疫。当此时也，民贫且罢。牧民者发仓廪、山林、薮泽以共其财，后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罢，此谓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夺民财；其施之也，不失有德。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字词注释
[1]忧之以德：俞樾曰：谓和之以德也。
[2]何以为寡也：民从数量少，应当怎么办。赵本改为“何为其寡也”，非是。
[3]该：足够，充分。
[4]鸷距：踌躇不前的样子。
[5]仁：原作“忠”，据宋翔凤说改。下文“仁也者”同。
[6]泽：通“释”。放弃。《诗经·郑风·羔裘》：“舍命不渝。”“舍”即“释”。渝，改变。
[7]道：同“导”。疏导，通畅。
[8]振：终止，消除。
[9]罢：同“疲”。下同。
译文参考
桓公就治民的问题向管仲请教。管仲回答：“大凡治理百姓的人，一定要了解百姓的疾苦，用仁德之心关怀他们，而不要靠刑罚恐吓他们，不要用暴力压制他们。只要注意这四点，就可以治理好百姓了。”
桓公说：“我知道这四条很好，民众太少，应怎么办呢？”管仲回答：“民众少，并非治国者应该担忧的问题。从前天子立于中央，地方千里，就凭这四条统治，为什么觉得不够呢？治理百姓，却不了解他们的疾苦，民众就多灾多难；不用仁德之心关怀他们，民众就多怨多恨；用刑罚恐吓他们，民众就多行欺诈；靠暴力压制他们，就会让离去的人不再返回，想来的人裹足不前。所以圣王治理百姓，不在乎政策多少。”
桓公说：“好。不过，既然如此，又该怎样具体实施呢？”管仲回答：“守信而行仁，庄重而有礼，注意这四点，就可以实行。”
桓公说：“请说得更详尽一点。”管仲答道：“守信用，民众就信任国君；行仁政，民众就怀念国君；为人庄重，民众就敬畏国君；注重礼仪，民众就会赞美国君。古语道：丢掉性命也不食言，这就是信；自己不喜欢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这就是仁；内心坚定，行为方正，这就是严；讲究诚信，温和谦让，这就是礼。”
桓公说：“好啊，那么治理百姓，首先要干什么？”管仲答道：“有时要先办实事，有时要先行政令，有时要先施恩德，有时要先讲宽厚。在狂风暴雨未曾危害民众，干旱灾祸不曾出现的时候，百川通畅，年谷丰熟，粮价低贱，禽兽与人一同吃粮食，人们没有疾病瘟疫。这时候，民众富有而骄傲。那么统治者应该大量收购丰年粮食，用以充实国家仓库，禁止在山林水泽采伐捕捞，这就是先办实事。用刑法约束人们，用礼乐劝诫人们，以消除淫风邪气，这就是先行政令。如果民众遇上狂风暴雨为害，遭受干旱灾祸之时，年谷不熟，饥荒年份粮价高涨，民众多疾病瘟疫。这个时候，人民穷困而疲惫。统治者应开放粮仓、山林和薮泽，为人民提供财物，后谈政事，先讲宽厚，以消除民众的疲困，这就是先施行德惠。在收粮的时候不掠夺百姓的财产，在施予的时候不失仁德。既富裕了国家又满足了百姓，这是圣王最大的政治。”桓公说：“好。”
核心内容解读
桓公向管仲询问如何治理民众。管仲回答说：“凡牧民者，必知其疾，而忧之以德，勿惧以罪，勿止以力。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这里指出治理民众，首先必须了解民众的疾苦，并以仁爱之心关怀他们，帮助他们解除疾苦，决不能用刑罚威吓他们，也不能用强力压制他们。做到了这四点，民众就可以治理好了。
桓公又问如何施行。管仲回答说：“质信极仁（原为“衷”），严以有礼。”即守信、施行仁政、庄重、循礼。桓公让讲详细点。管仲解释说：“信也者，民信之；仁也者，民怀之；严也者，民畏之；礼也者，民美之。”即是说，君主能够做到守信，那么上行下效，民众也会跟着守信；君主治国理民施行仁政，民众就会怀念、爱戴君主；君主庄重，民众就会产生敬畏之心；君主遵循礼仪，就会得到民众的赞扬和美誉。又引用古语说：“泽命不渝，信也；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坚中外正，严也；质信以让，礼也。”意思是说，凡是承诺的事情，不管如何困难，即便要舍弃生命也绝不反悔，这就是信；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也不强加给别人，这就是仁；内心坚定不移，行为端庄正派，这就是严；诚实守信，虚心谦让，这就是礼。
桓公又问道：具体说来治理民众应当先做什么事情呢？管仲回答说：“有时先事，有时先政，有时先德，有时先恕。”即是说，有时候需要先做实事，有时候需要先发布、施行政令，有时候则需要先施与恩德，有时候则需要先讲宽厚。也就是说，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先做什么。
为了使桓公明白，管仲又举例说：在风调雨顺、粮食丰收、粮食价格低廉又没有疫情的情况下，“民富且骄”。针对这种情况，“牧民者厚收善岁以充仓廪，禁薮泽，此谓先之以事。随之以刑，敬之以礼乐，以振其淫，此谓先之以政”。即此时施政者就应当大量收购粮食，以增加国家的粮食库存，同时禁止山林采伐和捕捞水产，这就是先做实事。运用刑法和礼乐来制止和去除淫邪风气，这就是先发布、施行政令。
在自然灾害严重、粮食减产、粮食价格暴涨又出现疫情的情况下，“民贫且罢”。“罢”，疲困。针对这种情况，“牧民者发仓廪、山林、薮泽以共其财，后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罢，此谓先之以德”。即此时施政者就应当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同时开放山林、水泽，为民众提供生财的门路。把其他政事往后放一放，先讲宽厚，以帮助民众消除疲困，这就是先施与恩德。
总之，“其收之也，不夺民财；其施之也，不失有德。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至事也”。即在征收时有节制，不过分夺取民众的财产，在施与时不失仁爱之德。这样，既能使国家富裕起来，同时也能满足民众的实际需要，这就是圣王最大的政事。
这里体现出的关心民众疾苦的思想、从客观实际出发的治理思想、国家与民众利益兼顾的思想，是值得人们深入研究和借鉴的。
我们通过前文的学习知道，《管子》对于民众问题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第一，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首先提出了“以人为本”。强调君主要成就霸业，必须树立以民众为根本的观念。第二，指出历史上英明的君王所做的具体事情虽有不同，但为民众谋利益的初衷却是相同的。第三，指出爱民、利民、益民、安民“四者道之出”，从而强调了这样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第四，强调君主要效法天地，做到公正无私，与民“同利”。第五，强调君主治国理民，要以“期于利民”为宗旨。第六，指出君主的根本大事和第一要务，就是要搞好农业生产。
显而易见，这些思想的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作为公权力的行使者，一心想着民众的利益，那就一定能够做到廉洁自律、克己奉公。所以，认真学习和研究这些思想，会有力地促进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观念。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管仲学派的商贸立国构想（节选）
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国家正从以人口为支撑点的城邦转向以土地为支撑点的帝国，并就此奠定了2000多年帝国制度与国家治理的基础。对于当时的各诸侯国而言，如何改变旧有的制度并构建出新的制度，以便在短期内迅速提升国力、赢得国家间的生存竞争，进而获得统一天下的机会，是摆在那个时代君主与政治家面前最重要的难题。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管仲为代表的思想家登上历史舞台。他们通过对时代问题与历史经验的透彻把握与深入思考，提出了自己的治国理论，并积极参与国家制度改革与实际治理活动中，从而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管仲相齐，只用了7年时间就让齐国得到中兴，几乎没用什么战争手段，就让齐国称霸于诸侯，由此可见管仲在治国理财方面的能力之高超。管仲去世后，承袭管仲治国思想的后人（可称为管仲学派）继承了管仲在治国理财方面的经验与思想，并加以发挥，最终在《管子》一书中表达出独具特色的帝国构建设想与治国理财艺术。
众所周知，后世中华帝国的制度原则与治国方略是经由秦统一天下而奠定的，而秦制的基础又是由商鞅变法决定的。商鞅变法及《商君书》中推崇的治国方略是重农抑商，与《商君书》形成鲜明对比并持续影响后世的是，《管子》一书推崇运用商贸手段构建帝国并治理国家，它反映了中华帝国构建与国家治理的另一种可能道路。
作为国家治理方略，重农抑商后来成为帝国的根本原则与正统标志，今天的我们已无法知道，历史是否有可能让齐国通过商贸手段统一天下，并构建起体现管仲学派想法的别样中华帝国。不过，需要交代的是，管仲学派倡导的商贸立国方略也始终隐伏在帝国国家治理之中，直至在晚清开始的中国国家转型活动中成为现代重商主义的先导。
（一）以掌控资源作为商贸立国的条件
管仲以及管仲学派活动的时期，依然是农业经济占优而非机器工业生产的时代。因此，以商贸手段立国的前提，是国家（或君主）手中必须掌握基于粮食与自然资源而形成的商品。在《管子》一书中，可以用商贸手段来操作进而实现对内治理、对外争霸甚至统一天下的资源，主要有四项：粮食、货币、盐铁与市场渠道。当然，掌握这些资源，不仅可用于商贸操作，实现国家治理（“货多事治，则所求于天下者寡矣，为之有道”，《乘马》），而且可以实现“利出一孔”以便吸引民众归附（对此商鞅同样提倡），“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国蓄》）。不过，管仲学派主张的靠商业手段来实现利出一孔，比起商鞅的强制手段明显要缓和得多，这也是商贸立国战略不同于重农抑商政策的一个突出表现。
（二）以商贸为手段来调控国内经济与社会
此处所说的用来调控国内经济与社会的商贸手段，在《管子》一书中被称为“轻重术”。运用轻重术，自然离不开市场；商贸手段只有在市场存在的前提下，才能用于国家治理。因此，《管子》一书对市场作用的重视，在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中是罕见的。它认为货物价格应由市场自由买卖决定（“市者，货之准也”《乘马》），国家可以从市场获取国家治乱的信息（“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乘马》），并坚决主张政府不能固定市场价格，衡数（即供求平衡关系）“不可调（调，固定），调则澄（澄，静止），澄则常（常，固定），常则高下不二（高下不二，没有涨跌），高下不二则万物不可得而使固（使固，利用）”（《轻重乙》）。
（三）以商贸为手段赢得对外战争的胜利
在诸侯林立的现实世界，如何才能实现争霸乃至统一天下，完成帝国内在的使命？商鞅的想法简单直接，那就是要有足够多的粮食及有积极性的战士。《管子》重视粮食，也重视战争（“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治国》）。但是《管子》认为，仅靠粮食无法争霸，争霸乃至统一天下也未必需要战争手段，而可以采用商贸手段来达到目的。
在《地数》中，管仲学派甚至认为，在诸国林立的环境中，仅仅粮食多是危险的，“夫本富而财物众，不能守，则税于天下。五谷兴丰，巨钱（巨钱，当为‘吾贱’）而天下贵，则税于天下，然则吾民常为天下虏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身，疑为‘舟’）济于大海，观风之所起，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天下高我下，则财利税于天下矣”。就是说，管仲学派主张的是，应该更多使用商贸手段、发动贸易战，来实现对外争霸乃至统一天下。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廉鉴人心：中国先秦时期的廉洁思想研究》，刘晓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03月
《财政中国三千年》，刘守刚，上海远东出版社，2020年7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