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闭关锁国是对清朝的最大误解

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到访中国，希望开设使馆和中国通商做贸易，互通有无。当时清国的GDP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但是,乾隆却以天朝上国自居，把他打发走，因此失去了和西方世界交流和学习的机会，因循守旧逐，渐落后。英国人1830年代回来了，用枪炮强行打开贸易，后中国努力改革，开展洋务运动，却以甲午海战失败收场，最终以崩溃、耻辱而告终。

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故事，以至于我们很多人认为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观念中，16到19世纪清朝是一个落后保守的时代，甚至的东亚是一个封闭保守的世界。整个东亚都是如此，中国“闭关”，日本“锁国”，朝鲜则是“隐士之国”。因保守，所以才落后，因为落后所以挨打。

这是我们都很熟悉解释印象，甚至成了很多人的共识，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直到我读了《发现东亚》这本书，才刷新了我很多对近代历史的一些认知，明白自己以前很多认识和印象 ，其实都是有偏差，甚至是错误的。有了两点颇为深刻，分享如下：

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清政府闭关锁国，禁绝对外贸易和经济来往。

在我们传统的观念中，清朝末年，闭关锁国，不肯跟西方贸易，才引发了鸦片战争。但事实上这只是西方世界的一面之词，只是对自己发动的殖民战争一个正当的理由。那么事实如何呢？

1773年12月16日，发生于北美大陆“波士顿 倾茶事件”，将上面共约340箱茶叶统统倾倒入海。这件事情大家都在历史书上学过，这次事件拉开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

重点来了，在波士顿倾倒的约340箱茶叶，全部来自中国南方。其中时比较廉价、销量也最好的福建武夷红茶，共约240箱。同样产自福建的红茶，还有15箱工夫红茶和10箱正山小种。此外还有两种产自安徽的绿茶，分别是15箱熙春，和60箱松萝。

大家注意，这件事情是发生在1773年，差不多鸦片战争80年之前，说明当时的中国贸易网络已经非常发达，并不是西方所说，因为鸦片战争才打开了中国的贸易大门。

其实清代的对外贸易管理，比明朝要更为开放灵活。明朝虽曾断续设立几处市舶司，但大体还是将海外贸易纳入朝贡制度之下。到了明后期，更只有月港（今福建漳州）一处允许商民出海交易。

而康熙的做法，则是东南沿海全面开放：亚洲和欧洲商船可以停泊在上海、宁波、定海、温州、泉州、潮州、广州或厦门。在制度方面，无论是对私人贸易的鼓励，还是对洋商的管理，都进一步超越了既有的朝贡体制，给对外交往加入新的内容。到了乾隆时代，又出现禁止南洋贸易的议论，乾隆亦坚持开海不变。另外，康雍乾时代一大批满汉官员，如姚启圣、慕天颜、靳辅、李卫、高其倬、陈宏谋、庆复、蓝鼎元等等，都强调海上贸易对国家及民生的积极作用，上书建言开海之重要。可见，当时政治意识的潮流，有很大一部分是倾向于鼓励贸易的。

这段时间，赴日本的船只在四年之内增长了七倍，对南洋的贸易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西欧各国竞相加入东海、南海贸易网络的角逐。

海路之外，还有围绕中国的陆路贸易网络：传统的边市、贡使、商队贸易继续连通着从朝鲜半岛、中原、中亚、西南到东南亚的广大地域。从1757年到鸦片战争前的约80年里，粤关年平均税收由42.6万余两增长至136.5万余两，提高了2.2倍多。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发现，东亚世界在早期全球化中的重要现象：在欧亚大陆内部及印度洋地区，中国、日本、中亚、南亚、阿拉伯地区的商人早就开辟并主导了庞大的跨区域贸易网络。早期全球化中最受欢迎的商品，包括丝绸、茶叶、陶瓷等等都是来自于中国。

乾隆都之所以会拒绝英使的要求。这并不是因为中国拒绝贸易，而恰恰是因为中国早将外贸规范管理，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而英国的要求，本质是让中国推翻实施多年的定制，拒绝是理所应当的。

另一个常见的指责是，中国受儒家观念束缚，封闭保守，拒绝接受西方的思想。

很多西方人会指责，中国观念保守，不能接受世界先进的思想，尤其是禁止西方的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事实上，早在明末清初，中国就和西方的基督教有接触，并且保持了开放，接纳的胸怀，在17、18世纪，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欧洲教士，在清中央政府中扮演众多重要角色。他们被委以官职，在钦天监、内务府等重要部门工作。他们负责制定历法、测量土地、绘制地图、设计武器，在和俄罗斯的边界谈判中还担任外交官的角色。在一个以农业为本、极重武备的帝国，主动——而不是像鸦片战争后被迫——把如此重要的部门、职责，委任给信仰相异、文化不同的“外国人”，不要说同时代的欧洲，在今天也难以想象。

从明末到清朝近两百年，欧洲天主教会中仅耶稣会一个教团，就先后有四百七十多人在中国服务。中国皇帝，对西方的传教也保持这开放和欢迎的态度，不想西方宗教那么排斥异教徒，即使基督教内部，天主教和东正教，新教徒，之间的斗争也是非常残忍，不要说别的宗教。

1692年，清康熙皇帝颁布允许传教的诏谕，史称“容教令”。康熙认为，西洋学问是国家利器，天主教徒只要不生事端、竭诚效力，其宗教大可成为帝国多元意识形态下的新元素。

后来基督教和中国民俗发生巨大的冲突，一意孤行，才导致清王朝传播有所限制。

1693年，掌管天主教福建代牧区的宗座代牧、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阎珰在福州下令，禁止教众祭祖、敬孔，不许读四书五经，引起当地教众中不满。后来1704年底，教廷做出决定，禁止教徒祭祖祭孔。

康熙为消除误解，他在1706和1707年先后派出四位耶稣会士做使者，携带诏书，赴教廷解释。但其中两人死于海难，另两人虽见到教宗，却反遭软禁，1715年，克雷芒十一世颁布《自登极之日》通谕，重申不许中国教徒用“上帝”“天”等语，不许挂“敬天”匾额，并禁祭孔祭祖，丧事亦不得行礼。这对一向敬祖先中国人来讲，是很难接受的。

事情如此，康熙仍没有失去耐心，又命在华教士通过各种途径（包括通过俄罗斯）传递消息，寻找几年前派往罗1719年，教皇任命嘉乐率庞大使团赴华，容许他在具体做法上稍有通融，但禁令原则不可更改。

多次沟通，教廷却顽固不化，康熙大为恼火，颁布禁教令，起初执行不严，到雍正时代才稍为严格，到乾隆时期又时严时宽。虽然地方上有一些迫害事件，但几位清帝并没有像日本德川幕府那样大肆捕杀教士和教徒。

中国对天主教表现出难得的开放和宽容， 因为清帝是本身兼数种宗教礼法的最高权威：满人的萨满、蒙藏的佛教，以及中原儒道，都是帝国极为重要的政教支柱。天主教极端排斥佛道和民间信仰， 中国却任然能包容，充分体现统治者的包容心胸。

所以，西方指责中国保守，封闭，不肯接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是不公平，也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万个人心中就有一万个哈姆雷特。每个人，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角度和立场，很多观点往往是在一定的文化框架中进行的，带有相对意识形态，为自己的文化意识辩护。

历史不只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更是我们过去的解读。我们要学会从不同的角度了解事实的真相，我们往往需要深入到历史情景中，了解当时的细节，才能不断还原事情的真相，学习历史，不仅是了解信息正确的解读历史。更重要的是一边养成一种观察和思考的角度，让过去与现实产生关联、生发意义，学历史有趣的地方也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