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失业了

凡事都有例外。2002年的最后一天，是我从事会计工作，又在异地分支机构财务岗位上，唯一准时下班，没有挑灯夜战，在紧张的工作中，辞旧迎新的一天。无论是刚参加工作时，在银行的基层营业机构，还是这总部在特区的信托公司证券部。岁末年初，月度交替，灯下作业都是常态，所不同的只是时间长短而异。

一家三口，愉快地渡过元旦假期，我回到已不属于自己的岗位。本希望新春佳节，能带给大家是快乐的时光，谁知道“噩梦”继续，原计划三个月的托管期，因某个历史悠久营业部，遗留的问题太多，而不得不一再延期。

只是这一延期，既超出特区政府的计划，又超出了托管、被托管者的预期。让自上年10月开始的托管，几乎贯穿了整个2003年。让我们这帮必须从头再来的“被管制者”们，无可奈何、如坐针毡。其实地球人都知道，这是托管券商与监管机构和特区政府，进行着利益博弈。托管券商坐地起价，想争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毕竟，对托管者来说，除派出的托管人员，需要支付工资外，他们是不需要支付其他成本的。

既然托管延期，且湖北证券部的经营，不存在任何违规违法行为，托管组又无业绩要求，没必要也不可能组织员工拓展业务，只需每天上报“平安无事”即可。遗憾的是托管方似乎是没事找事，竟然突然强调要提高营业部的经营效益。

众所周知，提高效益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增收和节支并行。可托管组只采用了节支的单一举措，采取全员降薪、降福利的方式，来体现其托管的权威和成果。要求大家体谅托管组的苦衷，因为营业部的效益太差了。

证券业内有一俚语：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熊市的时候，没有哪家券商的绩效好，牛市的时候，也没有哪家券商不赚个钵满盆盈的？此时的证券市场，正处在5.19井喷行情之后的熊市阶段，托管者自身的绩效一样是下降的。为何不见对自己降薪，只对被托管者降薪？员工们都心知肚明。

这种神操作，就是托管方，同行政部门讨价还价，争取更多利益的手段之一。也许就是用降薪，以减少对员工的补偿，以换取自身的经济利益。借降薪来降低员工失业补偿的方式，后来成为企业并购中，降低扩张企业并购成本的重要方式。

事实上，证券部除主要负责人的工资稍高外，财务和电脑负责人属于外派，工资介于特区和内地之间，比在武汉招聘的部门负责人，大约要高800元左右。其他人执行的都是当地标准，部门经理3000多元，都不算高。再说，你降薪20%也该差不多了吧，可他硬是降了40%。我这位武漂，就更是惨不忍睹，房租减半，水电物业费全部自理，收入被腰斩。收入降低了，就只能节支。于是，只能退掉前负责人住过的二住室，重新租赁一单间作为临时栖身之地，等待托管结束后再做打算。

人在屋檐下，谁能不低头。作为财务人，托管制度中明确规定，托管期间不得离职，没有选择，就只能接受。为寻找出路，我开始关注市场招聘，还让朋友帮忙留意和推荐，期待能在托管结束后，尽快找到合适的岗位。只是在内地，似乎所有的招聘，都带有另类广告的性质，面试之后就没有之后，始终得不到想要的消息。

知道我必须重新就业，大学的两位同学送来橄榄枝，想一起把我推荐到某股份制银行去试试水。主推的朋友，兴致勃勃地陪我去见其主要负责人。在他的前领导面前，朋友真是浓墨重彩、真诚举荐。可不知为何，他的这位前领导丝毫没给他面子。以年龄大了为由，拒人与千里之外。不仅自己觉得无奈，连一向心高气傲的朋友，都感到颜面尽失，败兴而归。事后想想，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毕竟我已迈入不惑之年，在国营或者大型企业的招聘计划里，早就入了另册。

在向社会自行推销的同时，营业部却不平静了。托管组采取的降薪措施，引起了绝大多数员工的抗议。在我们“一小撮”重点监管对象，无奈接受降薪、降福利的现实后，大部分员工，不甘忍受这“二等公民”待遇，他们团结起来，找托管负责人据理力争，维护自己的权益。

遗憾的是胳膊未能拧过大腿，他们的抗争，自然不会被托管组接受，监管机构也不会明确支持。如是愤然离职的有之，消极怠工的有之，与托管组公开对抗的有之，私底下违规办理转托管和取消指定交易的也有之，硬是把托管负责人弄得头大如牛。

为平息员工的不满情绪，托管组请来监管机构和有关部门的人员，共同做员工的工作，想多管其下，“化解”与员工的矛盾。面对托管组的“坚强后盾”，员工们并未望而却步，而是据理力争，坚持维护合法权益。

鉴于员工要求基本合理，行动也是有理有节，监管机构除要求违规转出的客户，在作出相关说明后，将已经转托管和撤消指定交易的账户，恢复原状即可。针对员工的诉求，则让托管组尽力解决，以促成矛盾的化解。

看似各打五十大板的协调工作结束之后，员工的抗争并没停止。公开的抗争，演变成为消极怠工。员工们或集中、或分别找托管组负责人“汇报”、“谈心”，本职工作则不管不顾，实质上是以消极的方式，与托管组演绎着必要的抗争。托管组只好做保持沉默者的工作，让其接替“怠工”者，处理日常业务。形成了不干活也能领工资，而干活的人也不眼红的“和谐局面”。

我虽然对员工的抗争持同情态度，并对托管组随后只对客户转户、资金划转双签，费用支出（除员工工资外，全部是托管组的支出）不双签的方式，提出了要么都签，要么都不签的异议，到逼他们同意我不再签字。从此，我也加入到只拿工资不干活的行列，每天就是去点卯了事。只是这工资，实在是少得可怜。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员工抗争之后，托管负责人突然改变了态度。对我们几位没有参与抗争的原营业部骨干，友好了许多。经常在收市后，邀请我们一起参加各种活动。最有纪念意义的，就是到武大看樱花，让我美景尽收，实现了多年前就想看樱花的夙愿。双签四人组愉快地合了影，还同托管负责人，在不同的背景下合影留念，尽显和谐共管的局面。那东湖之滨、磨山之颠，也一一光临，让我深入其间，去切身体验东湖之秀美。

智者视每天新生。我虽算不上智者，达不到每天新生的高度，却始终坚持着过去的属于死亡，只有未来属于自己的宗旨，还有开心快乐过好当下的准则，期盼托管早日结束，以早日摆脱百无聊赖、无可奈何的囧态，拥抱美好的未来。

代表特区政府的清算组成员，终于来到了武汉。他们召开员工大会，通报公司清算进展和员工的安排意见。营业部撤销，员工工资发到十一月，大家二选一：一是到托管公司武汉营业部就职，但没有辞退生福利；只是岗位，无论你现在是营销岗还是管理岗，一律转为营销岗。说白了。就是主要靠业绩提成的经纪人；二是选择“自主择业”，由清算组按照最近一年的月均工资标准，还有在公司的工作年限，一年给予一个月的补偿。

发放补偿金前，感觉就是“擒贼先擒王”的缘故，清算组中的会计师，在会议结束后专门找我开了个“小灶”。简单的问询、业务交流之后，就是恭维、捧杀的言辞，什么进驻总部就听说过您的大名，业务能力强，工作态度好，在所有证券部财务负责人中，公司领导对您的评价最高等等。听得自己浑身都是鸡皮疙瘩。

儿时常听母亲念叨：“伸手不打笑脸人”。天生就不习惯同陌生人讲话，且始终遵循中庸原则的我，面对一脸真诚、出言谨慎、全是赞美言辞，且代表上级手握“予夺大权”的同行，除了沉默，还能有什么应付的“技俩”？玩出超出想象的高招？

在可怜的补偿金发放之前，总部那边也有人特意给我致电，说是总部正在就补偿标准问题，与清算组交涉，让我们先不要签字，以配合、支持公司层面的交涉。明知他们的行为是无效劳动，但又不好意思拒绝，只能同意配合，毕竟他们也是想为大家谋福祉。遗憾的是一天一夜过去，竟然杳无音讯。性急的同事，便催我联系那给我电话的总部同事。当我拨打他的电话时，对方的手机始终处于无法接通状况。无奈之下，我只好联系自武汉调回总部的前任，打听实情。前任苦笑着告诉我，他们的努力没有任何效果，大家都只能照着清算组提供的数额签字了。看来财务人员不仅“政策觉悟”在较高的层次，且对钱财的态度也是一样的淡然。事实不是淡然，是无奈。

走进补偿金发放“专门办公室”，那位会计师立即起身、笑脸相迎。在我拿过补偿表格，瞟了一眼我名字后面的金额，抬头用目光询问是怎么回事时，会计师心领神会，即刻用你到公司工作的年限太短来唐塞。此时，我耳边响起离开工行，作出选择市场化的决定时，对妻子说的一句话：“从现在开始，你要作好一人养活全家三口的准备，承担养家糊口的重任”。一语成谶，那就坦然接受，签字领款，“卷席简”走人。

我到证券部工作了四年，领到的补偿不多不少，刚好一万元整。也就是说，托管一年，我的工资下降了2000多元，加上房租减半等原因，我的收入下降超过了50%，脑海中浮现出去申请失业补偿金或者低保，来维持最低生活消费的念头。

证券部全体员工，全部选择了“从头再来”。只有个别人，事后应聘到托管方分支机构再就业。我的干部身份，早在我选择市场化之时，就已经一文不值，在营业部一直被同事称为老李的人，瞬间由不惑回到了弱冠，“打回了原型”，变成了“待业青年”中的一员。

有朋友得知我正式下岗的消息后，便想伸手“拉兄弟一把”，建议我同另外一位朋友象征性地拿个几万元钱，成立担保公司。我和朋友积极响应号召，展望未来，出谋划策，汇出款项。在请他人协助办理注册的过程中，才知道我俩的出资，用杯水车薪这词来形容，都觉得寒酸。共同接受股权变借款的校正方案。借款就借款吧，反正就那么一星半点，先注册公司，将制度草拟、架构搭建起来再说。

无所事事托管后期，都没怎么觉得日子难过，紧张的搜集资料，草拟规章制度的时候，就只能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棱了。转眼间，新年的钟声就响彻武汉三镇，此刻，我的资料还没收齐。

这一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成功升空并安全着陆，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思想，明确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主要任务。

这一年，在春暖花开之机，非典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并对我国的社会经济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更巧合的是，托管负责人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刻，回了一次深圳，返回武汉时正犯着感冒。他还不顾贵体欠安之困，主动向我和另一同事介绍深圳的疫情。看到他咳嗽、流鼻涕的难受样，我即刻忐忑不安起来。看到我忧心忡忡的模样，同事安慰我没事的，非典同中买彩票一样，不是谁都能中的。也对，生活已经苦了我们的心志，难道随即就要劳其筋骨？想明白了，也就坦然了。

这一年，强劲的出口和房价上涨的驱动，导致原材料及能源价格的不断上涨，尤其是因电力供应不足引发的拉闸限电在全国大面积出现。没想到的是这日趋严重的电荒，竟然为我的南下埋下了伏笔。

这一年，尽管经历了降薪、失业的连续打击，我依然达观，翱翔在文学的世界中，不断地充实自己。前几届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和黄仁宇的历史著作，成为伴随我渡过职业生涯至暗时刻的忠实伴侣，埋藏在心灵深处20多年的文学梦想，开始复苏、涌动。

这一年，最流行的歌曲是《黄昏》，我则更熟悉《东风破》；最火的电视剧是《倚天屠龙记》，似乎从这年，我开始追剧，那《天龙八部》我也没漏掉几集。最振奋人心的体育赛事，是在第九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上，中国队以11战全胜的战绩，事隔17年后再度夺冠。

这一年，最流行的网络热词有：郁闷、表酱紫、粉丝、月光族。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