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关于毕业的问题|一个美国大学毕业生的自白
我错过了卖毕业帽和毕业服的窗口开放时间。
我不知道具体的开放和结束时间，但我到的时候那里已经不卖了。事实证明，主题栏写着“紧急：应届毕业生必读”的邮件确实是紧急且必读的。
一个面相严厉的女人紧紧抓着隔在我们之间的柜台说：“女士，分发衣帽的时间可不是我决定的。”
“你确定店后面也没有吗？也许有人因家中有事或别的原因没能来买衣帽呢？”我向她摆出最甜美的微笑。
“下次再买吧，平时多关注学校的邮件通知。”说完她就走向了别的柜台，我甚至没机会告诉她一个准毕业生是没法“下次再买”的。
我错过了买毕业帽和毕业服的时间，妈妈一定饶不了我。
毕业服和毕业帽只是开端。大学毕业是个糟糕的过程。那些美化毕业的电影都是骗人的；那些光鲜华丽的毕业卡片也是骗人的。扔帽子的瞬间并没有那么浪漫。相反，毕业更像是电影中的悲惨情节：主角手抚腹部，眼睛向下看着身体流出的血液，心中纳闷“我是什么时候中枪的？”“我是什么时候变老的？我才刚学会引用参考书目，刚懂得倒啤酒不洒沫，为什么现在就要离开呢？”大学毕业意味随意穿瑜伽裤和露脐上衣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实在令人感伤，除此之外，毕业不过是个庄重繁冗又压力重重的过程。这种压力主要源自一个不挥即来、挥之不去的征兆：没完没了的问题。“接下来打算去哪儿？”“为什么那么做啊？”“跟谁一起做的啊？”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教过怎么回答这些问题，有的话我一定错过了。
尽管不断遇到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准备好去回答它们。有时，这些问题也能令我顿悟，比如我会突然意识到自己还不知道所学专业的教学目标。
那是大四那年秋天的事，我边给姐姐打电话边往教室走，我知道父母在她旁边逼她向我炫耀“看我混得多好”。比如，她会说“嘿，我知道你在纠结运动员吸毒的事，可是我也没参加篮球代表队啊，现在不是过得挺好！”
她也跟我讲了些她同事的情况，比如他们的背景不同、专业各异啦。但是，她错就错在忽略了我和那些人的不同，她的同事们精于数学和统计学，而我就因看错小数点，为20美元的账单给了40美元的小费。
“……不管怎么说，办公室里还有很多英语专业的……”
“劳伦，我不是英语专业的。”
然后是沉默。“不是吗？”
“你开什么玩笑？”我盯着手机，“我是历史专业。”
然后是更久的沉默。
“……有什么区别吗？”
然后，我以信号不好为借口迅速挂了电话。其实，并不是信号不好，我只是想挂掉电话。然后，我在网上搜索了下历史专业和英语专业的区别，没有相关的结果，这并未令我安心。
你的专业是什么？
高中的时候，我考虑过大学读医学预科。想法很简单，规划很完善，大学之路铺就妥当，只等一切水到渠成。我因体育成绩优异被弗吉尼亚大学录取。我告诉教练自己打算学习实验课程，参加有机化学考试和医学院入学考试。但我脑子太笨，连元素周期表都记不住。我很快放弃了那个计划，但是学习过程中我在考试中得过两次“好”，解剖过一只叫萨莉的猫，体验过轻度的创伤后精神紧张性(精神)障碍。
大学第一年，入学辅导员建议学生们“做自己喜欢的事”
我喜欢写作，喜欢运动，是个出色的公共演讲者。但这些答案还不够。答案应该是金融、医学、法律之类的热门词。
第二年秋天，我决定主修历史，方向是外交史，同时辅修英语，这也算是对自己的让步。对我而言，科学难懂，数学懂不了，那么40页的论文呢？小菜一碟啊。如果必须涉足学术界，我会恶补大部头的书。我向自己承诺，要成为人文科学上的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 ），每两个月要发次题目双关、修辞满篇的论文。
但是内疚感还是像浓雾般笼罩着我。如今即将毕业，我虽然完成了两个专业的课程，不久就会拿到毕业证，心中却仍疑惑自已接受的教育意义何在。
“你是什么专业？”一起在学校附近的一家高档饭店吃鱿鱼时，室友的妈妈这样问我。
我嘴里正嚼着柔软的食物。“我修了政治和历史两个专业，”我略带歉意地回答，“还辅修了英语。”我很抱歉。
为什么就没人问过“嘿，你不会碰巧是个混蛋吧？你有精神病吗？你有没有什么可能影响办公环境的不良爱好？”
没人问过，大家只问我的专业。或者问更糟糕的问题：你有什么人生规划吗？
* * *
大四春假时，有次我跟父母一起坐车去吃饭，我默默数着数，想看父母跟我谈论未来大计前能不能数到三位数。
数到47时，妈妈转头跟我说话。
“亲爱的，夏天有什么打算吗？”
“不是说过我想考研嘛。”
她微笑着拍了拍我的膝盖。“知道吗，安东尼恩·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生于 1936，美国法官，1986年被任命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陪审大法官）读哈佛法学院前修了一年呢。”
“聪明的家伙，”我爸爸插口道，“那个男人真正是个聪明的家伙。”
我妈妈习惯拿最高法院的法官说事，总是把他们跟我比。比如，说到鲁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喜欢设晚宴时，她会问“难道你不喜欢晚宴吗？”
我对妈妈报以微笑，然后继续数数。62, 63, 64 ...我的父母要比同龄人的父母年长。他们都是学医的，而且整个人生轨迹都很清晰。所以说他们并不能给2015年的毕业生什么合适的建议。我脸上堆着笑，不断地点头，最后终于数到了三位数。
你这一生想做什么？
我想做我母亲的女儿。我想停留在这个年纪，听任父母以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为例，为我设想种种人生。我想心无疑虑。我想知道自己接受的教育不无价值。
随着毕业临近，我开始幻想着自己在飞机上刷爆信用卡，并在空中洋洋洒洒地写下一行字：不知道，不要问。
四月份，有一个星期我都在纠结要不要去做志愿者。我本以为会被感激和敬畏。相反，得到的反应却类似于：怎么，你以为你比我优秀吗？
跟朋友们喝啤酒时，我提起做志愿者的事，他们顿时盯着我看。“你是说，你打算去旅行？”他们斜着眼睛，交换着眼神。
“额，不是，我是说，我打算找份志愿者工作。比如，去孤儿院之类的地方。”
他们沉默不语却面上含笑。就像群聊火热，我却置身其外。
我小心翼翼地开玩笑说要去做瑜珈教练，结果他们都哈哈大笑，也许是以为我终于回到了现实世界而感到释然。
所有的对话都是问题。
她们一夜没睡，低声问我贷款之类的事。时钟嘀嗒，她们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杂。如果我不回答，她们会重复问。这是对我的惩罚。她们问起来不留情面。
你一大学毕业，人们就问各种问题并希望得到绝对回答。而我只能给以不确定的答案。
他们希望听到：我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我还没有工作。我不确定。
我给的回答是：我（暂时）不确定；我还没有工作（但没像你那么担心）；你要不是那副表情，我不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
* * *
毕业前两周，我爸爸给我打了电话。
“下下个星期四我和你妈会开车过去。我们等不下去了。”
我清了清嗓子。“好吧，真期待啊。”
然后，他毫无预兆地说：“别担心未来。好好享受毕业吧。该来的会来的。”
他听上去镇定沉着。他知道我会没事的，因为他是通过一生的努力和数十年的职业生涯把我养大的，我一直安全、健康、快乐地成长着。他并不理解我的恐惧，至少没充分理解。说实话，我也不理解他们。我无法告诉他，有时候我会半夜醒来，想起自己错失的机会而担心得差点窒息。
电话这头的我沉默了，接着他谈起了家中天气。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否有未来，他却说得那么轻巧，我不知道自己是应该大哭、尖叫，还是应该感谢他。
“享受当下吧。时光很快就一去不复返了。”
该来的会来的。不管做什么，你都会成功。
他是怎么衡量成功的？如果我去一所非洲孤儿院做志愿者，他会觉得我成功吗？如果我做个有医保和年终奖的销售员，他会觉得我成功吗？
我知道，如果我不读研，父母一定会担心。他们会背着我悄悄交谈，忧虑地关注我，犹豫着要不要问他们关心的问题。
我有一篇期末论文是关于发生在美国的非法交易。每年有无数女孩被强奸。不知道有没有人问她们什么问题。
只需要提些问题，就能知道一个人一生中的一切。
人们问我的问题虽然看似迫在眉睫，其实都是需要一生的时间解答的。
毕业后你有什么规划？
我想起了全世界我这个年龄的女性，比如生活在战乱地区的，吃不到净水的，跟比自己大40岁的男人过日子的，她们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你这一生想做什么？
我想起了数千年前的人类，那时候的男孩14岁就参战，女性则成为巫术迷信的祭品。他们会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呢？
“好吧，今天我会尽力不死掉。如果我能做到，明天就接着尽力不死。”
毫无疑问，这是个戏剧性的比较。但是，还是得面对事实：我恐惧的未来——窝居的小房间里或者感情不和闹离婚——是个自我放大的恶梦。它就像一顿过于丰富的大餐带来的胃疼。
大四时，演讲课教授说，一味地贬低自己的经历是毫无意义的。你心中的痛苦是真实的，但痛苦的根源却无关紧要。也许这是真的。我无法确认化疗压力与姑妈提醒我注意生物钟相比哪个还糟糕。也许这些就像相同的突触连接起来的相同神经元，能带给我们等效快速的紧迫感，而令我们迟于感受对健康的真实威胁。也许还清学生贷款就像为孩子们买食品一样令人筋疲力竭。
也许痛苦是相对的，问题是抽象的，回答也因人而异，就像问题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有些东西是绝对的，有些问题是具体的，有些答案是直观的，比如人们通常不会问的：你的水用完了吗？你健康吗？你恐惧人生吗？
爸爸并不理解我的恐惧，至少没充分理解。说实话，我也不理解他们。
我能按字母顺序列出世上的所有弊端并每天早上看看，比如集体屠杀。我会纠结去哪家店喝咖啡，因为我去的那家虽然有泡沫丰富的拿铁，但那里的咖啡师总给我加错牛奶，每次都是那个人，每次都是点了脱脂牛奶却给我全脂牛奶，虽然这令拿铁更柔滑，但由于我之后可能得为了保全年终奖而加班，所以没时间锻炼，全奶的能量对我也就成了负担。这一切感觉就像普遍破坏，老实说，我只想问，那个咖啡师是聋子还是太蠢？
我自私。我知道。但是人们对我提的问题，他们期待的答案，并不要求无私，它们要求的是对自我专一冷静的关注：我的规划、我的未来、我的选择。
希望将来回顾人生时，我不会后悔自己没有去争取更高的底薪，或者没有更努力地为读研做准备。
但是，我也希望自己记住年轻时的这些澎湃思绪。人生问题没有答案既带给我难以抑制的恐惧，也令我无比确信这些就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也希望自己将来，尤其是婚姻破裂时，或者30年后在退休日揭掉小房间里褪色的照片时，会重忆这些幼稚自私的问题。
希望自己会记得花了多久才明白这些问题并不重要。
将来，若申请大学时，我的女儿不知道怎么写简历，我会问她“你健康吗？”
若与会计交流后，我的第二任丈夫发现我们的账比想像的要糟糕，日子会比想像中要艰难，本以为不用再担心的事还是需要担心，于是选择借洒浇愁，我会问他“你能活到明天吗？”
当我90岁穿着及地毛皮大衣会颤颤悠悠，带着大颗钻石会摇晃欲倒时，我会蹒跚地走向同样等咖啡的20岁女孩并透过氧气管问她“你的水用完了吗？”
但是首先，我得找套毕业服和毕业帽。
原文：http://www.theatlantic.com/education/archive/2015/05/post-graduation-plans/3937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