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研究入门》学习导图二：国家为何为难国家？（下）
纽先钟老先生挖了一个坑，关于悲剧文化的坑，我被忽悠下去，差点没爬上来。所幸想起了李际均教授的一些观点，总算有了点头绪。至于中西方悲剧文化的有些内容只能另文专述了。
钮先钟总结发现了四条战略研究共识：国家意识，功利意识，理性意识，忧患意识。
战略研究基本假定
四、历史的悲剧可能会重演，但不是必然。
文化是战略之母。思想文化传统是战略的底蕴和根基所在。所以，战略不可避免地受历史文化和传统的影响，或者说战略都会有一些历史文化情结。
为了追溯源头，我们就先撇开战略问题，来说点艺术，叨叨悲剧那些事。
纽先钟在文中说道，悲剧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希腊悲剧，另一种是基督悲剧。这是个坑，大坑，深坑！不过是他从自己的一本译作中抄来的。
你不知道这梗有多尴！
亚里士多德《诗学》一书把悲剧分为复杂情节悲剧、性格悲剧(或命运悲剧) 、情景悲剧和苦难悲剧等四种类型。黑格尔《美学》提出了三种类型的悲剧：命运悲剧(古希腊悲剧) ，性格悲剧(文艺复兴时期悲剧，尤其是莎士比亚的悲剧) 和伦理冲突悲剧(近代悲剧)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把悲剧分为三种类型：主人公性格缺陷导致的悲剧，盲目命运导致的悲剧和社会地位相互对立导致的悲剧。后来也有人把悲剧的类型概括为四种：命运悲剧(神秘力量左右现实人生) ；性格悲剧(性格内在矛盾冲突) ；社会悲剧(社会不平等、不合理造成的人生悲剧，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历史悲剧(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的矛盾冲突) 。
无奈，我只能把纽老先生的坑挖得再大一些，将就着搭个梯子爬出来。
西方文化有两大源头，即"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可以这样认为，西方的思想和理论，大都出于或源起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教义。
西方对悲剧的认知也至少有两种：希腊悲剧和基督悲剧。
希腊悲剧，大都取材于神话、英雄传说和史诗，多描写主角英雄与命运的冲突与抗争，但终究不能摆脱命运的摆布而走向毁灭。其中的冲突多是难以调和，具有强烈的宿命色彩，有着悲剧的必然性。
拿《俄狄浦斯王》这部希腊悲剧的代表之作来说。俄狄浦斯竭力逃避神谕所示的命运，而这逃避本身恰恰在实践着神谕。
底比斯国国王之子俄狄浦斯出生时有神谕，说他将来会杀父夺位。为了这条“邪恶”的预言，他被抛弃在荒山上，辗转成了科林斯国王之子。
成年后得知神谕的俄狄浦斯，为了躲避杀父娶母的恐惧，逃出科林斯国，在途中与人抢道，无意中杀死了生父。他来到底比斯国，制服了狮身人面怪，被拥立为王，并依当时的规矩娶寡后为妻。
后来底比斯发生瘟疫和饥荒，经问神意，俄狄浦斯才知道他已犯下杀父娶母的罪行。真的是“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各种心酸无奈与痛苦折磨之下，王后羞愤自尽，俄狄浦斯自己刺瞎双眼，自我放逐流浪。
俄狄浦斯想从无法掌控、无从妥协的命运手上拿回自己的尊严，结果必然是尊严丧尽，还让弗洛伊德为之创造出一个“俄狄浦斯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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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悲剧，则只是一种可能的悲剧。本不必如此悲剧的，但最终毕竟如此了。
就耶稣之死来说，虽然在天主教看来，作为上帝之子的耶稣，来到人间就是为了用生命教化并拯救人类，这是上帝的精心安排。因此，对于天主教而言，耶稣之死是一种宗教意义的完成，是救赎与复活，并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悲剧。
而《圣经》新约中《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更强调受难的悲剧性，详细描述了耶稣蒙受的超乎预料的痛苦。
在享用“最后的晚餐”后，耶稣深夜被犹太暴徒捉拿捆绑，在犹太公会、巡抚衙门和希律王府之间被拖来拖去，多次遭受审讯、凌辱、折磨和毒打，以致遍体麟伤，鲜血淋漓。那鞭打的鞭子不是普通的皮鞭，而是4、5条镶有尖刺铅粒的皮条带合成的鞭子。
耶稣所受的十字架刑是罗马的虐刑，是酷刑中最残忍可怖之酷刑，专用以对付奴隶，或对死罪之外再给予精神上的公开羞辱。在髑髅地刑场，罗马兵丁用粗长的铁钉将耶稣的手脚钉在十字架上，并将十字架竖起来，猛力插入预先挖好的深坑中。
耶稣悬挂在十字架上有六个钟头之久，他的生命在难以言喻的剧痛中，一点点的流逝。人们把这种刑罚用在耶稣身上，与两个强盗一起受刑，是在把耶稣等同于强盗一类低微的犯人。
基督的牺牲是一种救赎，是为了证明自己“上帝之子”的身份，完成教义和预言。但十字架上的受难却并非必需，无须如此的痛苦，从而赋予了悲剧性。这种苦弱的受难形象，包括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说的七句话，折射出人类对生命意义的艰难探寻，有煎熬、挣扎、悲号和呼救，也有奋争、努力、希望与期盼。
毋庸置疑，这样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救世主，极大地放大了他的影响力感召力，使得人们的信仰更为深沉、更为广泛。基督教的马丁·路德就说：“我并不知道别的上帝，只知道那位为我而舍身的上帝。”这何尝不能说是悲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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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悲剧的世界，人类以有限的生命对抗着无限的困苦磨难这种生存的永恒的悲剧性，还有人类本身神性（理性）与原罪（原欲）矛盾对抗的这种生活的永恒的悲剧性。
或者说，人与命运的冲突、个人理性与原欲的冲突，构成着这个世界的全部的悲剧因子。前一种是必然的悲剧，后一种却只是可能的悲剧。
同时，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有悲剧，每个时代都不会缺少悲剧。但这是就全部的人群而言，并不是每个人、每个地方都是悲剧。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悲剧本身，悲剧总是要发生的，而在于如何面对必然的悲剧，又把可能的悲剧消于无形。
黑格尔曾经认为希腊民族对待死亡就像对待生活一样，而基督教徒对待生活就像对待死亡一样。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希腊民族视必然作可能，所以有乐观与抗争；而基督教徒把可能当成必然，一切都只是为了上帝的荣光，生存和生活都是，所以一部分人想把一切都拿来献给上帝，一部分人却在宿命地等待或放纵。
提出对苏联实行"长期、耐心和坚定"的遏制政策，称为美国"遏制"政策鼻祖、“冷战之父”的乔治•凯南这样形容政治：政治家是一场悲剧中的演员，而此种悲剧既非出于他们的创作，也不允许他们修改。这话洋溢出一种仿佛天命必然的满满的无奈。
世上总有忧过其实的一些人，把“修昔底德陷阱”当成必然，把资社当成宿命之争，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最大的命运不顾，以绝对的、静止的眼光看待着世界。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也哉？此为欧阳修为《新五代史·伶官传》作的序文中所言。文中总结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得天下而失天下的历史教训，阐明了国家盛衰取决于人事，提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自然之理，讽谏北宋统治者力戒骄奢，防微杜渐，励精图治。
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为战略家，当然要“忧”，有忧患谨微的意识，抱最坏的情况；更要“劳”，有救时济世的行动，作最好的努力！
这其实就是这几年的一些个时髦词，“底线思维”“风险评估与防控”。
只“劳”无“忧”，非智者所为也！
只“忧”无“劳”，亦非智者所为也！
过“忧”不及，更非智者所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