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科学在新时代如何跨界融合？----人学国际基金会研究

东方文明的契机：艺术与科学在新时代如何跨界融合？（上）

　　文/李春光

　　艺术与科学逻辑融合的难题与新时代的契机

　　艺术与科学创新实践，这个命题其实准确来说应该称其为艺术与科学融合探索的创新实践，那么，从逻辑上来说它至少包含了两个前提：首先，艺术与科学在各自的基础逻辑或底层法则领域之上至少需要有融合或交叠的部分；其次，在这个基础逻辑或底层法则的交叠区域的基石上进行探索乃至拓展其边界的创造性实践，才能叫做艺术与科学融合探索的创新实践。因此，对艺术与科学的基础逻辑或底层法则的融合性或交叠性的逻辑建构，便是艺术与科学创新实践逻辑的奠基。

　　然而，艺术或者它的内在体系之延伸——人文与科学的逻辑融合问题在人类的学术史上历来就是一个奇妙的“亘古”难题，对此，它们之间论争的观念叙事之精华集中体现在一次广为人知的历史性会晤的事件里：在1922年4月的巴黎，哲学家亨利·柏格森邂逅了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并展开了一场远远超出他们各自预料乃至学界预期的“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与物理学家”的思想交锋，这场交锋彻底引爆了人文与科学在各自的底层世界观之差异在各个领域中的观念矛盾，用诗人保罗·瓦莱里（Paul Valery）的话来说：

　　“他们的相遇是20世纪的一次独一无二的大事件。他们的争论是否终结了‘两种文明（人文与科学）分裂之前的黄金时代’呢？这场争论导致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大麻烦’，而这个麻烦一直持续了一个世纪。”

“科学权威”爱因斯坦vs“人文权威”柏格森

　　尽管由柏格森和爱因斯坦引发的人文与科学之争旷日持久、主题甚广，但是他们争论的起点，亦即最根本的逻辑出发点都源于这样一个命题：

　　时间的本质到底必须由哲学家的方式加以理解，还是仅仅使用物理学的方式便已足够了？

　　用今天的视角对它进行等价转译一下，便是：对时间的本质加以理解的人文学所倡导的生命性直观以及由此形成的人性逻辑或世界观原则，跟科学所秉持的客观观测以及奠基其上的世界底层规律或物理法则，到底谁覆盖谁？它们之间有交叠区域吗？

　　众所周知的是，爱因斯坦早在1905年便已经发表了举世瞩目的“狭义相对论”，不仅重构了新的时空观，还造成了又一次的科学革命，并重塑了人们自一战后对科学体系的新的信心，这是一股不可抑止的潮流，经典科学所建构的“现实世界机器论”的世界观似乎重新回到人们的前沿视野里。这个时候，作为当时最富声望的哲学家的柏格森当然希望哲学的世界观体系能够“覆盖”物理学的时空观，以捍卫自古以来的哲学地位，因而他提出在物理学的“钟表时间”之上应有更为本质且更富生命冲动的“生活时间”，并使用了他标志性的观念“直觉（Intuition）”论述了时间的“绵延”效应，亦即时间中呈现的那一种永远无法用量的客观分割来加以把握的特质。而令人困惑的是，虽然伯格森认为直觉对艺术和现实的知性建构具有广泛的影响，但是却并不认为它能产生某种体系，而只能产生永远是部分和不能一般化的结果——这等于是把生命的“直觉”自立于客观的观察体系之外，变成了一种消极的人性直观能力，从而又回到了古典哲学的那一套主观意志与客观知识的二元心智模型之内，正因为如此，他也把对世界观解释权的胜利果实拱手让给了崇尚积极的人性直观或观察能力的科学体系，尤其是现代物理学体系。不仅如此，令人惊奇的是，哲学界或者人文学界这种战略性“偏误”的行为模式在随后的历史中也一次又一次地在重复发生着，例如后来的结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就提出过跟伯格森的“绵延”概念非常相似的“延异”（différance）概念，同样表达的是时间中的客观机械意义不断消解但又无法被取代的更大特质——跟伯格森的缺憾一样，这种“延异”背后的更大特质的积极性的逻辑法则系统到底是什么，却一片混沌。

　　不过，无论是柏格森、爱因斯坦还是德里达都无法料想到人类社会在21世纪居然进入到了一种跟一百年以前截然不同的信息时代的生活里，从而，浸润在这种信息大爆炸的生活方式中的人类整体对于世界观的基础理解模式也悄然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这种新的基础理解模式之下，伯格森与爱因斯坦一百年以前身处的那一个人文与科学二元模式的坚固观念边界也正在以一种积极的方式自我消解，从而让人文与科学基础逻辑的体系化融合拥有了一个过去的思想家们所一直憧憬的环境“契机”。就一个新时代所带来的“思想红利”来说，身处当今信息时代的技术浪潮中的人们，都拥有一个不证自明的观念场景的共识，那就是“操作系统”级别和“应用”级别是截然两个不同维度的技术架构，它们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问题呈现与处理的层次，前者代表着源代码级别的编程模式以及平台级别的技术架构，后者仅仅是在这个底层平台上运行的一个应用程序罢了。就这个观念场景来看，人类的世界观或整体文明理论体系也应有这两个维度的思维架构，由此，任何命题也必然处于这两个维度的心智框架中，那么，我们必须要解决的疑问是：艺术与科学的逻辑融合的问题到底是哪个级别的问题呢？很显然，从柏格森与爱因斯坦的世纪大争论来看，艺术与科学的逻辑融合必然会涉及到时间与空间的意识本质，亦即人性与世界观的底层法则问题，所以它必定属于心智操作系统级别的思想维度，但无论是柏格森、爱因斯坦还是德里达乃至再后来的霍金的论述都仅仅是从各自单一学科的“应用”角度来阐发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其结果当然会陷入到陈旧的“上一个时代”的心智操作系统的模式陷阱中不可自拔。

　　那么，上一个时代的人类心智操作系统是什么？它怎样建构了一个让柏格森和爱因斯坦这样的思想大家们都无法免俗的心智陷阱？如今的信息时代又怎样拥有一个让艺术与科学逻辑融合的环境契机，亦即让老操作系统换代升级的契机的呢？这就是本文下一个部分的内容了。

　　非线性视域：人文与科学面对时代潮流之共同“心智模糊区”

图1 信息的“三元结构体”模型

　　在回答上边的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知道造成21世纪的人类社会相较于100年以前的工业时代之整体底层思维模式变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说到底，并不复杂，它源于一个关于世界的打开方式的变迁，这个新的打开方式叫“信息”。在过去，人类打开世界的基本方式是以纯粹理性的机械对象为基础单位来进行的，这些机械性的对象可以是物性化的实体，比如说原子、分子或元素，也可以是若干个独立分离的命题条目，比如法律条文与物理定律等等，无论那一种，这些对象都是相当机械性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们必然是遵循具象与抽象、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二元分离的“实体”或“条目”，就像一个个机械零件似的。然而如今，人们使用“信息”来打开世界，情况便大有不同。根据现代“信息论”，任何一个信息都包含三个部分：承载背景语境和各种不确定内容的“信息源”，其中的不确定性所呈现的“信息熵”，以及用来消除这些不确定性的“信息点”或“信息量”；因而任何一个信息都是一个由“信息源”、“信息熵”与“信息量”三者所构成的一个逻辑互动的“模型”（如图1），这个逻辑“模型”不仅包括抽象的概念或内容例如信息熵或信息量，还包括感性的信息源之背景语境以及它们三者之间的直观互动关系，所以，它天生就是一个理性与感性结合的“三元结构体”，其中理性与感性并不二元分离。正因为任何一个信息都是理性与感性先天结合的“模型”，因此任何一个信息也可以叫做“信息场景”或“信息情境”乃至“信息事件”，一连串的信息的表达也即一连串的信息场景或事件的组织，故而信息的表达或呈现也被叫做“信息叙事”。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呢？以信息来打开世界，代表了当今时代的人们开始以一种不证自明的、集体无意识的感性与理性、主观与客观、质料与形式二元融合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的人生与世界，于是，过去横亘在伯格森与爱因斯坦、人文与科学之间的巨大的二元性逻辑壁垒开始走向根本性的消解之路。信息是一种模型、一种场景、一种叙事（而不是一个对象或东西），由此导致心灵与世界也是一种模型、一种场景与一种叙事——这是天生的非线性或非二元性的思想视角，它超越了代表逻辑学上线性与二元性的“相对性”与“矛盾律”，而这些恰恰是上一个时代的心智操作系统的“底层逻辑程序”。以“信息”为基本单位打开世界所形成的与过去理性时代或工业时代迥然不同的心灵直观的视野，我们可以把它叫做“非线性视域”，后边我们将看到，“非线性视域”正是当今诸科学学科越传统边界而与人文学科交汇的共同逻辑区域，虽然暂时来看，这个区域内的底层法则还未完全达成清晰的共识，但与上一个时代所不同的是，在现有模式下，人们内心清楚地确信，对于这些非线性法则的奥秘他们必将知道而只是暂时模糊，所以这个区域也就是科学与人文在演化自身的过程中的共同的“心智模糊区”。

图2 理性人模型

　　以信息的“模型”视角来看，人类文明的底层操作系统可以被称为“心智模型”或“人性模型”，它们和世界观模型是等价的，那么，结合学术的惯例，上一个时代的旧有操作系统便成其为“理性人模型”（如图2），它在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康德的“三大批判”的理论叙述中得以呈现其清晰面貌。

　　康德断定：时间与空间是感性直观的先天形式，所以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理性人模型中的人类全部积极的经验能力只能够被“锁死”在由深厚的“时空壁垒”所围成的一个“盒子”里，这个“盒子”也通常被称为经验世界、现象世界或世俗世界；而跟人类的人文性更相关的自由、正义、德性乃至本体等理念便身处于这个“盒子”之上的“理知世界”里，它们是相对于人类经验来说的更高的“彼岸世界”，人们只能够通过抽象的知性感受到它们对自己产生影响的“意志”，却对它们的本体“不可知”，正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永远找不到自由的本体一样，所以这是一个相当消极的感官区域；至于上帝，更是处于可有可无的至高虚幻位置上。从“理性人模型”中我们便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出人文与科学鸿沟深深的本质原因，正是因为它们的法则所各自“负责”的区域根本就身处于直观上互相隔离的两个“世界”中，其中，科学负责对经验世界中的时空现象进行观察并推理出相关的科学定律与科学法则，而人文学科负责对“更高的”人性相关的理知世界的自由、德性、审美等理性意志进行考察和理解，从而得出相对感性和主观的人文知识——问题恰恰在于，这两个人性区域在心灵的直观“视觉”上是二元分离的，这种心智模型区域上的二元分离正是阻挡像柏格森、爱因斯坦、德里达与霍金这样的大家们洞悉人文与科学融合本质的最大“陷阱”。我们可以把这个思想陷阱统称为“二元性”或“线性”，而“理性人模型”正是一个二元性模型，它所限定的心灵视野便是一种“线性视域”，在线性视域中，人文与科学就总是一对二元分离的“对手”或“矛盾体”，毫无疑问。

　　尽管如此，理性人模型毕竟是“上一个时代”——工业时代的产物，在新的信息时代，人文与科学又该如何突破理性人模式的二元束缚呢？这便是本文后半部分所要讨论的内容了。

　　提示：本文系第五届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暨学术研讨会的大会收录论文，作者授权首发，论文原标题为《非线性：论艺术与科学创新实践逻辑的奠基》，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参考文献：[1].[美]吉梅纳·卡纳莱斯著，孙增霖译，《爱因斯坦与柏格森之辨》[M]，漓江出版社，2019年6月，p17-18[2].吴军著，《吴军·信息论40讲》[M]讲义，p20[3].史蒂芬·霍金列纳德·蒙洛迪诺著，吴忠超译，《大设计》[M]，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5月，p35[4].伊·普里戈金伊·斯唐热著，曾庆红沈小峰译，《从混沌到有序》[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8月，p125[5].[美]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著，张定绮译，《心流》[M]，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8月，p144-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