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脉中国人的诚信-2017文化觉醒元年10

看过这样一则故事：

欧洲一些国家公共交通系统没有检票员，乘客自行买票，甚至连随机性抽查都非常少。一位中国留学生发现了这种情况，就经常不买票而坐车到处溜达，留学期间，因逃票被查到三次。毕业后，试图在当地寻找工作。他向许多跨国大公司投了自己的资料，可都被拒绝了。他认为一定是这些公司有种族歧视倾向，排斥中国人。最后一次，他冲进了人力资源部经理的办公室，要求经理对于不予录用他给出合理解释。下面的对话令人玩味。“先生，我们并不是歧视你，相反，我们很重视你。因为我们公司一直在开发中国市场，我们需要一些优秀的本土人才来协助我们完成这个工作，所以你一来求职的时候，我们对你的教育背景和学术水平很感兴趣，老实说，从工作能力上，你就是我们所要找的人。那为什么没招你呢？因为我们查了你的信用记录，发现你有三次乘公车逃票被处罚的记录”。“我不否认这个。但为了这点小事，你们就放弃了一个优秀人才？”“小事？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小事。我们注意到，第一次逃票是在你来我们国家后的第一个星期，检查人员相信了你的解释，因为你说自己还不熟悉自助售票系统，只是给你补了票。但在这之后，你又两次逃票。”“那时刚好我口袋中没有零钱。”“不、不，先生。我不同意你这种解释，你在怀疑我的智商。我相信在被查获前，你可能有数百次逃票的经历。”“那也罪不至死吧？干吗那么较真？以后改还不行？”“不、不，先生。此事证明了两点：一、你不尊重规则，不仅如此，你擅于发现规则中的漏洞并恶意利用；二、你不值得信任，而我们公司的许多工作的进行是必须依靠信任进行的，因为如果你负责了某个地区的市场开发，公司将赋予你许多职权。为了节约成本，我们没办法设置复杂的监督机构，正如我们的公共交通系统一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雇佣你。可以确切地说，在这个国家甚至整个欧盟，你可能找不到雇佣你的公司，因为没人会冒这个险的”。

被外国人教训，任何中国人都会感到心碎、气愤，但你能说人家教训的不对吗？

物质在发展，道德却在沦丧。

现今社会，失信现象司空见惯，信用危机快速曼延。一些官员背叛信仰，违背誓言，欺上瞒下，致使公信力严重下降；假冒伪劣屡禁不止，短斤少两屡见不鲜，毁约欺诈屡教不改；人际之间尔虞我诈，敞开心扉、畅所欲言、真诚坦率地交流几成梦想。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最可怕的是，诚信者往往吃亏上当，而以自私和贪婪玩弄诚信者，却往往能够获取利益。

我很疑问：现在的中国人还有诚信吗？又或者中国人压根就没曾有过诚信呢？

转念一想，当然不是。“仁义礼智信”作为儒家“五常”，是华人价值体系的核心要素，是中华伦理的发展主线。诚信一向视为是中国的传统美德。言必信、行必果，一言九鼎、一诺千金，在中国曾倍受推崇，一度成为男子汉甚至大英雄的标志，商鞅立木取信、季布一诺千金、关羽重义守信等等故事化为传奇，千百年来在华人圈广为传颂。《狼来了》，是民间口口相传、儿时几乎每天都要听的枕边寓言小故事。在故事结尾，父母一定会告诫孩子：做人要有诚信，不能撒谎。父母的耳提面命和老师的谆谆教诲，使诚信已经成为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

可见，从古自今中国人都是有诚信意识的，而且关于守信的名人名言也有很多，比如：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中国谚语）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

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

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程颐）

诚信为人之本（鲁迅）

当老实人，做老实事，说老实话（毛泽东）

······

此外，中国历史上也不乏重信守诺的典故：

典故一，曾参杀猪。

曾参，春秋末期鲁国有名的思想家、懦学家，是孔子门生中七十二贤之一。据记载，清朝中兴名臣曾国藩就是他的后裔。他博学多才，且十分注重修身养性，德行高尚。一次，他的妻子要到集市上办事，年幼的孩子吵着要去。曾参的妻子不愿带孩子去，便对他说：“你在家好好玩，等妈妈回来，将家里的猪杀了煮肉给你吃。”孩子听了，非常高兴，不再吵着要去集市了。这话本是哄孩子说着玩的，过后，曾参的妻子便忘了。不料，曾参却真的把家里的一头猪杀了。妻子看到曾参把猪杀了，就说，“我是为了让孩子安心地在家里等着，才说等赶集回来把猪杀了烧肉给他吃的，你怎么当真呢。”曾参说：“孩子是不能欺骗的。孩子年纪小，不懂世事，只得学习别人的样子，尤其是以父母作为生活的榜样。今天你欺骗了孩子，玷污了他的心灵，明天孩子就会欺骗你、欺骗别人；今天你在孩子面前言而无信，明天孩子就会不再信任你，你看这危害有多大呀。”曾子的妻子觉得丈夫的话很有道理，于是心悦诚服地帮助曾子杀猪去毛、剔骨切肉。没过多久，曾参的妻子就为儿子做好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曾参深深懂得，诚实守信，说话算话是做人的基本准则，若失言不杀猪，那么家中的猪保住了，但却在一个纯洁的孩子的心灵上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曾子用言行告诉人们，为了做好一件事，哪怕对孩子，也应言而有信，诚实无诈，身教重于言教。一切做父母的人，都应该像曾参夫妇那样讲究诚信，用自己的行动做表率，去影响自己的子女和整个社会。 由此可见古代的圣贤们是多么重视诚信的教育啊！

典故二，晏殊信誉树立。

晏殊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14岁被地方官作为“神童”推荐给朝廷。他本来可以不参加科举考试便能得到官职，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毅然参加了考试。事情十分凑巧，那次的考试题目是他曾经做过的，得到过好几位名师的指点。这样，他不费力气就从千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并得到了皇帝的赞赏。但晏殊并没有因此而洋洋自得，相反他在接受皇帝的复试时，把情况如实地告诉了皇帝，并要求另出题目，当堂考他。皇帝与大臣们商议后出了一道难度更大的题目，让晏殊当堂作文。结果，他的文章又得到了皇帝的夸奖。相比较我们有的同学为了得到一个好一点的成绩就徇私舞弊，抄袭夹带偷看等舞弊，我们要感到汗颜。

晏殊当官后，每日办完公事，总是回到家里闭门读书。后来皇帝了解到这个情况，十分高兴，就点名让他做了太子手下的官员。当晏殊去向皇帝谢恩时，皇帝又称赞他能够闭门苦读。晏殊却说：“我不是不想去宴饮游乐，只是因为家贫无钱，才不去参加。我是有愧于皇上的夸奖的。”皇帝又称赞他既有真实才学，又质朴诚实，是个难得的人才，过了几年便把他提拔上来，让他当了宰相。

晏殊受到皇帝的赏识和重用的故事说明，一个人为人诚实，表里如一，不弄虚作假，对于取得别人的信任是多么的重要啊！

典故三，皇甫绩守信求责。

皇甫绩是隋朝有名的大臣。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一个人难以维持家里的生活，就带着他回到娘家住。外公见皇甫绩聪明伶俐，又没了父亲，怪可怜的，因此格外疼爱他。外公叫韦孝宽，韦家是当地有名的大户人家，家里很富裕。由于家里上学的孩子多，外公就请了个教书先生，办了个自家学堂，当时叫私塾。皇甫绩就和表兄弟们都在自家的学堂里上学。外公是个很严厉的老人，尤其是对他的孙辈们，更是严加管教。私塾开学的时候，就立下规矩，谁要是无故不完成作业，就按照家法重打二十大板。有一天，上午上完课后，皇甫绩和他的几个表兄躲在一个已经废弃的小屋子里下棋。一贪玩，不知不觉就到了下午上课的时间。大家都忘记做教师上午留的作业。第二天，这件事被外公知道了，他把几个孙子叫到书房里，狠狠地训斥了一顿。然后按照规矩，每人重打二十大板。外公看皇甫绩年龄最小，平时又很乖巧，再加上没有爸爸，不忍心打他。于是，就把他叫到一边，慈祥地对他说：“你还小，这次我就不罚你了。不过，以后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不做功课，不学好本领，将来怎么能成大事？” 皇甫绩和表兄们相处得很好，小哥哥们都很爱护他。看到小皇甫绩没有被罚，心里都很高兴。可是，小皇甫绩心里很难过，他想：我和哥哥们犯了一样的错误，耽误了功课。外公没有责罚我，这是心疼我。可是我自己不能放纵自己，应该也按照私垫的规矩，被重打二十大板。于是，皇甫绩就找到表兄们，求他们代外公责打自己二十大板。表兄们一听，都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皇甫绩一本正经地说：“这是私塾里的规矩，我们都向外公保证过触犯规矩甘愿受罚，不然的话就不遵守诺言。你们都按规矩受罚了，我也不能例外。” 表兄们都被皇甫绩这种信守学堂的规矩，诚心改过的精神感动了。于是，就拿出戒尺打了皇甫绩二十大板。后来皇甫绩在朝廷里做了大官，但是这种从小养成的信守诺言、勇于承认错误的品德一直没有丢，这使得他在文武百官中享有很高的声望。诚实守信连几岁的孩子能够主动的自觉的做到，我们这些中学生难道连一个几岁的孩子都不如？我想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应该要做到，我们必须做到，我们能够做到，我们一定要做到！

典故四，孔子尚信。

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缔造者，中国文化心理的塑造者。在孔子生活的那个年代，物资极其匮乏。而孔子却生活得很快乐，确立了自己一生的行为目标“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规。”对于孔子而言，若是丢失诚信而取得的财富，只是过眼云烟，“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可见一切财富，在孔子心目中远远不及诚信的重要。

相传孔子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孔子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14年，在传播文化知识的同时，自己也作为诚信的典范，让弟子以及后人们得益匪浅。在对待朋友的时候，孔子坚持“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在对待自己的承诺时，孔子坚持“言必信，行必果”；在劝诫当政者时，他强调“民无信不立”；而对于无诚信之人，孔子给予的评价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思是，人要是不讲信用，那还可以算是一个人吗？满嘴谎言的人是可耻的，更是可悲的，因为他丧失了作为一个人存在于这个社会的基础，失掉了诚信，你就会被排挤于社会之外，得不到社会的承认，换句话说，你就不配做人，更不配做一名学生。

忠诚老实，信守诺言，是为人处事的一种美德。与诚信相对的是投机取巧、趋炎附势、弄虚作假、口是心非。我们当然不要做这样的人。我们要做光明磊落、言语真切、处事实在的人。

既然如此，为何当下中国人的诚信

信任危机会如此严重呢？

其实，中国传统的诚信是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的，宗教是对自然力的盲目崇拜，现在我们说它是唯心主义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对约束人们的行为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在“诚信”逐步摆脱宗教色彩过程中，人的“敬畏”心理也越来越弱，尽人事占了很大的比重，那么，遵守诚信的严肃的心理状态松弛了。比如：商代后期君主武乙“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搏，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史记·殷本记》）天都不惧，何谓其他？

而中国文化中自古就注重自我修养，然后推己及人，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人伦等级秩序。在下位的人对在上位的人是仰望的、崇拜的，因此上对下的影响是巨大的。上行下效，作为上的君王都不敬畏天地不敬畏大自然了，那又如何要求作为下的老百姓呢？

幸好，西周的周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本想重新让百姓相信宗教、敬畏自然鬼神，但似乎不太可能了，于是召集大批人马制礼制乐，期望用礼乐来教化百姓，这招确实起到了效果，至少在西周和春秋初年是这样的，那会的诸侯贵族和老百姓确实是讲礼义的，所以才有唯美浪漫的诗经、退避三舍、五十步笑百步、泓水之战等故事。

然而到了春秋末年，随着战争性质由争霸到兼并的转变，随着努力制向封建制的演化，个人私欲被无限放大，终至“礼崩乐坏”，相应的也就了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以谋略轨迹为核心的鬼谷子及其继承者孙子兵法的出现及被推崇。

圣贤孔夫子亲历此变化，痛惜不已，便周游列国、游说君王，可那套已经不合时宜的仁义礼自然却不被君王们接受，无奈，他老人家只能退而求其次，开始广收学生，开坛讲学，著书立说，希望以一己之力教化众生，让众生重回讲礼义道德的正道，但是人心已不古，光靠教化是不行的，还得有法制，通过奖励遵礼守得之人，惩罚违德失信之人，通过教化加法制的手段来约束大众的行为。于是法家应运而生，但此法不同今法，所以也未能彻底解决失信失德问题，古代中国也没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制国家，但法家的出现为诚信礼义的重建提供了全新的可供借鉴的思路。

如何重建诚信

诚信教化是诚信建设的基本手段，教化的目的就是要形成讲诚信的好氛围，让人们从心里不愿意失信。几千年来，诚信一直作为中国人传统的道德标准被高扬，古人无缝对接的教化功不可没。

家庭教化重以身作则：《列女传·周室三母》说：文王之母“端一诚庄，惟德之行”，孩子的母亲要选择有诚信之人，实质上就是要从怀胎之始即对孕婴进行诚信熏陶。父母是诚信的第一教师。中国古代父范母仪，以身立信的例子不少，父范如曾子，母仪如孟母，尽人皆知。

学校教化重教材：《弟子规》云：“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的论述。各级官学以儒家著作为教材、科目，培养学生诚信品行，养成诚实守信的君子人格是官学教育的根本。

社会教化重规范：明王守仁的《南赣乡约》要求入约者“讲信修睦，成为良善之民”。在聚族而居、安土重迁的古代，与人们关系最密切的就是乡里、宗族和家庭。通过这些社会组织灌输诚信理念，从而将诚信教化延伸至社会的最基层，是中国古代的一贯做法。

政府教化重宣教：清代中央政府规定每月两次的乡约讲习制度，宣讲皇帝圣谕，敦孝悌以重人伦、笃亲族以昭壅睦、和乡党以息争讼等。

——反思录——

传统诚信教化效果非凡，但是如果这些动听的文明和道德只是留在理论层面，或只涉及道德奖惩，对人不造成事实上的影响，对上位者也不造成任何压力，长此以往，教化将会流于形式。

随着市场化、城镇化进程加快，我国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瓦解，利益主体更加多元，经济社会交往常常在陌生地、陌生人之间进行，这对全社会的诚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国家出台诚信制度守信失信有章可循

建立一个基础平台——全覆盖的社会信用信息记录

建立起全覆盖的社会信用信息记录是诚信制度化建设的基础工作。信用记录是经济社会主体了解利益相关方诚信和信用状况、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激励或惩罚措施的前提。信用记录必须做到全面、持续、及时、真实、口径统一。信用记录愈全面、持续，对信用主体做出愈客观的评价，其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就愈大。社会信用记录只有真实、口径统一并及时反映，才能提供使用。

建设两个核心机制——激励诚信、惩戒失信长效机制

诚信制度化建设的核心是建好两个机制，一是褒扬诚信的政策导向；二是治理、惩罚失信的长效机制。各级政府部门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中也要强化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的应用，对诚实守信的自然人和市场主体要给予一定的奖励，包括优先办理、简化程序、绿色通道等方面的激励政策等。让人们享受到守信的“甜头”。同时，加大失信治理，公开晒出失信行为，使失信者在市场交易中受到制约和限制，尝到失信的“恶果”。

健全三方监督保障——坚持行政监管、行业管理、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监督体系

监督体系的完善是诚信制度化建设的保障。行政监管、行业管理、社会监督相结合，对各类社会信用主体实施有效监管，才能从源头上遏制失信行为。特别是打开舆论监督“法眼”。传媒的舆论监督是介于大众自觉和司法之间的一道重要的门槛。媒体的舆论监督既是道德监督，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权力的监督，它的本质是人民对权力的监督。媒体要行使好公众赋予的话语权、监督权，守信不埋没，失信无处逃。

“少数人靠觉悟，多数人靠制度”，加强诚信建设，关键在于制度化，把道德伦理的软性规则与制度规定的刚性约束结合起来，努力形成不能失信、不愿失信、不敢失信的制度体系。改革攻坚期、社会转型期，更应把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放在突出位置，为全社会提供信用体系这一道德“基础设施”。

点面结合做宣传诚实信用入人心

解决中国人的诚信问题需要硬制度，更需要软宣传。加强诚信教育，在全社会形成诚实守信的好氛围，是诚信建设的基础工作。

“面”上的扩展营造大环境

·全社会培育诚信理念

·弘扬诚信文化、鞭挞失信行为。

通过在全社会唱响诚信价值观，批评揭露失信败德行为，不断强化诚信观念的正面引导，使人们明确在信用经济时代如何利用“信用”为自己的生活服务、如何通过诚信的收益累积增强自己的社会生存能力，从而增强人们诚实守信的行为动力。

“点”上的突破抓住牛鼻子

·宣传先进典型

·抓好企业主群体、公共服务人员、学生的诚信教育

宣传诚信道德模范真实感人的事迹，营造诚实守信光荣、虚假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充分发挥诚信道德模范的道德标杆和社会辐射效应。企业的失信、失德、失范会给整个社会日常生活带来直接的伤害。公共服务人员诚信度是社会整体诚信程度高低与否的重要标志。让孩子们从小养成诚信的好品行关乎社会未来。抓好这些特定人群的诚信教育就抓住诚信建设的牛鼻子。（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