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下的中文》摘要
本书作者是潘文国教授，博士生导师，书中所引用的历史资料和言论资料非常详实。书的封面很用心，摘录了当时08年的许多社会常用语：PLMM（漂亮美眉）、虾米（什么）、酱紫（这样子）、偶（我）、稀饭（喜欢）、伊妹儿、粉丝、哇塞、偶像（呕吐的对象）
1、写下这个标题，心情感到无比的沉重。对于20世纪5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来说，曾经熟悉的中文正变得越来越遥远，越来越陌生，如今更像脱缰之马向着谁也不知道的方向在狂奔。汉语向处去？汉语在变好还是在变坏？中文在进步还是在退化？汉语需要这样的变化吗？汉语经得起这样的变化吗？这样的变化我们需要控制吗？在群众性的狂热与浮躁面前，少数人的清醒能有作用吗？那样的清醒对他们来说，是幸运还是痛苦？……这些问题我都没法解答，而且越去想，越感到它们如磐石般压在身上的沉重。
2、可是我的身份有些不同，三十年来，我由英语而古汉语，由古汉语而现代汉语，由汉语而普通语言学、哲学语言学，可以说国内从事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我都兜了个遍，也发表过几百万字的专著和论文。要说我是语言学的外行，可能多数人开不了口……对语言文字政策说三道四，闯进的恐怕就是政治的雷区了。在很长时间里，汉语拼音化、汉字简化等是被当做国策对待的，根本就不容有讨论的余地。尽管现在气氛比以前宽松了许多，但要把意见充分表达出来、让政治问题回归学术问题，恐怕还不是容易的事。
3、在中国目前的教育中，各种利害关系错综复杂，每走一步，都是上下左右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要想将对语文问题的思考变成教育界的行动，可以说比登天还难。如果说了办不成，那还不如不说。在这样沉重的心态下，我最终还是选择了说，这完全是一种责任感在起作用了。我总觉得，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最宝贵的品质之一，就是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的强烈的责任感。
4、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一场场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人格的摧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这一可贵品格正在失落，人们越来越变得浑浑噩噩，越来越“实际”。如果知识分子热衷于同社会上最世俗的势力合流，热衷于在社会主流中安下一个自己的位置，那这样的知识分子不要也罢。
5、英语热。一是学习英语的人数；二是学习英语所花的时间，小学阶段是1/4，中学阶段1/3，而大学阶段1/2；三是学习英语所花费的财力，全社会对学习英语趋之若鹜，英国人自豪地称，只要出口英语便足以保持对华贸易的平衡；四是英语的高贵身价，英语要高于任何其他学科，升学、考研、出国、求职、职称，样样少不了它。
6、现在的“学习英语人口”中国是世界第一了，但中国的英语人才远谈不上是世界一流，甚至连一般都未必说得上。4亿人中真正具有英语交际能力的也许最多不超过2000万人。许多英语教学专家坦诚，我国的英语教育大多是在低水平徘徊，哑巴英语、高分低能的现象屡见不鲜。托福、雅思考高分的人到国外听不懂课，没法跟外国同行交流。
7、二是我国的外语教育体制和外语教学方法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以考试为导向，以市场为诱惑的不得法的教育，损害的不光是其他学科教育，还有外语教育自身。过于重视日常交际口语的结果是会说几句家常话的人很多，而真正从事专业型、学术型的外语人才很少，专业书没人翻译，就是译出来也很难读，中译英的人才更是奇缺。
8、三是某些小语种的人才更是稀缺难寻。这里所谓的小语种其实在世界范围内不算小，例如法语、俄语、阿拉伯语等，但在中国人看来，这些都仿佛不算“外语”，不值得去追逐。
9、文言与白话对立，始于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主要倡导者胡适看来，文白之分既不是书语和口语之分，也不是古今时代之分，而只是雅俗之分，是民众和知识阶层的用语之分，文言被他看做是死的语言、没有生命的语言，不应该再用。文白之分在当时完全是从政治上着眼的，认为凡是民众使用的东西都是好的、积极的、先进的，凡是统治者和知识阶层用的都是没落的、腐朽的。
10、依语言学家们按照西方语言的榜样来区分，文言被派作古代汉语，白话则区分为古白话和今白话，归入为近代和现代汉语。文言文这样的区分可说完全不顾历史事实。事实上，一直到五四时期文言文始终是社会的正统用语，而从南北朝到明末的古白话却是真正的死语言。明代白话小说如《三国演义》等并不好懂，而清代白话小说如《红楼梦》就与现代白话比较接近。古白话一直在变，文言是不变的。
11、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的行为方式都深深地打上了它的烙印，已经成了我们这个民族基因的组成部分。可是，现在的中国人，从小到大，有几个人完整或者较完整地读过《论语》？即便出身如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大学生们恐怕也没有几个真正读过。我们中学教科书里选有《论语》的几句话，那比蜻蜓点水还不如，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更可悲的是，一旦中学毕业，就基本不可能再有机会与自己的民族经典相接触了。
12、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文明走向消亡，从表面看都是由于战败造成的。而战败背后的深层原因却是这些文明的载体——语言文字系统的消亡。这些古国被征服之后，其语言和文字也往往被禁用、弃用，文明的传承也就此中断。汉语和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语言文字之一，并且是唯一历经数千年沧桑而沿用至今的语言文字。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也曾被外族征服，但是汉语和汉字却从未中断过。可以说，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都是用文言文书写成的，而白话文的确立不过百年。
13、现代汉语的危机首先体现在中国人汉语水平的下降……语文水平的下降还体现在语言表达和语汇的贫乏上，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自己说出的话、写出的文字平淡苍白，毫无生气。这其中原因很多，自从中小学阶段终止了传统的文言教育模式，转而实行以白话文为主体的教育，文言离我们越来越远。汉语的文白之别，事实上还代表着语言的精粗之别，雅俗之别。人们接触文言越来越少，语言也越来越白，越来越俗，失去了古雅、凝练的文风。
14、现代汉语的危机还突出地体现在新文学的创作上。中国历朝历代都涌现出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如诗经楚辞汉赋、诸子百家、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等等，流传千古，泽被后世。然而，在现代汉语的历史上，除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一批深受文言传统影响的大师外，近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完全在白话文主体的语文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作家，没有一人产生如同鲁迅、老舍那般广泛的影响，没有一部作品可以称为真正有分量的经典之作。
15、著名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欧洲汉学协会主席马悦然在对《环球时报》的一次访谈中说：从五四开始，中国人创作的诗歌，字是中国字，却已经没有中国味了，看起来就像法文诗或英文诗……目前，中国的白话诗还没有创造出同古典诗歌一样优秀的作品，也没有像李白、杜甫那样公认的有全国甚至世界影响的诗人，甚至没有一两首像“床前明月光”那样的人们能够脱口背出的好诗。
16、五四时期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号召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1952年，毛主席指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1958年起，全国小学开始教汉语拼音。汉字的使用纵横几千年，涉及十几亿人，不是少数的专家学者凭着一腔热血说改就能改的。随着我们对西方语言文字、对西方语言理论的了解不断深入，认识不断深化，汉语和汉字的独特魅力也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17、汉字受到的最大的伤害是在精神上的，我们当然不指望回到以前那种“敬惜字纸”的传统，但如果对自己民族的文字失去了最起码的敬畏感，让它变成可以随意玩弄、揉捏的软泥，人人得而亵之，那这种文字的前途也岌岌可危了。
18、从古代一直到1958年，我们都是直接从汉字着手，从来没有成过问题。但是1958年以后，变成了先教拼音后教汉字，形成了一个新的传统。当做文字和当做注音工具，其教法是一样的吗？譬如英语中，用字母拼写的是文字，注音的工具是国际音标，我们是直接教他单词呢，还是要他先学会国际音标？为什么到了学习母语的时候，就必须先学习跟我们文字距离更远的拼音呢？
19、世界上恐怕没有别的语言像中文一样，在同一时期拥有两套文字体系，给中文的使用和推广带来了极大的麻烦……简体繁体的纠缠之四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推行简体字的理论基础（如汉字难学难认、难记难写、数量太多、笔画太繁、汉字无法机械化、电脑化等）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游修龄指出，简化字的设计和推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急于求成，用行政手段推行本身即是一种急于求成的思想，一时的成功带来长时期纠缠不清的矛盾和麻烦。二是简化理论的缺陷。
20、北京市1998年也搞过类似的调查，语文课成为继政治课之后学生最不喜欢的课程。其实，学生普遍的反映是喜欢语文，但不喜欢语文课。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语、文”内涵的确定，决定着语文学科的根本性质，决定着语文教育的目标、教学大纲的制订和教材的编写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但就是这样重要的问题，半个多世纪来我们却一直交不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在这种状态下，语文教育不出问题也难。语文课是什么我们不清楚，我们语文课是为了什么，我们同样不清楚。按理，学校设立的各门课程都应该有十分明确的教学目标，否则教学活动就根本无法进行。而就是这样一个基本问题，语文教育界长期以来给不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21、要知道，在同时的语文课里汉字还没有开始教，正准备花两个月的时间教拼音呢！由于不识字，小孩子根本不知道怎么学这些课程，老师也不知道怎么教。由此可见，至少就中文的教学而言，识字是基础的基础。古人为什么在蒙学阶段要先学“三百千”，特别是那毫无内容、无法分析的《百家姓》？就是因为看到了识字在儿童教育中的基础作用。等到三百千读完，儿童已经认识了两千个字。
22、中国传统是个“大语文”，文史哲不分，《三字经》《千字文》里都已经贯穿了这些一体化的教育，识这些字也同时为学习必要的文史哲知识打好了基础。我们现在语数英品音体美分课，语文变成了“小语文”。但小语文仍然得承担学习其他课程必需的识字教育。你不可能把这一任务交给其他课程，比如让数学、音乐老师来教你识字。因此，不能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手段让学生在入学伊始就大量识字，这样的语文教育就是失败的，这样的改革就是误人子弟，这样的语文教育要负起全民语文水平下降的责任。
23、事实上，很多人已经进行过很成功的实验，例如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课程教材主人戴汝潜教授曾提出“科学的语文教育理念”，花了十多年时间，深入到全国各地进行随机实验，取得了以下的成功：一年级识字突破2000，实现了尽早阅读；二年级平均阅读量达18万~340万字，掌握朗读和复述；三年级语文能力迁移平行学科（数学、英语、科学等）水平惊人；四年级作文内容、质量达到或超过六年级以上水平；五年级阅读综合能力超过初中二年级的平均水平。他的实验通过了“九五”“十五”课题的验收，然而在语文新课标研究过程中，因为国家强调“统一标准”，实验被迫下马。
24、我们有理由怀疑那种认为“学生在认识250~500个汉字后，会产生一定的识字障碍”的主张有什么科学根据？因为中国一千多年来的“三百千”启蒙教育，都是在不到一年时间完成近2000字的识字量（还是难认难写的繁体字！），从来也没有人发现过中间有一个识字障碍阶段。而从语文作为所有学科的工具课角度讲，由于识字少引起的阅读能力差，将拖累小学全部课程的学习。
25、在传统的启蒙教育方法里，体现了四个重要原则：学中文从识字始、集中识字、大量识字、读写分开。读的是“赵钱孙李”“人之初性本善”，写的是“上大人孔乙己”。废科举、兴学校以后，那些体现“封建主义毒素”的教材自然无法再用，采用死记硬背，而不能“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的教学法更是违背科学，语文启蒙教育突然没了方向，于是就义无反顾的采用了西方语文教育的方法。首先改集中识字为随文识字，改读写分开为读写同步，这就要求为学生编选“适合学生认知水平”的浅易教材。但很快，学文和识字、认字写字出现了矛盾，因为浅易的文章不等于用字也简单。例如50年代初的小学语文教材第一课只有三个字“开学了”，但开的繁体字11笔，学的繁体字16笔，要六七岁的小孩学会把这两个字写在一个小方格里那得花多少力气！于是，这就更坚定了人们要“改革汉字，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文字道路”的决心。
26、更大的问题在于语言心理，在入学以前，孩子的心灵可说是一个空白，因而上学的第一课，他所得到的第一印象会在他心里刻下深深的痕迹，如果一开始教拼音，就会造成这些印象……从而对汉字产生厌学、厌记的态度，我们可以想象，学生一旦形成这种心理，将对他以后的中文观产生多大的影响。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近年来一些语文教育专家对这一方法进行了根本的质疑。前文所举的邵宗杰先生就是一位代表，他和游铭均两位先生在2005年《中国教育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斩钉截铁地指出：语文教学先学拼音再识字是个错误！这一争论现在还没有结束，我们期待着它能进一步开展。
27、说我们的语文教学采用的是外语式的教学方法，首先是因为它没有处理好口语和书面语的关系……入学之前，儿童已经学会了说话，他们上学的目的主要是学习书面语。外语式语文教学的另一个表现是过分注重语法知识的讲解和语法分析。从马建忠开始，就误认为中国人学习母语需要的时间长是因为没有西方那样的语法。然而西方语法引进一百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学习语法对学习母语没有什么用处。语法无非是把学生已经懂的东西再贴上标签，分析为主语、谓语、动词、名词，结果把本来有趣的文章变得枯燥繁琐，最后弄得学生兴趣全无。80年代后出现了关于语法“淡化”的讨论，张志公先生说，讲淡化是客气，实际上就是不要。
28、外语式教学方法的再一个方面是过于强调“知识点”，这与母语教学强调感悟很不一样。外语教学是一种工具理性教育，可以把需要学的内容外化为种种知识点，由浅入深，由易而难，建立起一个个大纲。而母语教育除基本的识字做文章外，还是一种人文素质教育，人文性素质的养成是一个内化的过程，是一个悟的过程，这与知识点的分解可能正好走的是相反的路……知识点教学的唯一好处是便于考试命题的人来出各种各样的客观题，便于他们用细小琐碎而多数未必有用的“知识”来刁难学生，语文知识上去了，而语文水平却下来了。
29、无声地读，无序地写：传统语文教育重视读诵，我们常用“书声琅琅”来描写旧时私塾或学校的学习气氛，但这种声音现在越来越听不到了。常常见到学生只是坐在书桌前阅书，更有甚者，学生还要面对一大堆阅读理解材料，实际上是一大堆书面作业。教学是以讲代读，以析代练，把喋喋不休的讲解、不厌其烦的分析当做阅读教学的主要内容，本来十分有趣的课文，被解析成作家作品、时代背景、中心思想、写作特点等几大块，以及字、词、句、篇的无穷无尽的分析。这样，老师讲得很累，学生听得很苦。
30、古人在文言文教学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怎么教写的行之有效的方式，这就是从对对子开始到八股文的程式训练，有一套按部就班的练习步骤，教师学生都可依此进行操练。作为应用文或抒情表意的正式文章，八股文确实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作为对学生作文的机械训练，它却有无法取代的功用，甚至可说是很科学的方法。只是我们在取消科举以及八股文训练之后，对于怎么指导写文章，至今拿不出一套科学的训练办法来。
31、从语文教育的历史经验来看，仿也许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过程，对对子其实就是一种仿的写作实践……我们在抛弃传统、接过西方语言教学方法后，在写的方面，从一开始的“用下面的词语造句”这类练习起就使人无法捉摸，因为学生一无依傍，必须靠凭空悬想来造句。到了作文阶段时，几乎都是命题作文，多数脱离学生的实际需要，造成学生自己真正想说的话表达不出来，不想说的却要说出一大套空话、套话。而且归根结底，作文看重的是思想内容，学生在语文水平上有什么提高，这一篇和上一篇相比有什么进步，不管教者还是学习者，都是心中无数。
32、平心而论，高考制度还是目前中国可信度和公平度最高的人才选拔制度，它结束了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闹剧，堵塞了特权之路……但由于高考竞争激烈，不仅关系到考生能否上大学，还涉及相关学校的升学率、评比的名次乃至教师的晋级、职称评定、升迁等直接的物质利益，使得一切都围着高考转。
33、谈到语文高考试卷，最使人反感的是它的标准化试题……在标准化考试的影响下，教师的“教”没有任何自由发挥的余地，学生的“学”也不需要任何文学感悟力或想象力。近些年的标准试题越来越刁钻，花样也不断翻新，答案也越来越僵硬，完全背离了语文课的本义，变成了折磨人的恶作剧。一位中学生向北大中文论坛请教10道选择题，这些选择题让北大的学子都傻了眼。试举一例：这家企业改革的任务，（A不止 B不只 C不仅 D不光）是减员，更重要的是增效。照理4种答案都可以，但老师说正确答案只能是B，因为A太书面化，D是纯口语，C可以跟而且对应，但不能跟“更重要的”呼应。这样的标准化试题不把学生考傻还会有什么结果？
34、香港和苏联从1986年废除了标准化考试，标准化考试的危害，美国也感受到了。据杨振宁先生说……目前的新托福考试已经将客观题的比例由原来的100%降到了10%~15%，其他部分由口语和作文所替代。标准化考试的故乡已经在改革了，我们应该怎么办？
35、语文高考试卷的第二个受到责难的方面是难度有问题，难度有余而高度不足……有时连阅卷老师也感叹说：这样的试卷如果让他们来做，最多也只能考70来分，据说连王蒙这样的语言大家也只能考60多分。
36、语文高考的第四个方面，考知识点而不考语言能力……现在的高考试卷以尽量扩大知识的覆盖面为由，随意考些零零碎碎的知识。甚至连作者的籍贯、发表年代、文章选自哪里等这些需要时查查工具书就知道的没有多少价值的知识也拿来考学生。
37、笔者1962年参加高考时语文就考一篇作文，报考文科的则还要考一门文言文翻译，没有什么“解释加点的字”之类，更没有语法分析。文革前的语文教学，老师和学生都感到趣味无穷，不管是平时考试还是升学考试，学生都感到比较轻松，因为经验告诉他们，语文学习的关键是靠平时积累。但最近二三十年来，标准化考试的盛行，试卷难度的提高，知识题的出现，造成了对训练的空前强调，而且训练演变成了机械操练，以至于不读书，只做题。
38、我们不是爱跟国际接轨吗？与我们的孩子沉重的学习负担相比，西方国家学校的孩子学习就比我们要快乐轻松得多。笔者的孩子10多年前在英国上中学，课本是学校发的，没有回家作业，也不允许把课本带回家。
39、第一个要说的，便是“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科学”这一论断在中国并没有得到体现。事实上，除了语言学家自己弹冠相庆之外，根本没有人感觉得到它的存在……语言研究在很多情况下成了一项自娱自乐的玩意儿，圈内人谈得热闹，研讨会开了一个又一个，经费、项目、奖项等一一颁发如仪，但圈外人几乎一概报之以冷漠。除以语言研究为职业的人之外，几乎没有人对语言学感兴趣。
40、《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分别代表了古代训诂学、方言学、文字学、语源学的最高成就。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语言研究的杰出成就特别表现在音韵学的建立……中国建立了“形音义”综合研究的传统，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形成了稳定的铁三角，是一个独立自主、完整的研究体系。这个体系延续了2000多年，完全适应并且很好地为中文的应用和教学服务。在这个体系里，语法的地位连附庸都算不上。马建忠把附庸变成了中心，这肯定要引起全局的变化……这种与传统完全脱轨、拒绝任何传统研究成果的现代汉语研究，难道是可持续的吗？
41、“全盘西化”不仅仅是个主张，而是一个世纪来越来越明显的事实。中国之引进西方语言学不可谓不虔诚，不可谓不多元……然而这些理论走马灯似的在中国进进出出，却至今没有一家能在中国落地生根。张志公先生的回答是发人深省的：从《马氏文通》直到今天，对汉语语法的研究，从概念、术语到方法基本上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所引进的这些东西，不论是对某种语言的具体论述，或是对于一般语法理论的探讨，都没有或很少把汉语考虑在内，没有把汉语作为建立理论的基础。而汉语在世界各种主要语言中，具有较大的特殊性。
42、以至吕叔湘发出了这样的浩叹：外国的理论在哪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如果引进理论，解决了中国的问题也就罢了，问题是我们跟着转了一百年，还是找不到北。吕叔湘接下去说的一段话就值得我们深思了：问题是不论什么理论都得结合汉语的实际，可是结合二字谈何容易，机械地搬用乃至削足适履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
43、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变，一大批反映时代特点的新词语出现了……一方面是这种简便省事、开放直接、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欲的语言表达方式到处泛滥，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传统中国式表达的含蓄、严谨和精致也正在离我们而去。那种“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的严整对仗、简练深刻、沉郁含蓄、耐人寻味的意蕴表达似乎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取而代之的是“我好好开心啊”“我好好感动啊”这样苍白无力的表达。
44、中文言简意深，有突出的逻辑性，隽永的含蓄性、无比的简洁性。生为中国人，也许不曾留意汉语无尽的情趣和美妙，也许不曾真正领略过汉语无穷的风采和魅力。如《诗经》中“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字里行间一个绝世美人已站在我们面前，这巧夺天工的表达，撼人魂魄！
45、从“语”的角度看，古白话是当时的口语，时过境迁，既与书面语——文言文有很大的距离，又与现代的口语有很大的距离，其难懂之处更比文言文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清代白话小说之外，很多词汇需要专家才能解读。从“文”的角度看，东汉以后，文言文的发展却走的是另一条路，而且在艺术上越来越纯熟，成为实际上历经两千年的汉民族共同语。古白话一直在变，文言是不变的。
46、2001年，江苏省高考阅卷点传出一个故事，南京一位名叫蒋昕捷的考生以一篇《赤兔之死》赢得作文满分，该文采用浅近文言，语言老到，文采飞扬，赢得了阅卷老师和大众的一致好评。时值新世纪的第一年，白话文已通行了大半个世纪之久，如今国人大多能写一手“纯粹的白话文”，却纷纷羡慕起长辈的文言功底来，偶尔见到不太像现代汉语的文章，常有“惊艳”的感觉。
47、新中国成立后，白话文又成了工农政权打破万恶旧世界的利器，更是一路凯歌，无人能敌。然而半个多世纪后，重提文言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响，隐约还包含着对新文化运动重新认识的思考。有人激动地说：几十年来内地文人的整体文字面貌是越来越“水”，越来越“白”，越来越“俗”，越来越“痞”，失去了纯粹、古雅、洁净、朴素。近100年前，当古文大家林纾在文白之争中败下阵来，曾写过这么几句话：吾辈已老，不能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
48、如今，媒体的撰稿人很多已经习惯了以套话和标语口号式的方式写作，这些话好像是可以不经过大脑的，张口就来，随手就写。由于泛滥，这些套话早失去了其本有的鲜活意义，只剩下僵硬的外壳、机械的模仿和简单的重复。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一组媒体套话语录，读后令人忍俊不禁，抄录如下，与读者同乐：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会议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果没有不显著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
49、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汉语规范化作为我国语文工作的三大任务是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提出来的，其政治性不容置疑。作为国家政策，这三大任务是不容有反对甚至不容有讨论余地的。其中推广普通话的反对意见最少，而其他两个问题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但在中国的环境下，这成了政治问题，陈梦家等一批专家被打成右派，含冤去世。唐兰等著名文字学家则一直受到批判，郁郁而终。事实上，拼音化和繁简字问题由于长期的泛政治化，几乎成了学术研究的禁区。
50、延安整风时毛主席写过著名的《反对党八股》，解放后这种文风变本加厉，套话、空话成风，因为不这样不足以显示“政治正确”。采访一个普通的工人、农民、战士，说出来的话都是警句和豪言壮语。有人将这类话语概括为“三没”“五无”：没错、没味、没用；无风格、无个性、无魅力、无说服力、无感染力。这种“没”或“无”，就是个体表达的失语症，其背后折射的是语言规范性要求国家意志要远远大于个体的自由表达。
51、习惯上，我们把革命的激进的观点称为“左派”，而把保守的观点称为“右派”。好动喜变的年轻人从本性上就喜左恶右，加上长期以来，受革命急性病和小资产阶级冲动性的影响，在革命党和社会的心理上一直存在着一种左比右好的倾向。犯左的错误可以理直气壮，甚至光荣，犯右的错误则会身败名裂。在文白之争中，从最激进的陈独秀，到最保守的林纾，中间依次站立着钱玄同、胡适、刘半农、蔡元培等人，各派人物的态度，简直可以形成一条光谱，当时哪怕采取一条稍微中间的路线，今天的结果很可能就不一样。然而历史选择的偏偏是最激进的陈独秀的主张。
52、新中国建立以后，整个中国内地的政治、社会，仍是沿着“左”的思潮滚滚向前。开始表现为不顾一切地倒向苏联，凡是跟苏联一致的，就是革命的、正确的；凡是跟苏联不一致的，就是错误的、反动的。在语言学上，苏联专家的结论就是最后的、不容置辩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是语言研究的最高纲领和基本指导思想。
54、科学主义和人文淡化。科学是一种精神，而科学主义是一种态度。前者值得提倡，而后者在我们看来却是一个贬义词。科学主义往往将自然科学看成唯一的科学，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看成人类认识世界的唯一科学的方法。
55、以学校教育为例，中国古代注重人格培养，实现内圣外王的最高理想，这种教育制度培养出的人无不具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中国历史上一直不乏这样的人，直至五四知识分子自身，因为他们的教育背景也大都具有这种使命感。但五四以后的教育，从一开始就受技术救国、事业救国、教育救国等工具主义和唯技术主义的口号影响，带上了强烈的功利色彩和实用主义背景。解放以后，提倡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到今天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培养目标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像古代强调培养高尚健全人格的教育思想已被忽视甚至淡忘……“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了学生的自然选择，培养的学生越来越工具化，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越来越淡薄。
56、1979年美国后现代哲学大师罗蒂的《哲学和自然之镜》出版以后，科学主义更加成为众矢之的。人们越加发现，没有信仰、心灵的约束，而只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人类的后果不堪设想。然而在中国，科学知识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科学崇拜成了我们的时代通病，这是现代任何西方国家的国民所无法想象的。
57、申小龙指出：中国现代语言学义无反顾地用西方语言研究的科学传统取代了汉语研究的人文传统，用冷漠的知性分析取代了辩证的语言感受。语言学界这种科学的强盛、人文的淡化，对于作为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汉语语言来说是一种畸形发展。科学精神的要素之一就是分析，分析要求有“绝对精确”的概念界定，总是力求把一切说得最清楚。就语法研究来说，第一个要求就是将语言中的语素、词、短语、句子进行划分，但汉语这种重意合的语言却无法在各级单位间划定明确的界限，科学的划分方法在汉语这里出现了纰漏……我们的语言研究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繁荣”，但其指导实践的功能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衰弱。
58、语法在汉语研究中究竟带来了什么？第一，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马建忠编写《马氏文通》时是踌躇满志的，他信心百倍地提出，有了他这本语法书之后，儿童入塾能循是而学文焉，其成就之速必无逊于西人。50年代后，语法深入到了中小学，小学里就讲名词动词形容词、主语谓语宾语，中学就已基本学完现代语法的主要内容，可是语文教育的质量和速度提高了没有？不客气地说，不但没有，反而日益下降，以至到了今天，语文教育质量下降成了人们最愤慨的社会话题之一。
59、第二，语法研究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前面说到，20世纪以来的汉语研究中，人们最关注、投入力量最多的是语法，当然发表成果最多的也是语法。但偏偏是语法研究的成就最为可疑。在汗牛充栋的语法论著中，到了今天回过头去看，真正给人以启发的还是20世纪初的《马氏文通》，40年代王力、吕叔湘的那几部。
60、第三，对语法及其作用的再认识。就好像现在，无论在外族人看来多么困难、多么不可理喻的语言，本族儿童学习起来毫不费力。说到底语法是个事后归纳的东西，是先有语言事实再归纳出若干规律，而不是先有了规律，再以此进行语言活动。因此，离开语言实践，无论学本族语还是外国语，语法都没有太大用处。这个道理，严复早就看到了。
61、我们现在看到，西方许多语言学家的著作和论文看起来就像数学和物理学的论文，其中充满了符号和公式，就是这一种自然科学化的产物。结构主义和生成语言学在80年代后传入中国，其主要表现在：（1）科学主义抬头，强调客观性、科学性，强调体系的自我完善（2）形式主义受到吹捧，形式化、数据化、繁琐化越来越严重（3）强调进行纯理论的研究，对理论联系实际、科学研究为现实服务不屑一顾。
62、“声音是语言的符号，文字是符号的符号”，索绪尔提出这个说法时，本来就没打算把汉字包括进去，他认为以英语为代表的西方拼音文字是典型的“表音”体系，而汉字是“表意”体系，是直接用来记录意义的。所以我们即使需要向国外学习先进理论、先进经验的时候，也先要把人家的原意弄清楚，不要把十几亿人民当作某种突发奇想的理论的试验品。
63、另一方面，学术期刊就其自身而言却也是问题重重，以致成了当前学术腐败的一个窗口。
64、西方语言和汉语的研究传统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同：（1）西方重形式，汉语重意义（2）西方重口语，汉语重书面语（3）西方重逻辑分析，汉语重直觉联想。
65、为什么要重点讨论语文教育的性质和目标？首先因为这是语文教育最核心的问题，是指导全局的问题。坦白地说，如果只是讨论一些具体的大纲啊、教材啊、教法啊这些属于“术”的具体问题，根本不需要全社会的参与，社会各界绝大多数人也未必有兴趣参与。
66、在语文教学上，西方出了赫尔巴特的“四段论”（明了-联想-系统-方法），我们就跟着学；西方出了凯洛夫的“五段论”（介绍作者背景、学习生字生词、分段概括大意、总结中心思想、分析写作特点），我们也跟着学。这种机械主义、技术主义的方法一直沿用至今，认为是语文教学的不二法门。
67、中国传统语文重视读写结合、多写多练。清代《家塾课程》中制定：逢三、八日作文，初一、十五日作史论及诗赋。我们今天的语文教学，除几篇范文的学习外，学生很少读其他书籍，而写作理论的知识却从小学到高中贯穿始终，什么记叙文的要素、说明方法、议论文结构，可谓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而一学期写不了几篇文章，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所写出来的东西内容贫乏、立论苍白可想而知。
68、第四，中国传统语文重视人文精神的培养。《周易》提出“蒙以养正”，蒙学教育的首要功能就是进行道德的启蒙，中国人学习经典、修心养性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单纯追求人格上的完善，而是要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伟大抱负。今天的语文教育只关注语文作为外在工具，一方面忽视了蕴涵其中的人的因素，使语文教学实践变成了像使用锄头、镰刀那样的纯技术的实践，冷面无情，只见技巧不见人；另一方面则无视人的丰富个性，视学生为接受知识的容器，课堂上，我讲你听，我导你练，我考你背，使本来应该丰富生动的课堂变得单调无味。
69、南开大学马庆株教授指出：我们国家现在有40%的教育经费用在英语教育上，虽然普遍提高了中国人的外语意识，但是由于不是在外语环境中学，造成大量时间的浪费。我调查中文系大四的学生，是否读过《红楼梦》《西游记》等文学名著，几乎都说没有。为什么？没有时间。时间用来做什么了？学英语去了，否则不能毕业。
70、如此遭人诟病的英语热高烧不退，难以制止，其原因是某些团体、部门的利益在作怪，一场考试下来，其收入可能接近天文数字。清华大学教授孙复初提出：现在的大学生不愿意看英美文学，不愿意进行戏剧欣赏，整天忙于背词汇、做练习题，而这些都不是英语教学的内容……标准化的测试完全影响了英语教育和汉语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