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走上创作道路的
首先,请原谅我坐着说话。因为如果我站着,恐怕会吓得两腿发软,瘫倒在地。真的!我原以为,这辈子最可怕的五分钟是在一架飞机上面对着二三十名乘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面对着两百多位朋友。说到这儿正好给我一个由头谈起文学。对我而言,文学创作和登台演讲一样都是被逼的。我承认为了不来开这次大会,我什么点子都动过:我想生病,染上肺炎,想理发,让理发师用刀割了我的脖子;最后我灵机一动,不穿西装,不打领带,这样,正式会议应该就会谢绝我入场了。可我忘了,这是是委内瑞拉,穿件衬衫哪儿都能去。因此我还是坐在了这里,不知该说些什么,就说说我是如何走向创作道路的吧!
我本来没想过要当作家。学生时代,波哥大《观察家报》的文学副刊主编爱德华多 萨拉梅亚 博尔达在报纸上说,新生代对文学毫无贡献,写短篇小说的没有,写长篇小说的也没有。他只登老朽的文章,不登年轻人的。他说,不是他不登,是年轻人不写。
这话激发了我对于同代人的集体荣誉感。我决定写个短篇,去堵住爱德华多 萨拉梅亚 博达尔的嘴,他是我的挚友,至少后来成为我的挚友,我坐下来,写了个短篇,投到《观察家报》,等到下一个周日翻看报纸,我下了一跳,那个短篇登了个全版,爱德华多 萨拉梅亚 博达尔公开认错,说了些,“此文标志着哥伦比亚文坛新星诞生”之类的话。
这下我可犯了愁,我对自己的说:“瞧我惹了多大的麻烦!怎样才能不让爱德华多 萨拉梅亚 博达尔下不来台呢?”答案是继续写,但选材是个问题:动笔之前我得先想个故事。
出了五本书之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坦白说,写作恐怕是这世上,唯一越做越难的行当。当年那哥短篇,我坐一下午,轻轻松松就写完了;可如今,写一页纸都要费我老大的劲,我写作的方法便如刚才所说:事先根本不知道要写什么,写多少。得先想故事,有好故事,脑子里多过几遍,等它慢慢成形。想好了——有时候要想好多年,《百年孤独》就足足想了19年——想好了,再坐下来写,接下来就是最麻烦,最无趣的阶段了。想故事最有趣,要怎么把故事编圆,一遍遍想,一遍遍琢磨。那么多遍想下来,真要动笔反而没劲了,至少我觉得没劲。
我来讲一个在脑子里想了好几年,编得挺圆的故事。现在讲了,等哪天写出来,你们会发现,它已经变的面目全非,正好也可以观察其中的演变。想象一下:从前,有个很小的村子,村里住着个老太太,老太太有两个孩子,儿子十七,女儿还不到十四。一天老太太一脸愁容地端来早饭,孩子们见了,问他怎么了,她说:“我也不知道,一早起来,总觉得村里会有大难。”
孩子们笑她,说老太太就这样,尽瞎想。儿子去打台球碰到一个双着,位置极好,绝对一击就中,对手说,“我赌一个比索,你中不了。”大家都笑了,儿子也笑了 ,可一杆打出去,还真的没中,就输了一个比索,对手问他:“怎么回事?这么容易都击不中?”儿子说:“很容易,可我妈一早说,村里会有大难,我心慌。”大家都笑他。赢钱的人回到家,妈妈和一个表妹或孙女什么的亲戚在家,。他赢了钱很高兴,说:“达马索真笨,让我轻轻巧巧赢了一个索比。”“他怎么笨了?”“笨蛋都能打中的双着他打不中,说是他妈一早起来说村里会有大难,她心慌。”
妈妈说:“老人家的预感可笑不得,有时候真灵。”那女亲戚听了,出门买肉,对卖肉的人说:“称一磅肉。”卖肉的正在切,她又说:“称两磅吧!都说会有大难,多备点好。”卖肉的把肉给了她。又来了位太太,也说要一磅,卖肉的说:“称两磅吧!都说会有大难,多备点吃的,都在买。”
于是,那老妇人说:“我孩子多,称四磅吧!”就这样称走了四磅肉。之后不再赘述。卖肉的半小时就卖光了肉,然后宰了头牛,然后又卖光了。谣言越传越广,后来,村里人什么都不干了,就等着出事。下午两点,天一如既往地热。突然有人说:“瞧,天真热!”“村里一直这么热!”这里的乐器都有沥青修补,因为天热,乐师们总在阴凉的地方弹奏,要是在太阳底下,乐器非晒散架不可。有人说:“这个点儿,没这么热过!”“就是,没这么热过。”街上没人,广场上也没人,突然飞来一只鸟,顿时一传十,十传百:“广场上飞来一直小鸟。”大家惊慌失措地跑去看小鸟。
“诸位,小鸟飞来是常事!”“没错,可不是在这个点。”人们越来越紧张,万念俱灰,想走又不敢走。有人说:“我是大老爷们,有什么可怕的,我走!”说着,把家具、孩子、牲口通通装上车。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走过中央大道,都说:“他敢走,我们也走。于是,村里人都开始收拾,物品,牲口通通带走。就剩最后一波人了,有人说:“还有房子呢,可别留在这儿遭难。”就一把火把房子烧了,其他人也跟着烧,好比在经历一次战乱,个个抱头鼠窜。人群中,就见那有预感的老太太说:“我就说有个大难,还说我疯了!”
本文来自 加西亚·马尔克斯《我不是来演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