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家族：生长在秩序夹缝中的恶之花

时隔21年，日本凭借是枝裕和的电影《小偷家族》，再次获得嘎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并得以在内地上映，这部琐碎平淡如温吞水一般的电影，如何就得到了大赛评委的青睐，或许是许多观众心头的疑问。

鸡蛋还是高墙

村上春树在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做了一篇题为《高墙与鸡蛋》的演讲：“ 若要在坚硬的高墙与击石的鸡蛋之间作选择，我会永远选择站在鸡蛋那一边。”

是枝裕和在《小偷家族》里，也同样选择了“鸡蛋”的立场，展现了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秩序之外的“家庭”的生存状态。

这个“家庭”成员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以偷窃卫生，女主出轨男主，还杀了丈夫，“奶奶”年轻时被丈夫抛弃，丈夫再婚，后来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奶奶”于是拐走了其中的“姐姐”，另外男女主又偷来一个“儿子”，捡来一个人“女儿”，就这样组成了电影中的“小偷家族”。

他们见不得光，与现代社会规则秩序格格不入，也不敢与之建立联系，“奶奶”死了只能草草埋在自家院里，并一再强调：从来就没有“奶奶”这个人。“儿子”摔伤了脚，见到警察过来了解情况，立即推说家里有事而逃开。

“小偷家族”的复杂关系，到影片最后10多分钟才进行交代，前100多分钟，观众几乎察觉不到任何违和，他们真的就像一家人一样。

是枝裕和展现这样一个独特家庭的意义何在，如何就赢得了戛纳评委的任何，据说参赛播放结束时，现场观众起立鼓持续掌达7分多钟。

他们究竟从中看到了什么？一群生活在社会秩序之外，被现代社会所抛弃的人，结合在一起组成了家庭，其间依然放射出了人性的光辉。

“高墙”这一边的人太多，这一边的声音足够广，也足够大，而“鸡蛋”这一边的声音，几乎是发不出的，所以总应有人站到那一边，去为之发声，或许是评委们青睐的原因之一。

文艺的价值

亚里士多德讲“悲剧的价值在于能够净化人的灵魂”，前提是人的灵魂是会受到沾染。基督山伯爵在看到自己的仇人整天进出歌剧院时，也讲“人总能找到自我安慰的方法”。

当你坐在歌剧院、电影院里，看到一出悲剧，流下眼泪的时候，至少那一刻，你是善良的。正是一再有东西不断触动人的内心，人性的善念才会一直延续下去。

曾经看到一个街头采访的视频，主持人扮做路人的模样，拦住一位提着公文包行色匆匆白领，问他能否向他借一样东西，那人讲：你说。主持说：借一个微笑。听到主持的话后，这位白领突然停下来，感动激动各种情绪立时涌了上来。文艺作品的价值也应像这位主持的问话那样，不会直接告诉你什么，只是轻轻地一戳，便足以。

也许流下眼泪之后，不会去做什么，依然回到原来的生活，甚至继续作恶，但我想他在作恶的时候，通常是会偷偷摸摸，心怀不安，这就是善的力量，而文艺的价值，恰恰是为了延续这种力量。

展现还是讲述

是枝裕和在电影里构造了一个独特的“家庭”，作为电影表现得主要内容，没有刻意去美化，而是尽可能客观地去展现，展现他们的生存状态、内心世界、生存哲学。因为展现比讲述更有价值，也更有力量。

男主治教育“子女”说：超市里的东西是没有主人的，在家里教育不了的孩子才会去学校。

这种想法产生的根源在于：无法改变现实，于是就改变了想法。

这种现象在现实中太常见了，我们做了一两次坏事，会内疚有负罪感，当做的多了，就会给自己的内心达成和解，觉得自己是逼不得已，所做的事情也情有可原，被侵害的人也不是什么好人等等。

当这种和解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成为自己所秉承的生存哲学，如果没有东西来提醒，来触动自己，便会固化掉。

作者是在展现男主思维认识的吊诡，又何尝不是在提醒我们呢，在一个错误的认识中，越走越远，是件可能而且可怕的事情。

没有表达痛苦的权利

女主信代杀了自己的丈夫，和情人生活在了一起，并过上了见不得光的日子。平静的电影里只有信代的情绪有过两次爆发，但都被她生生地压下去了。

一次是抱着亚纪烧“奶奶”的衣物，一次是在审讯室接受讯问。

既然内心这样苦痛，找个没人的地方发泄出来不可以吗？当然可以，只是习惯了压抑，习惯到麻木，麻木到不知道发泄。

你是否在医院观察过默默坐在角落里，甚至几个小时一动不动、一言不发的人，最后默默站起来走开，眼中没有眼泪、脸上没有表情。

说给谁听，又表现给谁看，就算是祥林嫂，也已经没人会过来问了。

成年人不应在人前表现痛苦，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更不会，不是担心遭人同情，或许是害怕遭人笑话，又或许别有它因。

柴静的《看见》里有一期专门采访了几个杀夫的罪犯，看了柴静的采访，听了罪犯们自己的讲述，你会同情，会唏嘘不已，这不会改变事实，改变判决，改变罪犯的命运。

但是这种展现却是应该的，是有价值的，总应有人为他们发声，也总能触动人的内心，怀着“上帝的情怀”，维系人性的良善，这就是艺术作品最最核心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