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与东渡
西接绵绵山脉，崇山峻岭；东临汪洋大海，茫茫一片。在这近乎隔绝的天地里，聪颖的炎黄子孙创造了辉煌灿烂、绵延至今的东方文明。辉煌自归辉煌，骄傲亦非不可，但长城阻却了匈奴的入侵，也隔断了彼此间的交流，如同地域的封闭一般，我们的中华文明缺少了交流的传统。
论及中华法系，也多“封闭”云云。此话不错，但具体的讲，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由封闭到开放，复又回归封闭的循环。两汉是中华文明发达的一个高潮，而盛唐则是鼎盛的极点。中华法系的代表《唐律疏议》便产生于此间。
盛世之际，开放之时；此似公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张骞出使西域，首先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两汉开创的丝绸之路，蜿蜒向西，横切沙域，分支阿拉伯、印度，直至欧洲。把东风刮到西方，又给东方带来西雨，中华文明因此获得新的血液，且因其自身的优越性而为东亚诸国效仿。盛唐更是“百国朝贺”、各国富商巨儒“纷至沓来”。我想，中华文明最值得称道的便是这“海纳百川、兼容四方”的汉唐气魄！
较之汉朝，盛唐更显成熟，理性。我想，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有一个"唐朝情结"。辉煌的李氏王朝像一段难以忘怀的旧梦，让我们炎黄子孙耿耿于怀。每当我们在"世界村"中闯荡得不顺心、不畅气，便会不由自主地放纵自己的感情，去赞美唐朝的风采，去追寻祖先的骄傲。唐朝的富庶、唐朝的强盛、唐朝的繁荣……忘不了的，当然还有唐朝的开放和自由。玄奘西游、鉴真东渡都也出现在盛唐时期。不管玄奘是否将《摩奴法典》带到了中国，但既称他为“唐三藏”，那印度法系的法律精髓“三藏”无疑是被传入的了。佛教的理念、教义无疑深深地影响了我们，虽然印度法对我们来说还是一片神秘的领地，我们对它知之甚少。也许这种法律文化、法律理念的引进比一部法典更为重要，因为引进一部法典有时只需要统治者的一句话就可以了。但法律文化、理念的引进、接受则要难得多。因为“一切法律本来是从风俗与舆论而不是从法理学形成的；也就是说，从不知不觉的活动力量而不是从立法者的武断意志形成的。”（萨维尼语）。同样，鉴真东渡日本，带去的也绝不仅仅是唐招提寺，实际上对于日本的书画、艺术、汉学、佛学、法律制度、医学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其实，进行交流是最为重要的，交流的结果则往往超出原有的想象、预计。玄奘不仅译梵为汉，同时也译汉为梵。比如，他就将《道德经》译为梵文。当初，日本遣隋使的目的也仅仅是“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教，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结果，却开始了“大化革新”、开创了一个“律令时代”。法学的研究亦然，诺瓦利斯语：一切认识、知识均可溯源于比较。有交流，才有比较。而交流之前，我们并不知道面对的法律制度是何等样物！神秘而已，我们的态度不应该是惶惶不安甚至畏之如虎，而是因为神秘，我们只有“知彼”才能“知己”，所以我们必须“知彼”。
交流、比较的初衷在于学习，取人之长，那交流、学习的态度只要是学习的态度就可以。不要必然的拿经济实力的强弱来衡量法律制度的优劣！既不能像悟空那样，指着乌鸡国国王的鼻子尖，“我东土古立天朝，久称上国，汝等乃下土边邦。自古道：‘上邦皇帝，为父为君；下邦皇帝，为臣为子。’你倒未曾接我，且敢争我不拜？”；也不能自卑自贱，只因国力不如人家，便骂老祖宗，嗤自己为“黄土文化”，奔流到海不复回！
很难说,玄奘西游便是输入,鉴真东渡便是输出。交流、比较更多是双向的，而在交流中、比较中，冲突自然是难以避免的，牵涉到的是本土文化与外来制度以及社会变革的关系，这些需要我们在意，需要研究，但这却不能成为拒绝交流和比较的理由。就像你们不能因为食物会磨损牙齿,你就不吃饭了！首先我们得学习，得比较，得引进，至于结果如何，适者生存！就像玄奘西游归来，创造了佛教中的法相宗，但最终也因在中国水土不服而归于湮灭。
盛唐的统治者对于外来文化无疑是开明的，不仅儒释道并行，而且摩尼教、祅教、伊斯兰教也纷纷传入。但这种开明也是有限度的,起码是消极的接受而已，当然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当权者他们希望的只是让自己的统治更为稳固，基于此，历经考验的原有体制显然优于不知效果如何的舶来品。有时候历史的真实容易被文学作品的渲染所扭曲。看过《西游记》，总以为玄奘走的时候，风风光光，被封为“御弟”，被赐紫金钵，肩负取经重任。翻看史书，实则不然,玄奘是背负着的不是紫金钵而是唐王朝的“通缉令”，他“无顾生命，”“冒越宪章，私往天竺，践流沙之漫漫。陟雪岭之巍巍。铁门巉嶮之涂。热海波涛之路。鉴真六次东渡,困难也不仅仅是那茫茫大海，还有官宦的百般阻挠，最后以致心力交瘁，双目失明。
由此可见,就算是开明的唐王朝，对于这种民间的文化交流也是那么的消极，起码是漠不关心吧！我想，这也是学者存在的意义吧。对于与统治密切相关的法律制度,当权者、既得利益者更倾向于这种秩序的稳固，而较少顾及它是否合适。即便当权者想改革，他们也会偏重于那些对自己有利的方面，而此时，法学家、学者的作用便凸现出来，来平衡、消解当权者的这个缺陷。
玄奘上书唐太宗,请求出关取经的时候，李世民的的另外一个顾及就是与唐王朝对峙的东西突厥。有人说，战争是民族间进行交流的一种方式，会促进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也许他说得有道理，或者在那野蛮时代，在那充满征服和杀戮的时代，这句话是对的，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征服，在社会形态，发展程度上，结果会是先进取代落后。
但在这里，我只能感叹：交流难以承受战争之重，法律难以承受战争之重。玄奘因为唐王朝与突厥的对峙，便只能偷渡、叛国，才能踏上西游的漫漫长路。在人类文明的今天,法治文明已经成为人类共识的今天,战争对于法律秩序的破坏、对于各国法学研究的交流的破坏更是显然易见。
战争一方面破坏了人类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公平、正义的自然法律观念。一旦失去这些最为基本的、最为朴素的法律理念的支持，现代法治也就失去了支柱！另一方面，战争阻隔了彼此间的交流，加深了彼此间的隔膜。尤其是对象征国家体制、体现国民精神的法律制度而言，人们因为战争而变得更加排外，法学研究的交流、比较只能是步履维艰。
透过玄奘西游和鉴真东渡,只希望我们的当权者能够有那种“汉唐气魄”！只希望我们的法学家们有玄奘、鉴真那样的胆识和执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