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神经病叔叔是怎样一种体验

要说我什么时候动过杀机，那就是想到我五叔的时候，不光我这样想，我全家人都可能这么想过。

这个让人恨之入骨的五叔今年48岁，对一个农民子弟来说，我五叔的一生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读书读出来还当农民那是命不好，比如我爸，我二叔；当农民当到连农民都瞧不起你那就是失败，比如我五叔。

我五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别人都说怪我奶奶管教不到位，也有人说这很正常，一窝六个崽，谁能奢求全都成龙成风。更多的人说我五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怪整个家庭，20岁左右时我五叔还是一个上进青年，勤勤恳恳，出人头地后的大伯打算给说一门亲事，不知道为什么却引发了一场家庭冲突，从此五叔的精神一蹶不振，开始与整个家庭20口人为敌，俗称窝里横。

情绪上消极抵抗让他把精神压力转化为肢体欲望，20口人基本都被他揍过。我奶奶里里外外操持一家也被抡胳膊抡腿打，我爷爷德高望重嘻嘻哈哈屁事不管也经常被掀翻在地。不完全测算，我爸至少被揍过20多次，是挨揍最多的，现在脑勺上还有一块儿没有头发。那时候的北方家庭格局是一家人住一个院子，每个儿子结婚后给一只窑洞，要么自己开灶，要么跟着吃大锅饭。1989年冬天我半岁，年三十那天，我五叔因为不为人知的原因抡着锄头砸烂了我们窑洞的门，损坏了所有的家当，爆竹声声正辞旧岁，我爸妈抱着家破人亡的心搬家到太爷爷住的窑洞里。那个年代省道修得已经差不多，大家盖房子都往塬上凑，我们一家三口在山沟遍的窑洞住了两年，两年间我五叔时常犯难。

等到我能记事的时候基本上是和爷爷奶奶一起住的，我爸妈在兰州待了十年，我在惶恐中又曲线返回了那场持续发酵的灾难。几位叔叔先后搬走了老屋，大伯在西藏当县长，象征着整个家庭的荣耀。剩下爷爷奶奶和老大不婚的五叔一起生活，再加一个我。

漆黑的窑洞，晚上七八点就睡觉，不按时回家就被胳膊粗的棍子揍，我的童年紧张而又刺激。我爷爷喜欢也没个正事，放放羊打打牌，脾气好大家都喜欢；我奶奶性子刚烈为人霸道，耕种吃喝全靠她操持；我五叔一个人躲在自己的窑洞里钻研神魔鬼道，他用自己粗糙的木匠手艺造出了这个世界上最笨重的椅子，用泥和石膏大面积复制他心目中的弥勒佛和观世音像。他根据农村畅销的老皇历研究星象占卜，把我们所有人的名字改了遍，他觉得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都是我爸我妈的错，他让我觉得我是留在这个是非之地的人质。有几次我想过怎么给五叔下个黑手，彻底解决这个毒瘤。我相信我neng死他一家人都会为我喝彩。但我没有，我抹黑带着小刀进他屋，他也不会有任何察觉，眼神空洞无光。

爷爷去世后，我爸在葬礼上当众又挨了一顿揍，他觉得我爷爷的死是因为我爸给做了个80大寿。为了彰显他的孝道，一席孝袍他穿了整整三年。三年后，我奶奶到我们家来生活。我五叔百般阻挠最后还是妥协，有那么一刻，他确实觉得自己是个累赘、怂包、四体不勤混吃等死的败类，他开始以自己的姿势奋发图强，把老屋翻了遍、掘地三丈蓄雨水、攒了个窝养了一百多只兔子，一场暴雨全浇死了，连着一个月家家都吃兔肉。

我读高中那会儿，他给自个找了一个看桃园的活，那地方是村子的最边缘，往前几百米就是乱坟岗，精壮男子都没人敢去，他倒不害怕。我读大学以后，一年顶多见他两次，去看他的时候都是攥着拳头，因为我有一年的账要算，欺负我爸妈，辱我家门，但一进门就忘了来由，例行公事一样给他五百块钱。这次过年再去，只觉院子里的一切熟悉如昨，有我爸种的药材香，有我小时候垒的狗窝，我养了5年的狗李白也死了5年了。五叔把爷爷留下来的院子糟蹋完后，我爸把自己的老宅子给了他，而这个地方正是当年被他赶出来后在沟里受着豺狼惊吓生活两年后搬上来盖的。那是1991年，整个村子第一家砖瓦房。

事实上，在中国广袤的乡村并不缺这样的人物，这种毒疮式的存在侵害着一个家庭的希望。我从心里知道该怎么做，我五叔不管是怎么终了，都得是我们堂兄弟去葬他，不管这人一生祸害了多少人怎么不受待见，他也会得到一个体面的葬礼，这是惯例。爷爷离世，叔伯兄弟们四散大江南北，我爸维持的那种家庭完整和睦不再可能，每个人都有太多的泪要流有太多的苦要诉，这种动态平衡保持了二十多年，我们都在等一个临界点的出现。

（本文仅记叙个人经历，不讨论国家福利政策和相关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措施。诚如斯言，能准确表达个人情感和意志即叫成功，我的片面之辞不会得到他本人的回击，这是一种压倒式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