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只活在一九一九
五月四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国旗再一次与旭日同时升起。伴随晨光熹微，广场中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复现光彩，这其上有一行碑文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难以不被提起：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尼采在《苏鲁支语录》里面讲：“凡一切已写下的,我独爱其人以血写成的书。”我想，这行凝练着三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的碑文，其中饱含的艰辛与磨难，称得上以血写就。
而这一切，发轫于那场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和我们差不多年纪的青年，如鲁迅诗中所写，“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青年人们带着种种诉求与愿景走上街头，也将自己嵌进了上世纪初那个光怪陆离的政治舞台。
五四风雷迄今不足百年，先辈们的振臂一呼言犹在耳，而今天的“五四”，对于我们很多人，不过是历史书上的陌生名词，是老板亏欠的半天假期，是形式大于内容的纪念活动。
在这个解构一切、娱乐至死的年代，青年一代充斥着浮躁与迷茫，趁历史的马车绝尘而去，还能窥见尘土飞扬时，我们来追昔抚今，回望“五四”云烟。
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呢，按李鸿章曾经上奏给慈禧的折子上的话讲，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1911年武昌首义，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同年二月，清政府颁布退位诏书，两千余年的帝制历史宣告终结，中国社会风起云涌。
然而资产阶级革命天生的软弱性，又让中国革命的进程有些坎坷。这其后，袁世凯草草称帝，张勋荒唐复辟，军阀又陷入混战之中，到五四运动发生时，中国内忧外患的境况并未得到好转。
1919年5月，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公理战胜强权”的美梦一朝破碎，人民大众尤其是青年们，像蓄势已久的火药桶，终于擦着了火星。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青岛问题，彼时的青岛，成为德国殖民地已有17年之久。在一战中，北京政府向德国宣战，加入协约国并向其输送劳工。战后的巴黎和会，是中国带着收回青岛的愿景，第一次以战胜国的名义参加的会议。
然而会上，日本人不顾战胜国中国的权益，要求把青岛从德国转让给日本，中国代表顾维钧在会上据理力争，日方的代表牧野男爵却不慌不忙，掏出了一份秘密协议，让中方哑口无言。
这份协议，又称《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是1918年时，段祺瑞政府为筹集铁路款项，向日本借款，同时签订了这份协议，将山东拱手相让。当时中方负责谈判的主要人物有：交通兼财政总长曹汝霖、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汇业银行总理陆宗舆。
在山东问题上，这份协议的丧权辱国程度犹在《二十一条》之上，而几人并无异议，章宗祥在协议中遂写上“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同意”。这句“欣然同意”，听来无异于开门揖盗，颇为讽刺。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五四运动的三位主要组织者之一的匡互生在《五四运动纪实》中这样记录当时的情景：
《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
“不料自五月一日起，由巴黎和会传到北京的消息一天险恶一天。到了五月三日，由几家报纸和几个外国教员宣传的消息，竟说中国的外交已完全失败……这一个消息宣传以后，北京所有的学生除了那些脑筋素来麻木的人以外，没有不痛骂曹、章、陆等没有良心的，没有不想借一个机会来表示一种反抗的精神的。”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高校的数千名学生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其后，游行队伍闯入赵家楼，痛打了章宗祥，并将他们所认为的汉奸宅邸付之一炬。军警随即出面控制事态，逮捕学生代表32人。
后来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消息传到广州、南京、上海等地，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要求政府释放被捕学生，五四运动逐渐发酵到全国，诸多的思潮（例如共产主义）的风吹了进来，由此拉开了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军警逮捕学生
五四运动，在今天看来，更像是一群有志青年的愤怒与呐喊。罗家伦、匡互生、傅斯年……这些二十来岁青年的风姿，如今依稀可以想见，而在他们前面的，是公车上书的康有为、梁启超，是新文化运动的胡适、陈独秀、鲁迅。
这些古典或新式的高级知识分子，虽然政见迥异，但都怀揣着“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心。时代赋予青年的使命感，被他们像用肩膀顶住苍穹的巨神阿特拉斯一样，勇敢扛在肩头，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油画：《五四前夕》
我们都生活在沟渠底部,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从前的青年，信奉各种主义，比如共产主义、改良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这是对救国之道的孜孜探索；现在的青年呢，也信奉一些主义，却着眼在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上，消极一点的，又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怪圈。
北大中文系退休教授钱理群对于如今的大学生，有一个很著名的论述：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钱老的这段话，放大到青年群体身上亦无不可。浮躁的社会风气，将年轻人裹挟其中，大好青春用来蝇营狗苟，只顾眼前的苟且而忘记诗和远方，着实可惜。
而大洋彼岸的美国，执教耶鲁大学24年的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决定辞去终身教职，离开这所常春藤名校。离职后他将自己的观点写成一本书，取名《优秀的绵羊》：
芮成钢：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现在的学生大都聪明，有天分，斗志昂扬，但同时又充满焦虑、胆小怕事，对未来一片茫然，极度缺乏目标感；他们被包裹在一个巨大的特权泡泡里，所有人都在老实巴交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他们非常擅于解决手头的问题，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
毛泽东在1957年对留学苏联的青年人这样嘱托：“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作为开国领袖，他也曾风华正茂，凭着书生意气，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但他深知这样的道理：
曾经的功过荣辱都将随风而逝。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青年很容易茫然，同时也很容易愤怒，这是常有之困境。青年时代，正是三观逐渐形成并确立的时期，它不断被闯入生活的事物所撕裂，其后愈合成新的模样。
当一个人陡然发现，世界并不是按他想象的规则运转，碰壁之后产生了无力感，“八九点钟的太阳”落了下去，终而心灰意冷接受起社会的打磨，成为了合格的工业产品、优秀的绵羊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人在青年时受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在二十多岁时死去，余生在模仿自己中度过。
梁启超，这位平生抱负难以实现的饮冰室主人，在意志消沉时，为了让自己也可挣脱枷锁，不至沉沦在得过且过的深渊，常常告诫自己“十年饮冰，难凉热血”。
最后还是请出“即使是死了，钉在棺材里了，也要在墓里，用这腐朽的声带”呐喊的鲁迅先生，掏出这样一段话，送给今日之我们：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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