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代科学诞生在西欧、不在中国？（下）

基督教和儒术怎样影响科学发展

骆远志

四 《圣经》违反科学吗？

国内的一位朋友，一直对基督教有兴趣，多年来断断续续与我讨论。最近他对我说，他曾多次试图通读《圣经》，但每次读到书中的第一段话，就是《旧约》第一部书《创世记》第一章的第一句，“起初，神创造天地”，就觉得读不下去。他从事科研工作，觉得无法接受这样的说法。我认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情况与这位朋友类似，觉得《圣经》不科学，所以心里排斥基督教。

大约四百年前，伽利略也曾思考《圣经》为什么不科学。他一生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年轻时，他改进了望远镜，然后把它指向天空，观察每个基督徒都觉得神圣和神秘的“天堂”。他的新发现，促使他支持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反对当时天主教廷认同的“地心说”，于是受到教廷的审查。自己相信的理论与《圣经》文字冲突，给哥白尼的人生和内心都带来了巨大压力。他严肃地思考，“为什么无限能力与智慧的神，没有在《圣经》里用严谨和科学的语言描述世界？”后来，他把自己的心得写信给美第奇大公夫人，说，“神的目的是教人怎样进入天堂，而不是教人宇宙是怎样运行的… 我不相信同一个神，已经给了人感知、思辨、和智力，却不允许人运用这些能力，而只让人通过《圣经》来获得关于自然世界的知识”[1]。通俗地说，《圣经》的目的不是教人科学，而是引导人认识神。神已经把科学研究的能力给了人，所以神把科学探索的任务留给人类自己，而没有试图利用《圣经》来传授科学。

《新约》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神是精神，不是一位住在天上的“白胡子老头”。但从《旧约》时代到今天的几千年来，《圣经》的信徒们，包括犹太教徒和基督徒，都把神看作心中的父亲。因为这样的比拟，最容易使一般人体会神的意义。就如同父亲与幼子，神大智大能，而人愚昧无知。神把《旧约》传给人时，我们中国人聪明的祖先，还在看龟甲裂纹决定战争策略、婚丧嫁娶、治疗疾病呢！即使后来的《新约》，也大约2000岁了。耶稣离开这个世界时，人类还处在文明的幼稚期，比如他的大部分信徒是文盲、没有严谨思维的训练，书籍昂贵、拥有率很低。所以千百年来，基督徒一直理解，《圣经》就像一位慈父要长久地离开还不懂事的孩子，为后者留下的一封简短家书。因为孩子各方面的局限，父亲故意把这封信写得简单，内容贴近孩子的理解能力，但包括了最重要的话，让孩子即使无知无能，经过努力，也能大致理解，在未来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受益。神希望无知的人，努力理解和听从他的话，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懈奋斗，逐步获得真理，开创美好的未来。

与摩西或耶稣时代相比，现在的人类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不能只停留在字面意思。我最近重温多年前与父母的通信。读到当年父母的话，我马上感到他们的爱、和字里行间体现的良苦用心。当然，时过境迁，信里的很多具体内容已经没有现实意义了。类似地，现在人们读《圣经》，也要体会神对人的爱，理解他的思想实质。而有些具体内容，显然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的状况，比如《旧约》中的那些对割礼、安息日、和祭祀牺牲的严格规定。实际上，几千年来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一方面在《圣经》中领悟神，另一方面不断地学习和研究神造的另外一本“书”，自然世界，然后把两种知识结合在一起，人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圣经》和自然，就变得越来越成熟了。所以，刚接触基督教的中国人，在读《圣经》时，必须联系和参考过去几千年里基督徒的实践与进步，才能更好地理解。

圣徒保罗说，“当我（基督徒）是孩子的时候，我的言语和想法都像孩子，想事的方式也像孩子。当我长大了，我就把身上的孩子气去掉了。现在我们看事情，还像镜中看花，有些模糊不清。以后我们更成熟了，就会像面对面那样看得清楚。现在我们懂得一些事情，未来我们应该懂得全面”[5]。我们研读《圣经》，要像保罗说的那样，记得人自身的变化与进步。今天的中国人当然与几千年前的犹太人有很多不同，但神所代表的精神是一样的。

在人幼稚的时候，基督徒心中的父亲告诉人，“神造天地”，到底是为什么呢？重温这句经文在历史中的作用，我们就会理解更深。

1. “神造天地”的实际作用

i. 促进了科学的产生

《圣经》开篇就讲“神造天地”，强烈地推动了现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这句经文告诉人，自然世界来自神，所以神圣。《圣经》把它放在最开头，说明它非常重要，要求人认真对待。几千年来，因为《圣经》的缘故，基督教内部从教皇到一般信众，对自然世界一直非常重视。这种重视，就是现代科学诞生的思想根源与社会基础。

中世纪中后期，基督教在西欧实现全覆盖，并逐步成为无可争议的社会主导力量，掌控教育、文艺、政治、法律、甚至军事等领域。但是，在面对这么多权力、利益、和责任的情况下，基督教的最高层总是非常重视和关注科学发展，虽然科学与权力和利益很少有直接关系，根本原因就是《圣经》给予自然的崇高地位。比如在十三世纪，西欧各地的神职知识分子对古典文献的恢复和研究越来越深广。教皇克雷芒四世直接与当时的英国大学者罗吉尔·培根联系，希望后者写一本全面阐述最新科学知识的书，然后给自己看。当时没有专职科学家。培根自认首先是一名基督徒，然后才是科学家。他所属的方济各会崇尚体力劳动，严格限制了培根的研究工作。而热切的求知欲使得教皇竟然私下鼓励培根犯规。于是，培根冒险写出了涵盖当时主要科学前沿的不朽名著《大著作》。

这种由《圣经》引发的、对科学的重视，在基督教内部经久不衰。十六世纪时，哥白尼发明了“日心说”模型，但缺乏证据支持。他为了避免被其他天文学家攻击，一直推迟出版自己的书，而只是把模型私下透露给同情自己的学者。这期间，就有著名学者在罗马举办学术讲座，讲解哥白尼的学说。教皇亲自带领众多主教参加讲座，事后还表示对“日心说”感兴趣，虽然明知它与教廷的正式教义相左[6]。想想看，当时的教廷对科学的最新发展多么重视、态度多么开明。

1610年，伽利略出版了《星际信使》，其中包括他用望远镜看到的、月球上的山谷图片。这个发现引起轰动。当时人们按照《圣经》字面意思理解，认为所有天体都是神摆在上面的天堂之物，与地上的东西没有关系，所以月亮上不应该有山谷。伽利略的这本科学专著，迅速成了畅销书，他也因此成了社会名人。当时读者热捧，就是因为《圣经》使人们重视天文问题。试想，这样一部不能让人发财、与所有人的日常生活无关、没有娱乐性、语言严肃艰涩的科学书，作者又名不见经传，如果在中国发表，可能畅销吗？《星际信使》的畅销，根本原因就是，当时很多西欧人强烈希望深入理解《圣经》里的话。

《星际信使》的成功不是件孤立的事。中国孩子都知道，伽利略曾经在比萨斜塔上扔下轻重两个球，让围观的大众看到它们同时落地，证伪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重物比轻物下落快”的古典物体运动理论。试想，如果某个中国人在明朝、宋朝、或现在做这个实验，社会上层会在乎吗？真会有很多老百姓围观这个既不能攒钱，也没有娱乐价值的事件吗？不太可能。有的历史学家质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但现代学界都承认，伽利略的几个物理实验，包括轻重物体钟摆周期对比、以及相同重量的物体从不同高度下落的速度对比，震动了当时西欧各界，被严肃记录和讨论，开启了现代实验科学。西欧社会如此关心这些纯科学实验，归根到底是因为基督教重视自然世界。这种文化环境，激励了一代代社会精英投入科学研究。

图6：伽利略与他观测到的月亮表面山谷图像。月亮图像来自《星际信使》。 https://catalogue.museogalileo.it/gallery/GalileoGalileiSidereusNunciusFacsimile.html

ii. “神造天地”不违反科学

多数科学家相信，宇宙起源于大约140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这与“神创造天地”并不矛盾。比利时人勒梅特在1927年第一次提出“大爆炸”理论。最开始，科学界里也有很多人持怀疑态度。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问世，“大爆炸”成为主流理论，怀疑的声音逐渐减弱，但从来没有完全消失。怀疑，是科学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永远都会有。

科学家们逐渐达到共识后，全世界的基督徒也慢慢接受。2014年，教皇方济各公开讲话，“大爆炸，现在被认为是宇宙的起点，并不与神造天地相矛盾…”[4]。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圣经》讲神造天地，再造其他，总体的顺序是对的。《圣经》并没有讲到“神造天地”的很多细节，因为那不是《圣经》的目的。主流基督教早就懂得这一点，所以从不担心“大爆炸”，或任何科学理论，否定神。实际上，“大爆炸”理论的发现者，勒梅特，就是一位天主教神父，本身就是虔诚的基督徒。可能因为不熟悉基督教，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对《圣经》的理解过于表面化，才会觉得“神创造天地”不科学。

让我们试一试感性理解《圣经》为什么这样写。我也是一个父亲。假如我不得不长期离开年幼的孩子，临走前我会对他说什么？也许我会说，“要吃好、睡好，才会健康”。长大后，他可能疑问，“为什么爸爸临走时与我谈吃、睡？科学家说节食瘦身才健康，不是吃得好才健康”、“爸爸为什么谈了吃睡，却没有谈学业？”等等。希望他足够聪明，理解我那时的目的是告诉他，健康最重要，要重视饮食。因为怕他听不懂，所以我故意讲得浅显，宁可很不精准，也要让他懂。《圣经》成书时，神就像要远行的父亲。《圣经》的语言不严谨，但通俗易懂，明确了重点。今天的我们，如果看清“神造天地”怎样在历史上激励了科学的诞生与发展，就理解了《圣经》用语的大智慧。

图7：乔治·勒梅特（1894－1966年），“大爆炸”理论发现者，天主教神父。

2. “神造人”的实际作用

i. 中国人的误解

中国知识阶层抗拒基督教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能理解“神造人”。这个问题与“神造天地”类似，但因为很多怀疑者态度偏激、言辞猛烈，所以需要进一步说明。比如中学时，老师们不容分辩、斩钉截铁地讲，“基督教反对进化论”。一位在美国的中国博士后写道，“虽然基督教一直在演变、分裂和进化，但是它们却不承认进化论，为什么？因为一本圣经还有各种经典教条限制了它们自身，有些事情他们没有办法承认，不然他们就会前后矛盾，就不知道自己姓谁名谁，就没有了最基本的根基了”[7]。他还进一步批评西方基督教“先入为主，教条主义”[7]。这段看似高深的评论，实际上非常无知，甚至没有做最简单的调查，比如也不去看一看教廷对生物进化论的正式态度，就大放厥词，很像当年林则徐论断英国士兵。这些人自己先入为主，还要批评别人先入为主。

《旧约 创世记》讲到，在创造了宇宙自然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又把生命的气息吹入他的鼻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段经文只是讲，人的身体来自物质世界，而精神来自神。《创世记》是写给几千年前的人类，就像父亲讲给小孩子的话。它的目的不是传授科学，所以语言不求精准，也没有深入讲述神造人的中间步骤，或延续了多长时间等。它没有与进化论直接矛盾。实际上，生物进化论的两个先驱，达尔文和华莱士，在发现进化论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达尔文甚至是原教旨主义者，相信严格按字面理解《圣经》。也许就是因为他原来的想法过分狭隘，在发现进化论后，他有了疑问。华莱士则自始至终是坚定的基督徒。发现生物进化论，只是让他的理解更深刻。

西方基督教分两大流派，天主教与新教。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以后，科学界需要时间讨论和验证。天主教的罗马教廷一直有意旁观，不急于发表正式意见，但允许教徒个人在此问题上拥有自己的看法。后来，科学界的意见逐步统一，于是在1950年，教皇庇护十二世第一次表示，进化论与基督教并没有本质冲突。2014年，罗马教宗方济各，在梵谛冈教宗科学院发表演说时宣称，生物进化论和宇宙大爆炸理论都是真实的。他说，“当我们读《创世记》时，会很容易地误以为神是一个魔法师…，但那是不对的”。他又说，“神不是神仙，也不是魔术师。他是赋予生命的创造者。…生物进化论本质上与神造万物并不矛盾，因为神造了万物后，它们才能够进化”[4]。

由于信仰特点，基督教新教没有像教宗那样的权威。每个教徒、团体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在新教内部，各种意见都有，和平共处。美国人里，怀疑生物进化论的比例，在西方各国中最高。根据盖洛普2017年的调查，美国人相信与不相信进化论的比例，大约是60%和40%，相信的还是大多数[8]。很多中国人觉得，不相信进化论的美国人还是太多了。其实这种结果很正常。大多数美国人是基督徒。因为《圣经》特别谈到“神造人”，所以他们重视这个问题，大多数人有鲜明的意见。如果没有特别学习进化论，他们自然会按《圣经》的字面理解。依据类似的客观眼光回望中国，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信神，所以根本不在乎“人是进化而来的”还是“神造人”。不在意的人，说相信哪一方，都不重要。而在自以为相信进化论的中国人里，绝大部分是因为他们只听说过这一种理论，从来不知道还有其他选项。这种没有选择的“相信”，意义也不大。

图8：“进化论”的两个创始人，达尔文（1809－1882年）和华莱士(1823 – 1913年)。在信仰的感召下，无畏地探索自然。即使明知自己的发现可能冲击自己原有的信仰，也在所不惜，因为《圣经》说“神是爱”，“爱...只喜欢真理”。这就是基督徒无畏地探索科学的信仰源泉。

ii. “神造人”引发的后果

基督教“神造人”的观念，首先推进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发展。那时，西欧社会的各方面都在突飞猛进，但最明显的是艺术的复苏与进步。人们重新发现了古希腊和罗马逼真的人体艺术，并立刻产生共鸣。因为基督徒觉得，人的身体与灵魂都是从神来的，所以神圣，值得被认真描绘和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比如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等，经常充满热诚地赞美人与人体。他们作品的主题经常就是人，并且形象逼真、裸露、毫不遮遮掩掩。类似地，出于对真实的追求，意大利艺术家马萨乔发现了绘画透视学，并迅速被同时代的人接受，大量体现在当时的艺术作品中，也推动了建筑工程设计的发展。

《圣经》说，人与各种生物都是神造的，也促进了现代医学的进步。为了研究人与动物，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人，大量解刨、研究真实的人体与动物体。荷兰医生维萨里收集死尸，解刨后研究人的骨骼与肌肉的形态。他的成果，既让当时艺术作品中的人体更加逼真，也开创了现代解刨医学。达芬奇解刨动物，研究神经系统。他也解刨人，绘制胎儿在子宫里的真实状态。总之，“神造人”的观念，让西欧社会关注人与动物真实的身体，促进了现代医学的多个学科，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全面发展。

相比之下，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文化人从来没有西欧人对真实或人体的那种热忱。因此，中国艺术一直没有发展出物体透视关系、人体真实比例等能力，当然是严重不足。类似地，中医也从来没有发展出全面而真实的解刨学。中国与欧洲的这些区别的根源就是，基督教信仰推动西欧人严肃到“出格”地研究人，追求真实。而中国人没有类似的推动力。

现实中，《圣经》的“神造人”观念，为人类带来了如此多的进步和益处。因为这句经文而否定或诋毁基督教，是多么荒唐、幼稚。

图9：中西艺术对比。左图为《创造亚当》，米开朗基罗，1512年。裸露、求真的人体是画面的主要内容。艺术要表达的就是，崇敬地看待“人来自神”、看待“人”。右图为《蕉阴结夏图》，仇英（约1494－1552年），明代著名画家。画面里的人体或自然景观，都不着重真实。

图10：直观的中西人体解刨学对比。左图为荷兰医生维萨里（1514－1564年）编写的《人体的构造》第194页。中图为意大利人达芬奇(1452 - 1519年)绘制的胎儿在子宫里的状态。右图为《存真图》。中医解刨学的高峰，绘制于北宋，大约在12世纪初，长期被后代著作引用，包括出版于1601年的著名明朝针灸学著作，杨继州的《针灸大成》。两张西欧的解刨图明显地比中医解刨图细致逼真。

注释：

1. Galileo Galilei: Letter to the Grand Duchess Christina of Tuscany, 1615

2. 《新约 罗马书》1:19-20 Since what may be known about God is plain to them, because God has made it plain to them. 20 For since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God’s invisible qualities—his eternal power and divine nature—have been clearly seen, being understood from what has been made, so that people are without excuse.

3. 《旧约 诗篇》93:1， 96:10，《历代志上》16:30

4. “Pope says evolution, Big Bang are real”， USA Today, Oct 28, 2014 

5. 《新约 哥林多前书》13:11-12 When I was a child, I talked like a child, I thought like a child, I reasoned like a child. When I became a man, I put the ways of childhood behind me. For now we see only a reflection as in a mirror; then we shall see face to face. Now I know in part; then I shall know fully, even as I am fully known.

6. Paul Strathern, The Medici: Power, Money, and Ambition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Pegasus Books, 2016

7.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19906168

8. Gallup, “In U.S., Belief in Creationist View of Humans at New Low”, Gallup News, May 22, 2017

五 总结

对基督教和西方历史了解的越多，我就越觉得，现代科学在西欧诞生和大发展，是非常自然、水到渠成的事，完全不是侥幸。可以说，当健全的基督教文化主导社会，只要没有战争或瘟疫等大的困扰，现代科学就一定会产生。因为基督教教导人们追求真相与真理，并无止境地深入思考。现代科学，实质就是基督教精神被用在处理有关自然世界的问题上，只此而已，并无特别。

罗马帝国时代，皇权是社会主导，基督教还较弱小，不能主导社会。罗马帝国灭亡后，野蛮人横行西欧，又经历了近千年的战乱和流行病肆虐，使得文明没有基本的发展条件。中世纪后期，由于历史的机缘巧合，从来没有直接掌握政治或军事权力、也没有觊觎过这些权力的基督教，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当时的西欧百废待兴，却让基督教获得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完全按自己的思想意图，在一张文明的白纸上画出新图画。以此为起点，在基督教精神的带领下，西欧爆炸式发展，把人类文明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见证了文艺复兴、启蒙时代、工业革命、现代民主社会的建立，等等。以追求自然界真理为己任的现代科学，就是这场大发展的一部分。

《圣经》写到，“神是爱”，“爱...只喜欢真理”。耶稣和他的门徒们，早在两千年前就深刻地懂得，基督教的神兼容真理，可以和真理“欢愉地”共存[1]。中世纪的罗马教廷继承了这套思想，所以在面对被重新发现的古典理性主义时，明知它将在很多具体事务上挑战教廷原来的观点，还是非常自信地全面接受它，从此奠定了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根本合作关系。本质上讲，那时的教廷维护了耶稣的精神，主动把对物质世界的解释权，让给了基督教科学家们。而后来历代教廷和西欧教会，都坚持了这种原则性安排。于是，西欧的科学家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按科学的内在要求探索真理。关于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的关系，教廷认为，“在信仰与理性之间，不会有真正的冲突，因为给予我们理智和信仰的是同一个神，…神不会否认神，而真理也不能违反真理…因此，每项科学研究，如果真的遵循科学方法和伦理，就不会与信仰有矛盾”[2]。

形象地讲，现代科学是基督教的孩子。科学的灵魂是一方面严格地要求与事实相符，另一方面永无穷尽地探求事实背后的规律、以及规律背后更深刻的规律。科学从基督教继承了这样的灵魂。类似地，科学也从基督教继承了其他关键要素，比如对自然世界和人体的重视、机构组织原则等。从中世纪中后期到文艺复兴后期，在大约五百年的时间里，西欧科学处于婴幼儿期，教会系统为科学界培养了几乎所有重要人才，从罗吉尔·培根到牛顿。基督教也是科学的唯一“顾客”，提供了最初的研究题目，比如，为了在正确的日期里庆祝耶稣复活而探究历法、因为《圣经》重点提及而研究天体如何运转，等等。那时的绝大部分科学发现，就是为了回答《圣经》引发的问题，没有其他用处。教会也是科学的唯一资助人，长期、稳定地在财务和物资上支持了这些科学家们的工作。教会还是科学的指导老师，为科学研究做质量把关，比如对“地心说”与“日心说”的仲裁。总之，基督教如父亲一般的全面照管，使得新生的现代科学迅速成长。

就像所有的父子关系，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矛盾也不可避免，尤其在科学快速成长、即将从基督教中独立出来的时期，比如大家熟知的伽利略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各持己见。生活中，一个不知就里的外人，看到父子之间的争执和矛盾，可能误以为他们仇恨彼此，而忽略了父子间的血浓于水。同理，我们在中国受教育的知识分子，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科学，却被刻意屏蔽了有关基督教的核心知识。大家只听说过几百年来一些西方人对宗教的片面评价，比如马克思对基督教的抨击，而很少有人看清基督教对科学的养育和引领，所以很多人误以为基督教与科学水火不容，那是大错特错了。科学与基督教原本就是一家人。现在科学成熟了、独立了，但它们依然相互尊重和需要。绝大部分世界前沿科学家依然是基督徒。未来科学的健康发展，也离不开基督信仰。比如西方科学家们也面临政治压力或财富诱惑。为了保证科学精神得到贯彻，科学不被这些压力和诱惑引向歧途，科学界的决策人，内心需要坚信科学精神。而他们的这种对原则的坚信，源头还是神。

反观中国，有些社会经验的人都懂，“不要较真”、“不要想太多”。因为这样做，在现实中行不通，做的人也会倒霉。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和奥妙，虽然说起来很复杂，其实生活中大家都很懂，可能很多人比我懂得更深刻和细致，所以我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整个国家层面的情况也类似，就是不容任何人深入思考，真话和真实没有地位。两千多年前，中国“大一统”格局的顶层设计者们，头脑非常清晰和聪明，早就预测到这样的制度结果。春秋时代，礼崩乐坏，战乱不断。孔子和他的追随者们，厌恶眼前的乱世，急于探求出路，于是设计出了这套儒家社会蓝图。它的最高社会目标就是“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手段包括了要求天下人忠于一人一姓。儒家大师们那时就懂，这个制度禁不起人民相互深入交流、结党、或大胆思考。因为如果天下人如此做的话，对一人一姓的“忠”就不会长久，社会也就没有“治”，这个系统就会瓦解。之后的历朝历代，对此心领神会，所以从来没有允许人们自由思考或自由交流，也从来不承认“真实”的崇高地位。而没有了思想和交流的自由、不崇尚真实，怎么可能有现代科学？看清了中国文化的总体设计，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了。

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知道“李约瑟难题”，所以本文需要回应。在1930年代，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提出了学术问题，“为什么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数量很少的一些西方汉学家，想法与李约瑟相似，也认为这是个问题。他们的著作传入中国后，这个原本极小范围内的学术问题，在中国知识分子里变得广为人知。很多人跟风，也认为这是个没有答案的“难题”。其实，如果丢掉对西方学人的盲目崇拜，很容易理解这件事的实质。打个虚拟的比方，如果一位同情北朝鲜政权的西方学者疑问，“北朝鲜有众多勤劳农民，在农业战线上又有那么多紧跟伟大领袖金主席的劳动模范，为什么朝鲜没有成为农业强国呢？” 如果这个“西方学者的问题”传到北朝鲜，它也可能变成被社会主流瞩目的“重大问题”。但在朝鲜以外，大多数人会觉得它的答案直截了当，“金家剥夺人民的自由，农民没有动力勤奋工作，所以朝鲜农业发展不好。”类似地，李约瑟、和崇尚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汉学家们，在西方社会里属于人数极少的极端派。在他们眼里，李约瑟难题是个难题。但在看穿了儒家反真实、反思想自由本质的人眼里，它的答案直截了当，所以根本就不是一个难题。

二零一八年九月于美国家中

注释：

1. 《新约 哥林多前书》13:4-8 (NIV) Love is patient, love is kind. It does not envy, it does not boast, it is not proud. It does not dishonor others, it is not self-seeking, it is not easily angered, it keeps no record of wrongs. Love does not delight in evil but rejoices with the truth. It always protects, always trusts, always hopes, always perseveres. Love never fails. 其中Love … rejoices with the truth直译就是“爱在真理中欢愉”，《和合本》翻译成，“爱，…只喜欢真理”。

2. 《天主教教理》“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Part One Section One Chapter Three Verse 159: Faith and science: "Though faith is above reason, there can never be any real discrepancy between faith and reason. Since the same God who reveals mysteries and infuses faith has bestowed the light of reason on the human mind, God cannot deny himself, nor can truth ever contradict truth. Consequently, methodical research in all branches of knowledge, provided it is carried out in a truly scientific manner and does not override moral laws, can never conflict with the faith, because the things of the world and the things of faith derive from the same God. The humble and persevering investigator of the secrets of nature is being led, as it were, by the hand of God in spite of himself, for it is God, the conserver of all things, who made them what they are." 

http://www.vatican.va/archive/ccc_css/archive/catechism/p1s1c3a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