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口老井(5)
1982年的夏天,我7岁了,母亲说该上学了。
那时不像现在的义务教育,每个孩子都必须上学。能上学的大多是男孩子,毕竟当时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还比较严重。
邻居四大爷经常说:“男孩子上学以后中自己家的用,小闺女上学有啥用,长大以后是人家的人了。”
四大爷严格秉持这种理念,一个儿子上了至少十年学,最终没走出村子。三个女儿都不让读书,两个大的听话,不让读就老老实实在家干活。老三不行,到了上学的年龄,非得闹着去学校,四大爷就骗她下一年再去。
从七岁开始骗,一直骗到十岁,老三不干了,看出了自己老爹的心思。哭天喊地不吃不喝两三天,最后四大爷怕闺女被饿死,只得咬咬牙答应下来。
学校里一共五个年级,十有八九是男孩,女孩凤毛麟角。
这也难怪,那时候家里太穷,一家人的吃喝拉撒都要从地里刨出来,多个劳力就多份收成,手里也就宽裕一些。
再说那时一千多人的村子,居然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中专生或者大学生,读书的好处在村里没有显现出来,所以村民们供孩子读书的积极性也不高。
在我们村子上学的意义,不是出人头地,不是建功立业,而是仅仅识几个字这么简单,不是睁眼瞎就行。
我7岁那年的夏天,母亲领着我去学校报名,一路上遇到好几个邻居,她们都极力劝说母亲放弃让我读书。
那时候胡同里和我年龄差不多大小的女孩子至少有十几个,她们都不上学。农忙时干地里的农活,闲时在家纺棉花、学做针线活,再勤快一点的,就会包了家里的一日三餐,让做父母的轻松不少。
我家恰恰缺少劳力,只有继父一人干活,母亲要带两个年幼的弟弟。换作别人家,我是绝不被允许上学的,即便不下地干活,也可以在家帮忙带弟弟,帮忙做饭。
可是无论别人怎么说,母亲就像吃了秤砣铁了心肠一样不改初衷。母亲常说:“我这一辈子在庄稼地里,累死累活还被人看不起。你们姐弟三个,只要愿意上学,我砸锅卖铁也供。”就这样,我进了学校成了一名小学生。
学校在村子东头,一个不大的院子,两排土墙瓦屋,五个教室,一个办公室,和办公室挨着的还有一间房子,里面住着一个光头大个子老头,听说是看学校的。
学校很简陋,唯一高级一点的用具是老师办公室里的机械挂钟,上课、下课和放学,全都靠它。
铃铛是手摇的,不知用了多少年,悬挂在办公室前面的那棵榆树上。尽管年代久远,但声音非常清脆,即便你在村子最西头,也能听到它的响声。
好多村民在地里干活,也根据学校放学的铃声来决定自己下班回家的时间。
除了这两样东西,学校里好像再没什么可说的了,办公桌椅都是好多年的破旧桌椅。
忘了说我们的教室了,一个年级的教室一般是两间,偶尔也有三间的。桌子是一块土墩上面放一个光滑的水泥板,夏天凉爽,冬天冰冷。凳子就是从自家带来的小板凳。
土墙的教室,只在前面开一个不大的窗户,所以全天光线都很暗。
特别是冬天,早去一点的孩子,一个人是不敢进教室的,那里面简直是伸手不见五指。听说原来这地方是一座庙,后来把庙拆了才建成了学校。
听老人说,拆庙的时候,那庙里出现了成千上万大大小小的蛇,拆庙的人一筐一筐地往外抬,抬了几天仍没抬完。没有办法,村里几个德高望重的老人只得对着蛇群焚香磕头,蛇才消失,学校才建起来。
有了这个说法,孩子们更不敢早来学校。即使来得早,也总是在大门口等,等上四五个人,才敢推开门进教室拿书。
拿到书的孩子,看谁跑得快,边跑边嚎:“有鬼啊!鬼来了!”吓得后面的孩子也急匆匆地窜出教室,好像真有鬼在身后追他们。
拿出来书,我们就靠在教室外面的墙上开始读起来。那时候的课文非常简单,读不了几遍就都会背诵了。
于是我们把书夹在胳肢窝下,十几二十个孩子紧挨着,扯着嗓子开始背起来。
“王二小是儿童团员。他常常一边放牛,一边帮助八路军放哨。”
……
“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敌人知道上了当,就杀害了小英雄王二小。”
“刘胡兰挺起胸膛说:要杀要砍由你们,怕死不是共产党员!”
“毛主席听到这个消息,亲笔写下挽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
一时之间,学校上空飘荡着一阵阵热血沸腾、慷慨激昂的读书声。
直到太阳升起很高,老师来了,我们才走进教室,开始正式上课。
一年级的老师姓王,是个大肚子的中年男人。那时候学校里七八个老师,只有一个是正式的,听说小学没读完,就接替了她父亲的班。另外几个都是民办教师。
民办教师都是从村子里找的,一般是读书多一点,又愿意干这个活的。
那时教师社会地位很低,虽不直接被称为臭老九,也是臭老九的待遇。工资很低,一般人还不屑于干这个活。
虽然做了教师,地里的活一点也不少干,因为一家人的生活还得靠地里的收成,工资只是作为一点补助。
刚入学时,听村里人说王老师教的不好,还有人说他不会教。真正开始上课时,发现他很认真,对我们特别有耐心。
他从不骂我们,更不会打我们。即便是在课堂上捣蛋,他也只是让捣乱的学生站到讲台边听课。
因为他的好脾气,有的男同学故意气他,有时上着课扔讲台上一只青蛙,有时在粉笔盒里放一只蚂蚱,还有的会趁他在黑板上写字时让他身上扔泥巴……
每当这时,他就会停下来,说一句:“捣吧!再捣长大了连媳妇也说不上。”说完班里哄堂大笑,那时候的小屁孩,谁在乎娶媳妇的事?老师接着讲课,好像这些事没发生一样。
时隔多年,每次想起王老师,心里总感觉很温暖。尽管他讲课时会出错,可是他善良和包容让我至今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