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丈夫｜第1 章治国应当秉持什么样的指导思想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姬姓，孟氏，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国人。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孟孙氏衰微后，有一支从鲁国迁居到邹国，就是孟子的祖先。孟子自幼父亲早逝，与母亲相依为命，为了给他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氛围，孟母曾三次搬家，即“孟母三迁”。学成之后，孟子开始“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历齐、梁、宋、滕、鲁诸国，均未能见用。晚年孟子回到家乡，传道授业，与弟子们一起，将自己的思想著书立说，即《孟子》一书，“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聊列传》）。流传下来的《孟子》，为了方便学习，将每篇又分为上、下两部分。孟子的经历与孔子基本上一致，地位仅次于孔子，历史上把他与孔子并称“孔孟”。关于孟子的师承，《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受业子思（孔伋，孔子之孙）之门人”，但具体是谁，则没有记载，孟子也没有讲过他的老师是谁，只是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子私淑诸人也。”

魏惠王(公元前400年—公元前319年)，也就是梁惠王，姬姓，魏氏，名罃，韩、赵、魏三国分晋后魏国的第3任国君，“惠”是其死后的谥号。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1年，魏国都城从安邑迁到大梁，因此历史上也称魏为梁。

三国分晋，是战国的开始。此时，西周时期制定的礼乐制度早已崩坏，即已是“礼崩乐坏”的时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论语·阳货》）诸侯国各自为政，西周时期确立的礼乐制度已不再为诸侯国所秉持，为了土地、人口和财富，诸侯互相征战，“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李宗盛《凡人歌》）。

而孟子却是专门提倡“仁政”的，并周游列国，游说各国国君，试图推行其政治理念。

孟子来到了魏国，见到了梁惠王。梁惠王对孟子应该早就有耳闻，因此还是接待了他。但梁惠王比孟子大近30岁，他开口对孟子的称呼却是“叟”。“叟”是对老年人的尊称，大概有点“老先生”的意思，如智叟。梁惠王说：“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你老先生不远千里来我这里，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啊？但比孟子大近三十岁的梁惠王这样称呼孟子，未尝没有点揶揄的意思。《孟子》是孟子和他的弟子能自己写的，其中的意思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1·1）

在孟子眼里，谈钱就俗了，但孟子大概见多了这样的场景，也不生气，说：“大王何必非要谈利呢？治国理政，推行仁义就够了。如果国王只是想着怎样才能使他的封国获得利益，大夫只是想着怎样才能使他的封地获得利益，那一般士子和老百姓也都会想着怎样才能使自己获得利益，这样，上上下下都追逐私利，那么国将不国了！在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里，杀掉它的国君的，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里，杀掉它的国君的，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万辆里头，大夫就拥有一千辆，在一千辆里头，大夫就拥有一百辆，这些大夫的财富不能不说是够多的了。但是，假若大夫们把‘义’抛诸脑后而事事‘利’字当先，那他不把国君的一切都夺去，是不会满足的。从没有心存‘仁’字的人会遗弃他的父母的，也没有心存‘义’字的人会怠慢君主的。大王只要讲仁义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讲利呢？”你如果只讲利而不讲仁义，就不是君子而是小人了，因为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4·16）

治国理政，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主要的，应当是确立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也就是以什么样的理念来治理国家。没有治国理念，或者治国理念偏激，都必然导致亡国。人类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制定了要求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推崇尧、舜、禹、周公，坚定的试图恢复周朝的礼乐制度，倡导仁义礼智信，政治上推行“德政”，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2·1）孟子传承和发展了儒家思想，政治上推行“仁政”。当礼崩乐坏的时代继续发展下去，人类早期制定的共同行为规范必然被抛弃，而代之以人类灵魂深处的自私自利、凶狠残暴，而如果这样的理念成为统治者和人民的共同理念，社会就必然倒退了。

但是，人类灵魂深处的自私自利，是推动人类自身发展的动力，是人类的本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但本性也不能无限制发展。孟子讲仁义，也并非虚无的概念，而只是强调在此理念下发展经济，让诸侯、大夫和百姓获取利益。利益的获得又促进了仁义的推行，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

性善论是孟子的核心思想，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仁政思想，同时，孟子的人格论更有着独特的魅力。大丈夫、浩然之气、舍我其谁、舍生取义等，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着后世。而将义利之辩放在《孟子》的首篇，无疑也有着重大的意义。指导思想，是治国理政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走不同的方向，而最终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