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一一矿井深处
1970年5月，17岁的我正式参加工作，到石嘴山一矿采煤二连当了一名采煤工。
那时 一矿开采的是烟煤，矿脉由东往西下斜，越来越深。运输方式是斜井运输，第一个运输车场是974车场，也就是海拔974米，地面大概海拔1000 多米。依次向下有830、600水平车场。 矿上的机械化水平也是逐步提高，开始是矿车运输，绞车提升，后来是大皮带运输。掌子面（采煤工作面）的支护材料开始是木柱子，后来是铁柱子。铁柱子有两种，早期的柱身有多个条形孔，需用钢制锲子用大锤打进去，依次把柱心抬高撑紧。后来的铁柱子外壳没有孔，改用升柱器，劳动强度大大降低了。一棵可升高2米的铁柱子大概120多斤。至于以后的液压支柱，掩护支架就更先进了， 就连我们头上的安全帽也越来越好，由最早的柳条帽逐步换成了钢化玻璃帽，外形好看了，强度提高了，自然安全性也就更好了。安全帽上配戴的矿灯也是由大到小，重量减轻，亮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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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质构成的不同，一矿的煤分成九层。在我的记忆中，开采的有三层煤，五层煤，六层煤，八层煤。其它的煤层可能是因为煤质或其它原因没有开采。
我刚到采煤二队时，干的是三层煤，三层煤总高六米多，分三个层面开采。三层煤煤质不是很好，夹矸多，夹矸中还有硫磺胆，味道很呛人。掌子面长100多米，大概有20度的坡度。开采方式是长壁式炮采。 打眼工用电钻打眼，钻杆是麻花式的，用于爆破的炸药是硝铵炸药。炮声响过，连煤带矸石堆满采面，负责攉煤、支柱、回收的大班工人，由下向上，边攉煤边一节接一节的向上铺溜槽。溜槽是铁质的，表层镀的搪瓷。溜槽从下溜子头一直铺到上溜子头。 工人们分段作业，俩人一组，叫“一把锤”。工作条件艰苦时，也有三个人一把锤的。带锤的是师傅，被带的是小工。我刚上班时，就是和潘祖海一把锤，他是师傅，我是小工。那时，带锤的一般都是五级工才有资格。我师傅是六级工，名叫潘祖海，人称潘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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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当采煤工的那个时期，工资标准是全国统一的，不管到那，几级工每月工资多少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类别和地区差。我所知道的类别就有矿建级，服务级，土建级。同是二级工，矿建级月工资44.48元，服务级是42元多，土建级则是48元多。所谓的地区差，就是把全国分为若干个地区，享受不同的地区津贴，就是在月基本工资之外，再加个百分点。石嘴山被定为11类地区，地区津贴是百分之八。 我刚下井的时候，是二级工，不久被调为四级工，月基本工资60.88元，入井费开始是每天0.4元，后来调到0.6元。记得那时我上一个月班，可开到80多元钱。我当采煤工时最高级别是五级工，月基本工资71.21元。师傅六级工，月基本工资83元多。队长勾进德那时是七级工，月基本工资90元多。八级工月工资101元，是党员的，月交党费1元。据我所知，那时一矿只有三个八级工，他们是高元忠，王玉华，邵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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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煤队在矿上是生产一线，采煤工属特重体力劳动。在那个什么都要计划，什么都要票证，什么都有标准的年代，粮食供应自然更是如此。那时人们的吃粮有好几个标准。采掘工人每月54斤，而且多数是细粮。井下二线每月50斤。还有其他被称为重体力劳动的每月45斤。一般的32斤。社会居民每月27斤。
采掘工人之所以吃粮标准这么高，听说还有个故事。说的是建矿初期，负责商业、粮食等物资供应的部门，为了了解井下工人的实际情况，专门组织人到井下实地考察，但他们只是在井下的大巷、工作面走了一趟，就累的受不了，别说干活了。由此他们得出结论，井下工作确实辛苦，定多高标准都应该，于是才有了这个54斤。 对于我来说，一月54斤粮是吃不完的，记的我那时一月有40斤粮也就够了。吃不完的，自然补贴了弟妹。
井下工作的辛苦，不但体现在劳动强度大，安全性差上，还有就是脏。一个班下来，满脸都是煤灰，只有眼睛明亮，牙齿雪白。平时，眼睫毛、耳朵眼、鼻孔里都沾着煤灰，怎么都洗不干净。即使是十天八天不上班，身上的毛孔还是会溢出灰来。白衣服穿在身上不用一天，衣领就成黑的了。 讲个笑话吧，是老工人侃的荤段子。说是一个妇女去医院看病，医生掀开她的衣服检查肚子，问那妇女说，你的肚皮怎么这么脏，妇女回答说，我男人是下井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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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年，矿上再次组建采煤六队，我被调了去。在采煤六队，我的头上开始有了不大且不同的官帽，团支部书记、副排长、基干民兵排长等。再有让人高兴的是，师傅潘祖海又和我走到了一起，他是排长。
但凡世上的事，无不利弊同在。这不，看起来个人有点光鲜了，可肩头有了担子，经历的危险场面也多了。六队大部分是参加工作不久的新工人，因此我这兵头将尾的官，更要事事亲历身为，凡是难干的活，危险的事，你都要冲在前面，有好几次我都身处险境，有一次还差点丢了性命。
那天我和副队长李武一起下井，两人约定，他到下顺槽溜子头等我，我从上回风巷下工作面。当时我们干的是八层煤，煤层高度平均也就80公分左右，最高不过一米。最低处只有50公分左右。工人干活只能是蹲着、坐着，个别地方则是只有爬的份了。
井下情况不明，我和李队长先下井，工人在待命。八层煤工作面空间狭窄，一放完炮，老空一侧全被煤堆满，人只能从溜子道进入工作面。所以我和李队长特别约定，不见我的面绝不能开动溜子。
我一个人从上溜子头沿溜子道或蹲，或爬，艰难的向下溜子头行进。当行至工作面中部最低的一段时，我头朝上，脚朝下，在溜子上向下挪动，肚子紧贴着溜子，背部紧贴着顶板。万没想到的是此时溜子开动了，我心中大惊，冷汗直冒。溜槽中的挂板擦着我的肚皮而过，我想挪开身子，可受环境限制，动弹不得。这时，随便一块石头或是一块板梁从溜子通过，就一定会豁烂我的肚子。我极力想脱离险境，左动右挪间，腿一弯，膝盖却又触到了挂板。此时我眼前一黑，心想完了，命休矣。万幸的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溜子停了，我迅速离开了溜子道，松了一口大气，合着我命不该绝啊！真的是生死一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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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到了80年冬天，几月忘了，师傅和我又分开了。不过这次分开不同于二队的时候，那是暂别，而这次却是永远。师傅去了那个世界，我还在人间。
那天上的夜班，我带着几个工人先于大班到工作面，打眼、放炮，做准备工作。师傅带的大班。
我们放完炮后，工作面一切正常，我们在上溜子头的老空处休息，等候大班到来。不长时间，师傅从下顺槽上来了。我俩相互交流了有关情况，我即离开老空准备升井，此时别的工人已离开老空。
我转身走了几步，也就刚进入回风巷，只听得身后咔嚓嚓嚓声响，我立时意识到，冒顶了！我紧窜了几步，老空已垮塌到我身后。待定下神来回头一看，师傅已脸朝下被塌垮的顶板压在上溜子头上。看不见师傅脸的全部，安全帽歪着。我到跟前把师傅嘴边的煤扒拉开，心想让他先能够呼吸。然后又叫人过来，打了两棵戗柱，目的是控制冒顶区域扩大。
再细看冒顶的情况，师傅整个身子被压在溜槽边框上，一动也不能动，也没有任何声响。我知道我已无力把他弄出来了，情况很严重，凶多吉少。我给调度室打了电话，汇报了情况，然后就是等救护人员到来。
时间不长，副矿长赵永昌带着局救护队的到了现场。经过一番紧张施救，师傅被拖了出来，但已经是没气了。我看他的裤裆处，粪便都挤了出来。
升井后，我跟着救护车到了大医院，经医生检查确认死亡后，师傅的尸体被安放到太平间。回到市里，我又陪同保卫科的人到他家，对屋内财产进行了大致清点。
待我回到家中，天还黑着，也忘了几点了，只记得我脱衣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眼前一片恍惚。当时墙上贴了一张毛主席和周恩来、朱德的合影照，一时间竟认不出是谁了。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