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书店

羊城其实不叫“羊城”，把一个北方小镇叫做“城”，言过其实，挺难为情。而书店老板殷老师也不是“老师”，只是大家都这么叫，叫惯了。

零四年，七月，殷老师带着他十岁的儿子来到羊城。他在镇上租了两间房，一间卖书，一间睡觉。吃饭，是房东包圆，他每月给房东付伙食费一百五十块。房东是个六十来岁的小老太，姓余。老头子十年头前害了大病，走了。闺女早就远嫁信阳，算是山高水远。儿子出息，在省城结婚成了家，东奔西走，为稻梁谋，倒也混得不错。她一个人这么住，也有十来年了。儿子把她接走过，她去了几天，嫌城里楼太高，路太宽，人太多，心慌，自觉无福消受，凭着八匹马都拉不回的决心搬回来了。一回来，心也不慌了。余老太除了身边无儿依，无女伴，思外孙女，想大孙子，不缺啥，不短啥。

余老太太善良哟。想想，一个一米八多的老爷们儿，一个一百来斤胖大小子，要想管饱，吃完还得打嗝儿，那点伙食费，哪够？旁人问：“收租收的好好的，老太你怎么还当起了保姆，伺候起人了。”余老太爽快：“一口饭做是做，两口饭也是做，就再多加双筷子费个啥！”

余老太心里的算盘也噼里啪啦响，算出笔明白账。要说一个人是自个儿想吃啥就做啥，好不自在，但生火只做一口饭，她也嫌折腾。她爱辣，尤爱麻婆豆腐，但炒一盘愣是得吃三顿才干净，她也够受。细算这几年，剩菜剩饭余老太没少吃。有时候懒得做了，一碗热水放两个鸡蛋糕，热气腾腾，软软塌塌，也算顿饭。但余老太对这爷俩儿也是有话在先：“我做啥，你爷俩儿吃啥！”殷老师的普通话文明又客气：“不挑，不挑，我们不挑。”余老太一辈子没出过几次县城，哪儿听得惯普通话，听的浑身刺挠，逢人就嘀咕：“瘦瘦高高一体面人，说话怎么这样？”

殷老师的书店开业了，没有鞭炮和花篮，但也不至于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书店像扔进水池的石子，还激起了镇上不少好文弄墨之士，开诊所的龚大夫算浪花一朵，但凑热闹的看客才属更大的水波。进门凑热闹，殷老师也欢迎，开门营业嘛，笑脸相迎是本分，有枣没枣，都得搂三杆子。但那些做家长的带孩子来，总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这里没有任何一本教辅资料，《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妻妾成群》倒是摆得显眼。就连余老太都看不下去了：“小殷啊，你这还是个书店吗？连个毛主席的书都没有！这还是我的房子吗？藏了一屋子女人！”殷老师无奈啊，害臊啊，这也算金屋藏娇？没几天，门口的书架换成了厚厚一摞《毛泽东选集》。

换是换了，还是没有家长愿意让自家孩子来这儿，但龚大夫一直都来得很勤。

龚大夫的诊所就在殷老师书店的对面，俩人是远亲不如近邻里的近邻。龚大夫在镇上是个名人，但往回倒，他祖上没人当过医生。龚医生有个不省心的爹。他爹老龚生来一张巧嘴，练就了“口吐莲花”的本事，凭着一张嘴，结识了镇上的三教九流，喝了一肚子的酒。他还有两条勤快腿，为东家跑跑事，为西家拉拉理。一来二去，他爹被吹成了“平事”的能人。走在大街上，总有人向老龚热情招呼，老龚当真了，点头，摆手，装得像个乡干部。但在龚大夫眼里，老龚游手好闲。

龚大夫从小就话少，性子独，打记事儿起就不喜欢他爹老龚。他好静，老龚好张忙。他一年到头和老龚也说不上几句话。老龚嫌龚大夫是个闷葫芦，从小没少打他。老龚有一次喝醉，把龚大夫绑到门口的槐树上，笤把打断了，龚大夫他娘被老龚气昏过去了。龚大夫那时十五六岁，这仇他记下了。直到老龚做了古，龚大夫一喝酒就提起他爹，一提起他就一定说一句话：“他瞎张忙一辈子，也没活逑明白，别人一捧，他就上头。”

龚大夫够挣气。二十来岁在新乡医学院求了真经，后来在北京、石家庄、郑州逛了一圈，跟别人干不惯，他回到镇上，开了自己的诊所。四街五巷，都知晓他业务精湛，骨子里透着冷静的劲儿。人人一张嘴，个个赛喇叭，龚大夫的好名声被传开了。镇上真能和龚大夫说得上话的人不多，殷老师算一个。龚大夫60年代生人，比殷老师大十多岁，但他看得起殷老师，和殷老师说普通话，他觉得书店老板不能叫老板，流气，得叫老师，老师好听，这么着“殷老师”就被他叫出名声了。

龚大夫日子过得殷实，甭管一年三百六十几天，他家顿顿吃肉也吃不穷，他有闲钱买书。龚大夫过了四十岁读杜诗有瘾。他手里有本《杜工部集》，是在别人手里淘来的。三十来岁时，他去湖南岳阳同学乡下老家住，在他同学牙牙（叔叔）家翻到了一本《杜工部集》，那书躺在破木匣子里，睡死过去了。他同学牙牙是个庄稼人，山里生山里长，那叫一个淳朴，杀鸡宰鱼饮黄酒，三天，愣让龚大夫胖了五斤。临走，同学他牙牙打包了三十斤山货给龚大夫，龚大夫城里那套客气礼节在这里行不通，人家的盛情是真的，同学牙牙的热情淳朴把龚大夫感动的眼睛一酸，不做假了，山货收了。他是真不客气，把那本《杜工部集》连同三十斤山货都扛回来了。送他出山的路上，同学他牙牙拉着他说了一堆话，他听不懂，看着同学，同学翻译：“我叔叔说，你有机会一定要再来。他年纪大了，晚几年架子散了，酒杯就端不动了。”回去的火车上，龚大夫抱着那本书，翻到《赠卫八处士》，高兴不起来，念叨了一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有一次，夜里，龚大夫喝完酒拿着那本《杜工部集》来书店找殷老师。殷老师给龚大夫倒上茶，点上烟，自己也燃了一支，拿着书看了一阵，说：“老哥，这不是老书，是仿制的。”龚大夫长“咦”一声，问：“这重要吗？”他醉眼眯着看殷老师：“诗是真的就行。”殷老师说：“老哥，你说到垦节儿上了！”殷老师给龚大夫点上熄了的烟，又坐回，继续翻那本《杜工部集》。龚大夫醉了，仰脖瘫在座椅上呼呼大睡，烟屁股烫到指头才把他弄醒，他媳妇过来扶她回家睡觉，小孙子抱着诗集走在他后面，学他歪歪扭扭走路的样子，咯咯笑。

湖南有个学者叫叶德辉，他有句名言：“书与老婆不外借”，殷老师可没这个忌讳。书，他不借，直接送。至于老婆，殷老师从来没提过她。知道龚大夫爱杜诗后，殷老师就把自己那几本收来的杜诗都送给了龚大夫，龚大夫打趣说：“我也没啥好送给你的，给你包点药吧？”殷老师大笑：“这可不是什么好东西。”龚大夫说：“不病，不知道这玩意好！”再往后，殷老师去诊所拿药，龚大夫一文不收。

当年中秋，龚大夫支了个铜炉，切了两斤羊肉，买了几头糖蒜，备了一斤白酒。夜里，请殷老师来家涮羊肉。殷老师特意让余老太只做了她自己的晚饭。殷老师拎了一兜橘子，一进屋就连连致歉：“老哥，大过节的登门，实在过意不去。”龚大夫说：“跟我客气啥！”又问：“孩子呢？”殷老师说：“去亲戚家了，几天了。”又问：“嫂子没在？”龚大夫说：“中午儿子一家回来过节，天擦黑回去了，她躲清闲，跟去玩两天。”他又指指桌子上的饭菜，说：“就咱哥俩，都齐活儿了。”两人落座，龚大夫说：“等你剪彩，开吃！”

一口涮羊肉，一口糖蒜，一口白酒。一盘羊肉、三两白酒下肚，龚大夫带头抒情。他说：“年轻时，我也写些分行的东西。”殷老师说：“你是说写诗。”龚大夫说：“写诗这阵风是从北京吹来的。”殷老师说：“跟着着西伯利亚寒流吹来的？”两人哈哈大笑，他又问：“风大迷住眼了？”龚大夫吐出一口浓烟：“那时候我看见食指写他的紫葡萄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就想，妈的，我的紫葡萄谁给摘走吃了。”“那时傻逼啊，但是真好啊！”殷老师说：“当真那么好？”殷大夫嚼了一阵嘴里的羊肉，麻酱顺着嘴角往下巴流，他用手一抹，俩人举起酒盅，杯子亲嘴，他哈口酒气，说：“你问住我了。”又说：“我想想，想清楚了跟你说。”他一时没想通，啥也没说。殷老师低声说：“老哥，我还在写呢。”龚大夫说：“长的短的？”殷老师说：“都写。”龚大夫说：“你说说，我听听。”殷老师看着手里的烟，停了一阵儿，说：“小孩没娘，说来话长。”龚大夫说：“那就再喝，人醉了，话就醒了。”话声未落，酒盅又起。俩人都醉了，凌晨才肯散去。一夜，似乎说了很多话。

次日，他俩都是过了半晌才开门营业。龚医生给殷老师拿了一瓶葡萄糖，俩人各是一脸苦瓜相，相视一笑，皆摇头摆脑，意思是——都不小了，大酒伤身。晌午过罢，龚医生还是全无食意，他泡了杯浓茶，坐在诊所柜台前，望着殷老师的书店。茶叶在水杯里伸伸懒腰，舒展起来，屋外的风不断搬走云，龚医生有些困了，趴在柜台上睡了。他做了一个梦。皖南边陲的山村，傍晚，十三棵柿子树迎风站立，橘黄色的柿子像漂浮的红灯笼，一个男人在第一棵柿子树下弯腰捡起一个树杈，在地上比划，然后毫无规律挥动手臂，朝第十三棵柿子树的方向走去。他要去的地方，光藏在风里，忽闪忽现。第十三棵柿子树的下面，有一个女人站立，是年轻的背影。龚大夫跟着那个男人也朝着那边走去，一个胖娃娃在身后拽住他的衣服，胖娃娃兴高采烈：“叔叔，我把爸爸的书藏起来了，你能找到吗？。”龚大夫说：“瞎喊，叫爷爷。”胖娃娃说转身奔跑，回过头大喊：“就不叫！就不叫！”龚大夫追在后面，喊道：“你慢点跑！别摔跤！”突然，身后又传来男人的声音，他看到那个男人站在第七棵柿子树下向着第十三棵柿子树喊：“姐姐，红帐幔里你给我织的帽子，我在北塬的菜地跑丢了。”女人消失了，像藏在风里的光，消失了。男人又回头，向着龚大夫喊道：“老哥，我把写了二十年的日记，塞到筑坟的砖缝里。”龚大夫看不到男人的脸，他向着男人走去，走了一身的汗。突然，他听到了殷老师的声音：“老哥，喝点热汤。”他被叫醒，看见殷老师端着一个大碗站在他面前。殷老师说：“老哥，我让余婶做了点酸汤面叶，解解酒。”他拿手抹脸，一脑门子汗，愣愣神儿，接过碗，说：“余婶子的私厨能点菜了？”殷老师说：“她瞧我难受，说他老头子喝完酒就好这口。”他嘿嘿笑，又说：“余婶是个好人！”

一碗酸汤面下肚，一阵暖意从脑门蹿到脚尖，龚大夫整个人像杯中的茶叶，舒展开来。他后知后觉，梦里的男人就是殷老师。他给坐在对面的殷老师让烟，自己也点上，说：“昨天喝醉了，忘性大，你说孩子被弟妹带走了？”“老哥，离了，不是弟妹了。”龚大夫说：“我梦见你回安徽老家了，你来河南就为了她？”“她跟一个做建材生意的河南人走了，我就来了。”“舍不得？”“以前舍不得，现在来这儿不为她。”“为啥？”“她要离婚，我不离。拉扯半年，我累了，离就离吧。那个河南男人对她不错，有钱，有病，老婆得癌症死了，他娘胎里带的病，不能生，就打我儿子的主意，要把他带河南来，给我精神补偿费。妈的，看我过得寒酸，逼我卖儿子？”“别说气话，不中听。”“她狠了心了要把儿子带走，说跟她来河南不吃苦，那男保证一定对她俩好。我那段日子是个死人，她跟我说，一开始跟我好是真心的，现在一定要离也是真心的。想想这娘们儿说的话，再想想孩子，就在协议上签字了。”殷老师又说：“她还说我一辈子不会有啥大出息，但能答应和她离婚算个好人，要是听她的，家里的书店就别开了，也别抱个本子整天写了，写不出个逑，我受罪，本子、笔也受罪。她还让我记住，离婚不全为了她自己。”殷老师吐了一口烟，说：“她俩走了，我爸妈不依，整天闹，我爸气不过，喝完酒把我的书店烧了。这事我不怪他，他是爹。我哥日子过得不错，但因为我全家闹得鸡犬不宁，他心气也不顺，他劝我不如出去散散心，我听劝，把手里的积蓄留给他一半，补贴老人家用，就出来了，三年没回去过。”“三年都在河南？”“我去了北京，投奔在广告公司做策划的同学，做编辑，写点唬人的东西。起初紧紧巴巴，后来日子也过得过去。现在，我觉得那娘们儿说得对！成功离我太远了，我就当个好人就算了。”“那你怎么又来河南了？”“我想儿子了，我同学劝我别来，自找没趣儿，我和他说北京不是我这种人待的地方，我只低头犁地，不爱抬头看路，北京容不下这样的外地人。后来，我打听到她们娘俩儿在这儿，我就来了，”他又说：“挺对不起我同学。”

龚大夫看了看殷老师，拿茶瓶给殷老师的杯里续水，说：“我说这段时间我怎么没见这孩子。”殷老师把杯子捂在手里，转动着，说：“我后来见到她娘俩，快认不出来了，看得出来都过得不错，孩子长得结实，没少吃肉，她妈瘦了，也白了，透着富贵，不愁眉，也不苦脸了。”“孩子和你亲吗？”“他敢不亲！”他说：“我刚在这儿落了脚，就和她妈商量把他接过来住了一段时间，她妈说做人得讲情义，就让他过来了。”“开学走了？”“是，头些日子他妈给他接回去了，余婶以为她去城里读寄宿学校，老也不回来，一做饭就念叨，挺想他。”殷老师又压着嗓子说：“不过孩子和我客气，让人难受。”龚大夫说：“你打算把孩子带走？”殷老师说：“她对我讲情义，我对她也得讲情义。”龚大夫说：“这叫以德报怨？”殷老师摆摆手说：“她刚过几天安生日子，我别再给她添堵了。”龚大夫说：“妈的，我要是离婚了，也得朝你学习。”殷老师说：“你日子过得好着呢！”龚大夫站起身来走到门口，探出头，看街上行人走过，自言自语：“鸟多了，啥林子都有！”殷老师听见了，问：“我算个什么鸟？”“好人！”龚大夫又问：“兄弟，精神损失费你到底要了没？”殷老师说：“要个逑！”两个人哈哈笑，龚大夫又说“那算好人！”他又接着问：“你写的东西什么时候让我瞅瞅？”殷老师说：“脏了您的眼。”龚大夫咦一声：“算不上好人了！你就藏着掖着吧！”说完，屋里热闹起来，笑声搁屋外也听得清楚。

日子赶着日子跑，日子叠着日子过。冬至，龚大夫还去书店找殷老师喝酒，过了小年，诊所就关门了。龚大夫住院了。殷老师去看他，他瘦得像个劈材。殷老师说：“老哥，怎么回事？”龚大夫说：“老以为抽了几十年烟，也不说咳嗽，就想着像毛主席他老人家那身板儿一样硬，谁知道还是肺上出了毛病。”“厉害吗？”“癌，查出来时就晚了。”龚大夫的媳妇一句话也不说，就背着他坐着抹眼泪。龚大夫说：“我想着我能扛住呢，医生不跟我说，我死缠烂磨，她还不说，她不说我就当她说了，我啊，到底还是活得唯心，还是怕死，也不知道给我搁到解放前，我是个啥货色？但肯定当不了英雄！”殷老师问：“胃口怎么样？想吃点什么？”“别操这心了。”又说：“涮羊肉，就糖酸，就酒，怪好，就是不行了。”说着说着，龚大夫眼睛一酸，眼珠子一红，泪就要下来。医生来查房，刚好碰见他抹眼泪，说殷老师在影响病人情绪和病情，要把他请走。龚大夫见状就要急，一辈子没发过大脾气的人，把杯子、碗都摔了。女医生大肚量，体谅龚大夫，知道不是冲她来的，也不生气。龚大夫的儿子、儿媳、老伴儿轮番上阵劝他，他越哭越伤心。殷老师心里不落儿忍，下楼，看北风刮着雪乱飞，他裹紧衣服，往雪里走。

龚大夫是正月十七去世的，临终前他交代了几件事。一是丧事简办，不办最好，要办也别请响器班，他嫌太吵。二是上坟别给他烧纸，坟前烧书，一次一本，别多了，先紧着他柜子里的书烧，烧完了再从殷老师老师那儿买新书。三是诊所别再开了，养老的钱他攒够本儿了，剩他媳妇一个人花，花不完。

龚大夫的丧事是他儿子操办的。儿子给他请了响器班，摆了大阵仗，又请来镇上扎纸人的刘师傅扎了一栋别墅和一辆小轿车，烧纸上拓的都是一百的人民币，龚大夫的坟前，一把火，全烧了。丧事办完，亲戚、邻里都说龚大夫的儿子孝顺。龚大夫的儿子是在一天夜里来找殷老师的。他搬来了一大箱子书，说：“叔，我爸想悄没声走，但我还是按规矩办了丧，不是我不听他的，人活着不能光为自己，死了也不能光为自己，我不能让一家人被旁人说闲话。叔，我爸的书我都给你搬来了，你俩说得着话，叔，你没事儿去看看他。”他又从箱子里拿出那本《杜工部集》，说：“叔，我爸说这本书得给你，不值钱，是个念想。”说完，殷老师接过书，望着路对面，诊所的铁皮门拉着，窗子里没有一点亮。一眨巴眼，他哭了。

半个月过去，诊所开门了。龚大夫的侄女也是个医生，她接下了诊所。诊所开门后，殷老师不常去诊所，诊所里也不再常有人走进书店。只是有时候，殷老师坐在书店写东西时常往对过看，每次看都是一个穿白大褂的女人，这让他有点晃神儿，于是，他便连这个毛病也改了。

殷老师去看过龚医生几次，也不说话，他每次都先给龚医生点上三根烟摆在碑前，自己也抽上一枝，看着一本书燃完，就起身走。他最后一次去看殷老师是立秋后的第一个晚上。那晚，他给龚大夫点上三根烟，立在碑前，又给自己燃上一根，他用火机点燃一本书，然后将燃烧的书扔进他搬来的整箱书中。火光慢慢映照四周，桐树的样子清晰了，柳树的样子清晰了，风吹动火，风的样子清晰了。殷老师想起他在自己的小说《三城记》里写过一句话——姐姐，红帐幔里你给我织的帽子，我在北塬的菜地跑丢了。他觉得此刻穿过脖颈绕过身体的风是北塬的风，桐树是北塬长出的桐树，柳树是北塬生出的柳树，火是父亲醉后点燃的火。风穿过林，树叶沙沙，他听到龚大夫说：“我老觉得过去好，那是个误会，很难解。”殷老师站在坟前，张嘴说：“是。“他又说：“也该丢掉。”四周没有回声，火熄了，风和树都伏进夜里，他扔掉烟头，转身离开。

秋天没过几天，殷老师离开了羊城。他要走，余老太舍不得，说：“你这一走，听不见你说普通话，我耳朵不老得痒。”她又说：“你这一走，我又要残汤剩饭往肚里倒了。”殷老师说：“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余老太摇头摆手，说：“说的啥？听不懂！”殷老师把那套摆在书店门口的《毛泽东选集》留给余老太，余老太用红布把它包起来放在衣柜里，她说她得留好，等她孙子识字了，留给他读。

殷老师走后，余老太涨了租金，把两间屋子租给蒸馍的一对夫妻。这两口是过日子人。为了省事，也为了省钱，他们用红油漆把原来的招牌涂掉，红底黑字改成了“蒸馍糖包花卷”，字写的歪七扭八，把整个招牌占满了。每次蒸屉一掀，招牌就藏在了一团白气里，白气散去，红底就更红了，黑字就更黑了，像新的一样。

余老太喜欢把靠椅摆在馒头店门口，坐着。馒头店比书店热闹，人来人往，热气腾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