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生命的故事
我坐在母亲的病床前和她聊天。重症病房就在护士站的对面，一个大房间，两边各三个病床，中间有挺大的空位，病房的门是双门。
穿着蓝色衣服的两个男护工推着一个临时病床进来，上面躺着一个男人，他的眼圈很深，就挂在他眼睛周围，脸有些椭圆，鼻子挺，并且插了两根管子在他的鼻孔上。他微微闭着眼，嘴唇张开，一副很虚弱的表情。他的妻子和儿子跟在床的后面，手上拿着杂乱的行李。
护工就把他的床停好在母亲的隔壁位置。
我们和他聊天中发现，他和母亲是一样的疾病。但是他比母亲要轻一些，母亲转到这普通病房的重症病房之前，已经在ICU治疗过一个月多，而他只待了一周就从ICU转下来了。
于是他和母亲像遇到知己一样开始抱怨起来。
“不能吃东西，这是最痛苦的！饿到胃都在绞痛，看到木头都想吃……”他和母亲聊着，他的声音很粗狂，即使他很虚弱，听起来也像喊出来的一样。
而母亲更夸张了，“要是旁边有一桶猪尿，我都能喝下去啊！”
我噗嗤笑了。我理解母亲，她几乎一个多月没有吃东西了，这个病不允许吃任何东西，所有的营养都只能靠打点滴来输入。一开始她总是哀求我们给她点吃的，“要饿死了，不病死也得饿死的”她说。照着医生说的，我们哪能给她吃呢！于是她就很生气地，把头转向另一边，不理我们。每次进去看她时，她就形容她如何如何饿，胃里如何空虚，饿到绞痛，饿到……
到现在，她竟是习惯了，不再和我们说要吃东西，还总是催我和哥哥去吃饭，说要吃好一点。
她讲那个猪尿的事时，是带着一种豁然的语气，说完自己都哈哈笑了起来。
他也笑了，接着说，“这病可真是折磨人。我这病发的很奇怪。就晚上喝了一点白酒，多吃了一碗白米饭，睡觉的时候就开始痛了，痛的我当时就想喝农药啊！”
他的妻子，穿了一件大红色的紧身短袖，胸部显得挺拔，黑色的阔腿裤搭着白色的高跟鞋，她留的是短发，看上去是时尚的。但是她一开口说话，就把农村妇女的形象表漏无疑。
“大姐，你也是这个病啊。”她讲话一停一顿，“我们是从新楼的ICU过来的。”
“难怪我没有在ICU见过你们。”我说。ICU的家属一般都是不允许进入的，所有家属只能在一个小的房间里等待着探病的时间。
他的儿子，一米六的样子，应该还在读初中。他一句话都没有讲，就站在那呆呆地看着。
“我还有一个儿子，才一周岁，我弟媳在家帮忙看着，哎……”
“啊，那也真是辛苦你了。人真是不能生病的”……
“我公公也得了肺炎，在县医院，我婆婆在照顾他。这日子真是要没法过了！”她讲话的时候，虽然讲的是生活很无奈的事，但我却并没有从她语气里听出太多低落的成分，她好像只是在陈述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一样，但言语中又透漏着抱怨和无助。
之后我们也没有在聊了。
第二天医生查完房后，他开心地对着母亲说“大姐，医生今天说我能吃点东西了！我姐姐就在福州，她说会给我带骨头汤来！”他声音里带着激动。
母亲说，“这么快就能吃了啊，看来你的情况还是很客观的。”
我和母亲都带着一股羡慕和嫉妒。
“老妈你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吃呢，唉。”
母亲没有说话。她静静地看着天花板。
她的姐姐，长得有些圆润，走路很重，一双黑眼圈和他弟弟一样，挂在圆圆的眼珠外面。
“唉，终于能吃一点东西了！”他大口大口地喝着汤。
“你别那么大口，和个饿死鬼一样！”他的妻子大声说到。
“就是饿死鬼啊！”
我们大家都笑了。
护士把他那根用来静脉输入营养的插在鼻孔的管子取掉了。
母亲的还在插着。
我和母亲说一些笑话，我用手机查了网上的搞笑的段子读给她听，以此来转移她的注意力，母亲也听的哈哈笑着。
他的妻子在这里看护他，儿子已经回家上学了。姐姐每过两天就会带着她自己的大概只有五岁的女儿来看他。
过了几天，他的鼻孔又插上那根管子了。
“哎呦，又插上了，难受死了啊！哎呦”
“本来还不能吃的，这个医生说能吃，吃了两天，那个医生又说不能吃，每天查房的医生说的话都不一样，到底搞什么嘛？”他的妻子在和我们聊天时说着。
“那就先别吃把。不吃总是好的，再忍忍把！”母亲回答说。
接下来每天都能时不时听到他“哎呦哎呦”“老婆老婆啊”的呻吟声，他的妻子很不耐烦地，“你叫也没有用，忍着把，别一直叫我，我会被你烦死哦……”
他也经常叫我帮着这个帮忙那个。都是很繁琐的事，有时我都烦了。
我想，一个大男人，忍耐力还没有我妈妈的强！
我用本地话和母亲说起他，母亲说“这男人比女人还懦弱，他老婆都快被他烦死了。”
我觉得很好玩，但我还是同情他的。躺在病床上的人有多痛苦，或许我们感受不到，但是做到理解却是很容易的事。
两个星期过去了，母亲转到普通病房。普通病房是病情不那么严重的病人康复的房间，每个房间只有三张床。我们在护士站过去的第三个房间，那里暂时只有母亲一个病人。我们都很欢喜，因为安静的环境对身体的恢复至关重要。
他的妻子时不时就过来和我们聊天。
有一次她过来问我们关于农村医保的事项。我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诉她，我说，“农村医保实际上报销的不多，你看周围的病人，全都是有单位的，几乎都不用自己出多少钱，像我们这种农村来的，只能憋在心里苦就是了。”
“就是说咯！”她特别喜欢用这句话，“就是说咯！我们也是农村来的，本来就穷，保险比例却少的可怜！不知道国家怎么想的，我们穷人生个病要怎么活哦！”
……
一天晚上，我已经回到学校了，二哥打电话给我，问我能不能赶到医院去，他说妈妈在去上厕所时他自行把打点滴的孔拆了好让母亲方便去卫生间，结果母亲在卫生间流了许多血，沿着孔渗出来。那时已经快要12点了。我说已经没车了，我早上早点过去把。
第二天我赶过去，经过大病房时他的妻子喊住了我，“小妹啊你妈妈在这个病房！”
我停住了脚步，转身跑进了重症病房。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没事了没事了，虚惊一场。下午就又能转回去了。”母亲虚弱的挤出微笑。
我心疼地看着她。
“没事就好啊。”我转过身，才发现她一直站在我身后。
回到之前的普通病房，二哥还是会经常跑过去看看他的病情，偶尔提提自己的意见。我有时觉得男人其实和女人一样，不吝啬各种能聊天的话题。
他们会很相信我们说的话。我和哥都戴着眼镜，一看就是读过书的，母亲的病和他一样而且更严重，于是他的妻子，姐姐时常都会跑过来和我们聊聊病情。
佳佳是我母亲在ICU的管床医生，母亲转到内科时她也刚好来内科学习。我见到她总是很开心地和她打招呼，她就抬起右手，露出她洁白的牙齿微笑着回应我。
有一天，哥从他那里回来，对我和妈说，他肚子里的细菌变异了，这里的药没有用了，医生说建议转去上海的医院，只有上海的医院才能治。
听到这个消息我觉得很难过。而且好像，我更多的难过是对于他妻子的。
“去上海怎么好呢，人生地不熟的，而且钱是个很大的问题，到时候住都住不起……”我们见到时总是会聊一两句的。
“我公公昨晚转到这里了，就在隔壁的科室，走几十步就能到。也是越来越严重了。”她喃喃着。
一天晚上，我想在走廊上走一走，经过卫生间时，我看到一个穿着红色衣服黑色阔腿裤短头发的女人在里面的水龙头下洗衣服。她很用力地用刷子刷衣服的背影莫名地刺痛我的内心。她的身体因为刷衣服而抖动，加上水流哗啦哗啦的声音，像是她在放声大哭，或许只是被我看成了如此吧。我走到走廊尽头的窗前，看着外面的高楼；像盒子一般的不同长度的公交车和小轿车穿梭在大大小小的街道上；花花绿绿的人群来来往往，然而我看不到他们脸上的表情。
有一天早上，我从学校到医院时医生还在查房，大家都被关在病房门外。
我看到她坐在靠近门的一张凳子上，眼睛红红的，她在用纸巾擦鼻子，鼻尖已经被摩擦得也成了红色。
我走到她面前，“你还好吧，不要想太多了”，我用同情和心疼的语气安慰她。
“哎！感冒了好难受啊！”她照样用她那一顿一顿的口气，“感冒了啊。”
我愣了一下，我以为她丈夫太严重了她伤心的落泪。“你这几天太累了，多喝点热水。”
“就是说咯，是有点累”。
我好像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感受到她流露出来的悲伤或是难过。
她是坚强还是麻木还是冷血呢？
我总是在观察着她思考我的问题。因为母亲在病情严重时，我是着急，担心，焦虑，烦躁不安等等各种阴暗面的综合体，好像没有不悲伤的时候。而我的表现也很明显，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不想说话，更没有心思去和别人闲聊。
我在用格子纸写学校要求预备党员要写的思想汇报。傍晚的时候，她两只手背在后面，悠闲地走到我面前，头伸向我写字的桌子，“小妹，你写的字很好看啊。”
“谢谢啊，呵呵。”我有点怕她靠近我，因为听佳佳说她丈夫的肚子里的细菌已经变异成会传染的细菌了。广谱抗生素已经没用了，需要用国外进口的抗生素，也许要转到上海才能治疗了。
我不说话了，想让她赶紧走开，但我没有说出来，我就用我假装很认真地写字来打发走她。
哥哥也不会跑去重症病房和他聊天了，怕把细菌带到母亲身上。
他的主治医生，也开始不耐烦了，为自己碰上一个这样的病人而恼怒。
上周和家属说要请协和医院的专家来会诊，结果等了一个星期还没来，家属就跑去问。结果和医生吵起来了。
“你们别来烦我了！赶紧转到上海去！要么就回家等死去！”
医生连查房都不想去了。好像也是因为不想靠近他。
“你不是说协和有医生能治吗？怎么还不来？”
“治不了啦治不了啦！赶紧转走赶紧转走！”
“你怎么当医生的？哪有赶病人走的道理！”
他的姐姐跑过来问我和哥哥关于这病的情况，因为母亲在慢慢恢复了，她像是还能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般，焦急地问着。
我们也把我们所知道的都告诉了她。
后来她继续回去那吵闹之中。
……好像闹腾了有一个小时。
我从护士站经过想要走出去，看见他的妻子现在一个阴暗的角落，背靠在墙壁上，发呆，脸红着。她好像很生气，看到我经过时也不跟我讲话。
我不知道具体怎么吵的。但我从她的神态里看出了被羞辱后的气愤和难受。
尊严无处安放的难受。
在医院里是常常能够感受到的屈辱。对一个达官显贵和一个穷人的区别对待，不管在什么样的小型社会里，都活生生地存在着，不需要任何其他缘由。
同情，只有同情了。自己也是农村来的穷人，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能力，有的也只是母亲的病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一片狼藉。我所能给予的，大概也只能是一个心疼的眼神，一句毫无作用的问候和安慰罢了……
之后我们熬到了出院。出院的时候，他们还在医院，并没有转走。
过了一个月，我从学校去医院给母亲拿药。还是在那层楼，我见到了佳佳，我问她，他们出院了吗？情况怎么样了？
佳佳的眼神也暗淡了，“他们直接回家了，没办法。”
当时我的心抽了一下。在我脑海中的，是一个穿着红色短袖和黑色阔腿裤的短发女人，拿着杂乱的行李，以及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应该是怎样的姿态呢？是坐在轮椅上，还是躺在临时床上，还是撑起无力的身子站起来，是走回去的？他能走多远呢？他的妻子扶着他吗？他还不能吃饭，他什么时候去世的呢？他是怎么去世的？他们走的时候，那些医生和护士在背后看着，是心疼地怜惜，还是在暗自庆幸终于摆脱了这个麻烦？……或许他并没有死，或许……
很久以后，我在武汉读研，听了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的一个教授的讲座。是关于噬菌体，一种杀菌的病毒来治疗细菌感染的医学方法。这种方法在欧洲许多国家都运用的很成熟了，而抗生素的滥用，其耐药性越来越强，对许多细菌不仅没有作用，反而加快感染。并且有研究和实例都证明噬菌体可以治疗用抗生素治疗的失败的病人。然而这种方法在国内是没有的。
那时我就想到了他，他体内的细菌，是可以通过噬菌体轻而易举就消灭的。
我还想到了他的妻子，她过得怎么样呢？她是不是还是一种天塌下来都还能淡定的说“就是说咯”。还有他的公公，他们父子俩都走了吗？还有她那个才一周岁的小儿子。
我想她的日子该会有多么凄苦。我想，她会熬过去的把。
我还想到了——生命。一个脆弱，一个坚强。有时脆弱，有时坚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