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春秋之一：卿制及军制 —— 8.66 晋国的分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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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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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齐景公主导、有卫、郑、鲁等北方主要邦国以不同程度参与的新联盟正式对晋宣战四年后的公元前497年（鲁定十三、晋定十五、齐景五十一），晋国六卿之间发生剧烈冲突，晋国也从此陷入长达八年（晋定十五、前497至晋定二十二、前490）的惨烈内战之中，齐、卫、郑、鲁先后参与出兵支持范氏、中行氏一派，并最终由齐国庇护了战败一方。

事实上，晋国诸卿之间的对立并未就此结束，直到又过了三十七年（晋出二十二、鲁悼十五、前453），晋国最终为韩、赵、魏三家掌控。尽管齐景公事先未必能够预见起始于前497年的晋国内战，也无由得知“三家分晋”的最终结局，但是六卿分裂的事实以及晋国崩溃的趋势是齐景公晚年亲历并且主动利用的政治现实。

那么齐景公自前501年（鲁定九、齐景四十七）起兵伐晋前后，晋国这种动乱的迹象是否已经显现出来并为北方各个诸侯国所了解呢？笔者将暂时偏离鲁国内部的军事动员规律，先从晋国在此阶段发生的内部变化入手，分析一下齐、鲁、卫、郑等国调整各自的外交立场采取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所处的时代背景。

其实就在发生这次动乱前夜，也即阳货在鲁国的政治威望和军事成就达到顶峰之际，晋国最后一次以相对团结并对外施加军事影响力的一次行动就是救援鲁国防御齐师来袭的“瓦之役”（鲁定八、前502）：

……夏，齐国夏、高张伐我西鄙。晋士鞅、赵鞅、荀寅救我。公会晋师于瓦。范献子执羔，赵简子、中行文子皆执雁。鲁于是始尚羔……（左传.定公八年）

此役后士鞅（范献子）又联合周王室出兵伐郑、卫，是其在春秋时期最后一次出现于记载之中。如果假定士鞅于晋悼公十四年（鲁襄十四、前559）伐秦“迁延之役”时已经以十六岁成年，那么其大致诞生于晋厉公七年（鲁成十七、前574）即晋楚“鄢陵之战”的转年；到了“瓦之役”时其已经七十三岁，超过古稀之年：

鲁定公八年“瓦之役”期间晋三军六正格局

如表所示，范献子最后出场的这一年，他这位资历深厚、从政超过六十年的政治老人作为执政上卿负责平衡六卿之间的利益关系，尽管在接待宋司城乐祁来访的事件上与上军将赵鞅（赵翦子）意见相左，但两人并未直接爆发冲突，可见其手段的老练；中军佐荀跞（知文子）于九年前（晋定一、鲁昭三十一、前511）在护送流亡的鲁昭公回国复位问题上与范献子意见不完全一致，但总体来说在六卿中立场相对中立；此外下军将、佐又分别与中、上军主要将领有冲突：

……韩简子与中行文子相恶，魏襄子亦与范昭子相恶……（左传.定公十三年）

这样，士鞅（范献子）除了自己主导中军外，一方面通过姻亲荀寅（中行文子）影响上军，另一方面基于他本人曾经在四十八年前的“栾盈之乱”（晋臧平八、鲁襄二十三、前550）中临时通过“曲沃之赂”与魏氏达成的利益纽带影响下军；同时还保持了各军之间、各军之内的对立关系总体达成了错综复杂的平衡关系：

范献子执政末期六卿之间关系略图

如图，绿色线代表现有的矛盾，而蓝色线代表偏正面关系。可见六卿之间尽管矛盾尖锐，但同时也存在诸多根深蒂固的关联，所以在有经验的政治家掌控下始终能够维持矛盾不会激化。一旦产生了某种冲突，总能利用同时存在的利益关联予以对冲。譬如分列中军将、佐的范、知矛盾，可以利用范、中行的姻亲关系以及知、中行的同族关系平衡，而范、赵争端可以利用赵、韩、魏的友好关系以及范、魏曾经的结盟来化解，以此类推。

当然潜在的风险也在于此，一旦有威望的执政老人故去，而其后人又未能延续原因的纽带，那么冲突也将立刻激化。结合记载，范献子很有可能大致于“瓦之役”当年或者转年初以高龄去世，而其继承者士吉射（范昭子）没有继承其与魏氏的友谊，始终处于相对弱势韩、赵、魏三族之间反而继续走近，这些因素的叠加将导致很快失去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