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时光
六岁那年夏天，父母在屋前的坪场上捶打着黄豆荚，我则端着一竹节做的木碗捡拾着散落在四周的豆子。
忽然，坪场下面的田埂上走过来了三个人，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笑容可掬的中年妇女。齐耳短发，衣着整洁，长得太像电影里的女英雄了 。
见了他们，父母热情地招呼，又是搬凳子，又是倒水，一声声的“老师”叫着，我惊讶地看着他们，心想：父母对他们这样客气，肯定是和姑姑、舅舅一样重要的亲戚了，心里不由得对他们生出好感来。
他们叽哩呱啦正说着，母亲一扭头，见我呆在一边正好奇的看着，便一手把我扯到他们面前说：“叫唐老师”。我正欢喜呢！便脆生生的叫了一声：“唐老师”。心里期盼着唐老师会象其他亲戚一样从口袋里摸出几颗糖来。她伸出手来摸摸我的头，上下打量着，笑着说：“可以”。
我见她没有糖给我，便失望地走到一边捡我的黄豆了，也很快忘记了这件事。
不久之后的一天傍晚，父亲从大江口集市回来，拿给我一个红格子的皮书包，里面装着两本小练习本，一个小文具盒，盒子里有一支铅笔，一块橡皮擦。让我背在身上，左右端详了一番，说：“齐了，你明天可以去学校报名读书了。”
我长达十几年的读书生涯，就此拉开了帷幕。
第二天早上，父亲叮嘱我到学校去找唐老师报名读书，我欢快地答应着，背着新书包随同工区的另外五个孩子出发了。这五个人当中，有两个读五年级，三个读三年级。
从家里出发，沿着山腰走了约一里路，就到了一处山窝里，路坎下长着三四棵如大人腰粗的松树，下面是幽深的山洞，洞口常年袅袅的地往外冒着烟雾。投几块石头进去，约一分钟后还能听到石块撞击崖壁的回音。
据说以前土匪杀了很多人，全丢进了这个山洞里。那些冤魂就变成烟雾从洞里冒了出来。
正好有一猫头鹰“喔”的一声大叫，“鬼来啦！”不知谁大喊一声，吓得我们拔腿就跑。我年纪小，自然是落在最后面，拼命的追赶，好在他们跑到一处叫长笼的狭长地段就停了下来，大约是跑不动了。
一年之后，他们都离开了这所小学。这一处山窝就成了我的灾难之地。
每当独自一人走到这里，就会把雨伞或斗笠偏向一边，遮住看向洞口的视线。若是晴天，就闭上一只眼，另一只眼也只敢微睁着，盯着脚下的路。只听见自己的心跳擂鼓一般，自己的脚步声也幻成了千军万马，屏住呼吸，掩耳盗铃似的， 快速地通过这一地段。
走出两边是陡坡的叫长笼的山冈，视线就开阔了起来，可以看到更远的高低不同的山峰了。
小时候经常望着家对面的山峰发呆，想着：太阳一下山就不见了，对面的山顶一定就是天尽头了。哪知道今天自己跑到天尽头后面一看，山外还有山呢！
从山岗下到一处平缓的茶树林，出了林子，到了另一处山岗，再下坡到了一大块平整的山坳里，就到了我生平的第一所学校。
这所学校是马王井和罗家坪两个村子共办的。学校就建在两村中间，两个村子和我家的位置刚好是一个正三角形的三个顶点。
学校是一座两层的木房子，上下各三间，下面正中间是办公室。
房子前面是一宽阔的土坪，左右各立有一木头做的篮球架，这土坪就是所谓的操场了。
周围是一溜白杨树，学校也因为这挺拔翠绿的白杨树而显得精气神儿十足。
在办公室，我又见到了那位可亲的唐老师。她在一本子上记下我的姓名，看过我书包里的东西之后，便拿了两本书在上面亲手写下我的名字，并装在我的书包里。领我到办公室左边的教室里坐了下来。
教室里共有十二个孩子，我们林场子弟有三个，马王井有四个，罗家坪有五个。唐老师的儿子也在其中，不过一年以后，他随下放结束的唐老师一起离开了我们，回到了洪江。
第一节课，唐老师让我们每个人站在自己座位上作自我介绍：叫什么，来自哪里。那两个村里的孩子互相是认识的，所以介绍起来，不免嘻嘻哈哈失了威严。唐老师拿着竹制的教鞭作势要打嘻笑的同学，吓得那同学一哆嗦，苦着脸，呲着牙，缩着脖子，准备接受教鞭的惩罚，哪知道教鞭已轻轻地落在他面前的课桌上了。
大家也都知道了，上课不听老师的话，是要挨打的。
接下来，老师就开始教我们“a、o、e。”刚开始大家精神十足，声音响亮地跟着老师读，慢慢的就困了，乏了，哈欠一个接一个。
中午自然是没有饭吃，也没有水喝。唐老师教我们唱了一首《两只老虎》之后就让我们睡午觉，一个睡长凳，一个睡课桌，一日一换。
我的同桌是马王井的一个叫黄生长的男孩，长得不丑，特别是那一口白牙，笑起来真好看。可他中午睡觉时在桌子上淌了一滩黄黄绿绿的鼻涕，幸好是他的那一头，但这也足以令人恶心了。所以在后来五年的同学中，我很少搭理他。几年后在路上偶遇到他，已长成一英俊的后生了，说起往事，他就朗朗的大笑！
下午又是“a、o、e”和一到九的读法与写法，令人心烦气躁，如坐针毡，第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放学回到家里是要写作业的。几个拼音字母和数字自然写的不甚整齐，大人们就说了：“读书不认真，考试不及格，是要挨打的。”
大人和老师的话，还有在学校的感受，使我开始厌恶起上学了。
读书并不好玩啊！
心里十分后悔当初那么甜甜的叫唐老师了。如果当初没有叫，唐老师一生气，很有可能就不收我这个学生了。那我就不用读书，不用作业，不用面对那可怕的山洞，也不用忍受没饭吃，没水喝的中午了。
然而我并不敢说出来，只是在心里期盼着老师会因为我字写得不好，就让我回家不用上学。谁知道老师却是手把手的教我写，一遍不行就两遍，三遍。
看来被老师赶回家而不读书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了。
一天早上，吃过早饭，正准备去学校，对面山岗上响起了一阵哭喊声：“你们大人都在山上做工，为什么叫我去读书？我就是不想去！”马上引来一阵哄笑：“那是！你看我们都不读书，天天在山上做工玩，几个好嗨哟！”原来是另一工区的田娃子，他羡慕大人们有工做且可以不读书。他便爆发了，追了父母一里多路，就是不肯去学校。
他的反抗当然没有成功，被母亲拿着棍子追打着押送到了学校。
我就更加不敢提不读书这件事了。一是怕打，二是怕邻居们笑话。
只有咬着牙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忍就忍了十多年，甚至是忍到了现在！
日子就这样慢慢的流淌着。
有一天下午放学回家，太阳快要落山了，昏黄的余晖映得人和树都无精打采。屋檐下的广播里传来播音员低沉的解说，伴随着令人想哭的哀乐：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
大人偷偷地神秘地说：“毛主席死了。”
我便问毛主席是哪一个，他立刻严肃的说：“毛主席都不知道？小心公安局来抓你去坐牢！”
我便默然了，心想：毛主席肯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要不公安局怎么会因为我不认识他而来抓我呢？
当天晚上，场部给我们送来了黑纱，每人一只，要戴三天的。
第二天早上一到学校，就看见老师正在用竹片、柏树枝、绿纸、白纸，编制着花圈。
巨大的毛主席像四周围了一圈黑纱，挂在办公室后墙的正中间。做好了的花圈一左一右放在下面。
村里的大人们扶老携幼沉默地从四面走来，来到原本只有我们师生的大操场上。
喇叭里响着让人想哭的哀乐。
大家都站在操场上，面对着办公室里的毛主席像，低着头，大气也不敢出，三鞠躬之后，听校长讲话，然后大人们又默默的回家去。
有些上了年纪的老婆婆，会扳着办公室的门坎跪下来，对着毛主席像长声哭泣，一边哭一边唱。我们立在旁边呆呆的看着，也止不住的流眼泪，仿佛是自己的亲人似的。
那几天，到处都静极了。很少有人说话，即便有人说话，也是低低的，急促的，赶紧说完，人人表情沉重。
追悼会开完之后，我们继续上课。
不到一星期，我们又活泼起来了。
一到下课，所有人都疯了。有人在学校后面的梨树上吊着打秋千；有人在白杨树下的草地上翻跟头；有人在操场上画地为牢跳房子、抓石子；还有人手里操一木棍翻山越岭的追着打仗。
每每上课铃声响起，还有三四个英勇的战士打仗未归。校长就蹲在办公室的门槛上，巴巴的望着操场边上的大路。他们一冒头便被校长拦了下来，绕操场再跑三圈。
然而，那间才挂过毛主席像，大家朝着鞠躬的办公室，是再也不敢进去的了，经过那里都要绕过去。
才六七岁，并不明白毛主席是谁，只是觉得有一个那么伟大的人那么隆重地死了，就死在那间办公室里，在心里，有些敬畏，还有些害怕。
死很沉重，重的让人喘不过气了。死是黑色的，从黑纱到人的表情，黑得让人不敢正视。死又是肃穆的，在死亡面前，只能哭泣，不能笑，也不能说。
大约一个月之后，办公室里的花圈被移放到楼顶的屋梁上，一直到我小学毕业还在。每当下午放学，被老师留下，放人的时候，已是暮色四合时分，心里越惧怕那花圈，越是要忍不住回头看上一眼，然后逃也似的飞奔而去。
爬上山岗，便能看见父亲正蹲在地头等我。他常常是在收工之后，如果没有见我回家，便知道又被老师留了，就一路走来接我。
但从不到学校来，只在学校后面的山岗上等着。见了我，便从怀里摸出一热乎乎的红薯，或者嫰玉米、锅巴之类递给我。
他只是笑眯眯的看着我狼吞虎咽，并不问我为什么被留，好像只要看到他的女儿平安便万事大吉。
二年级的时候，老师要我们写心得，贴在教室的心得栏里。我一浑沌小儿，哪见过什么心得，更不知道怎么写。
三年级的一个女同学就给了我一篇自己写的心得。她弟弟也在我班上，就让她弟弟抄前半部分，我抄后半部分。
交到老师手里，好一顿臭骂！“看看，你们自己看看，你们写的什么狗屁不通的东西啊！一个有头无尾，一个有尾无头，重写！”
终于在老师留校的威逼下，在老师再三的启发开导下，按老师的想法写完了交差。
从此，对作文就有了忌惮。天天要交的日记，翻来覆去的就那么几句话，毫无新意。
每次到作文课的时候，老师会给我们读一篇范文，之后，我们就天马行空的想象，搜肠刮肚的胡诌，交上去完事，得到的当然是老师的批评和严责。
三年级的时候，姐姐考上了县里的高中。放假回家来，行李里总有几本《小溪流》，还有大部头的小说。
书里面的故事和文章为我展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如此新奇，刺激着我，吸引着我。
我废寝忘食的读着这些书，四大名著也就在那几年读完了。
慢慢的作文有了起色，老师的表扬和鼓励也越来越多。数学的学习也通畅了。进入四五年级以后，学习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得以顺利毕业升入中学。
说起数学的学习，那真是感慨颇多。
从一年级到二年级，每天晚上写家庭作业，母亲便会坐到身边来，给我指导功课。她性子急躁，我又天生愚钝，每每有不会的地方，她三言两语过后，便大声的教训起我来，再然后便是栗子手敲上头来。我又气又困又迷茫，就嘟着嘴，含着泪，不说不动也不写，坐在那儿僵着。为这，挨了很多打。
到了三年级，母亲对我的数学感到无能为力了，我得靠自己奋斗了。
每次看到几个数学好的同学，三两下就把作业做完交给老师批改，得到满满的红勾，心里别提有多羡慕了。而自己呢？交上去，总是被退回来，不得要领，心里的那个委屈和不甘，真的是无法言说。
每到做不对数学题的时候，看到外面明媚的阳光，是昏暗的；碧绿的草地，是昏暗的；自己的心情，是昏暗的……一切都是灰色的，人整个儿也变得灰溜溜的了。
总觉得像这样隔着一层云雾似的学数学太不爽了。于是，上课开始认真听讲了，不会的地方，也知道请教同学了。
有一个同学告诉我，得把书后面的单位换算表记熟了，应用题中的几个关键词也得搞明白、记牢。我照办了之后，总算是摸着了门道。再加上自己的努力，数学也渐渐地上了正轨，一切的人和事看起来是那么的明艳动人！说起来，真的得感谢那位同学！
我能有今天，真的与那几位可敬的小学老师分不开。
有一位五十岁左右的黄老师，瘦骨嶙峋，并没有直接教过我。却提醒我母亲说：“这孩子太老实了，如果长大后没有改变，只怕将来讨不到饭吃的。”母亲便常常拿这话刺激我，每每听到这话，我心里并不高兴，却又阻止不了母亲的唠叨。
但一直以来都是认真的做人做事，生怕老师的预言成真：讨不到饭吃。可以说为了这一口饭，我拼尽了全力。
兴老师和顺老师，都是二十出头的后生。兴老师文弱白净，天冷的时候会带一顶黄色的军帽，看起来十分精神。顺老师呢，黑黑的，壮壮的，笑起来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眼睛闪闪发亮。他只要一瞪眼，谁都不敢回看。兴老师比较随和，也不太爱打扮。但顺老师就不一样了，我们经常看见他在办公室里对着小镜子拨弄着头发。如果穿了新裤子，会卷起裤脚边，露出绞了边的白线线。
那个年代裤子绞边是一件稀罕的事情，时髦得很！
兴老师教我们数学。他会把字写的好，作业全对的同学的作业本打上漂亮的红勾，写上“优秀”二字，让全校学生参观。大家就都以这些同学为榜样，把作业写得工工整整，有时候不惜摁把尺子写字，以求齐整。
中午空闲，他会和顺老师二人，在黑板上抄下一板又一板的数学题，组织四五年级的学生比赛。
虽然没什么奖励，但是当着众多围观同学的面，宣告谁对了几道题，那种喜悦和荣耀，堪比得胜归来的将军！
兴老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凡是农村田间地头所有的劳作，他都无能为力。后来医院找到了配型成功的心脏源，通知他去医院手术。他从我家门前经过，笑眯眯地对我母亲说：“换了心脏就好了。就可以干一些农活了。”
然而他没能活着从手术台上下来。
如果他没有去做那个换心手术，该多好啊！也许现在还好好的活着呢！还能一边教书一边陪着他挚爱的妻儿老小。
顺老师教我们语文。每天早晨上课前，他会在黑板上抄写一段话，有描写景物环境的；有描写人物肖象的；有描写心理活动的……严令我们抄下并熟记。
我总想不明白，他怎会有那么多东西让我们背呢？大人们说他是喝了很多墨水的。我也想像他那样出口成章，就也喝墨水，却发现墨水并不好喝，只好作罢。
每年春天，老师会带我们去学校旁边的荒山上开荒种红薯。要求每人挖一大坑，在坑里埋入许多嫩叶，填满土，再在上面插上一株红暑苗。
秋天收获的时候，一提一大串，有拳头大的，也有鸡蛋大的。都提回学校堆在后面小平房里，满满的一屋子，想吃自己取，没人管。
那时候家里都有红暑，大家并不稀罕。但是，到了下午就不一样了，饿得眼冒金星，红薯好歹也能对付一点。
到了秋天，老师还会组织大家上山砍柴。质量好的硬木就留在山上烧炭，差一点的枝条杈叶就挑回学校留待冬天烤火取暖。炭烧好了，就放一下午的假，上山分炭，每人十斤。
要烧好一窑炭得七天以上的时间，尤其是前三天不能熄火，要一刻不停地烧才行，当然更离不开人了。
有一年老师选的炭窑离我家近，父亲便在晚饭后包上一碗饭，提到窑上送给老师，陪着聊天很晚才回家。如果太累了，就让我给老师送去。我沿着山路打着手电筒，送到了立马就跑。因为我很怕老师，生怕多停留一秒被老师问到了功课而多赚了教诲。
结果分炭的时候，老师当着同学们的面表扬我，说我天天给老师送饭，是个好学生，作为奖励，就多给我十斤炭。
我家里自然是不缺炭的。勤劳的父亲，每年都会烧两窑上好的的硬木炭，供我们姐弟冬天烤火看书写作业。
但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而且还是在老师的表扬声中，我只好背起沉重的竹筐，摇摇晃晃连拖带拽的把木炭弄回了家。父亲见我满头大汗，手脸与木炭一样的颜色，问清原由，叹了口气说：“老师也真是的，完缩哩。”（还人情的意思）
到了冬天，我们走的都是长满荒草的乡间小道。下雨有雨水，天晴有露水。
每天早上到校之后，裤脚、鞋袜都是湿的。老师便烧起一大堆火，让大家烤干鞋𧙕和裤脚，还在热灰里埋了红薯。
一整天，学校里都飘着一种醉人的甜香。后来走在城市的马路边，闻着烤红薯的香味，恍惚又回到了儿时的学校里。那么亲切、那么沉醉、那么久远……
人们常说，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一说。其实，在孩子的世界里又何尝不是呢？
我除了每天要面对那吓人的山洞，还要面对来自同学之间的诸多纷扰。
因为我的父母是国营林场职工，尽管那时候工资低，但相对农村人来说，那就是天堂了。
我有新书包，而且衣着整洁，没有补丁。他们没有，穿的是自家织的土布做成的黑、灰、白补丁连着补丁的衣服。下课后，女同学在外面土地上随地一坐，就三五成群的相互翻着头上的蚤子。我怕脏，不敢直接坐地上，更何况我头上也没有蚤子。下雨的时候，他们戴的是黑色油纸斗笠，我有雨衣，还有一弯手把的雨伞。
这些全成了他们取笑我的依据。笑我披着雨衣像特务，弯把手的伞是老妖婆的拐杖。
我自然是孤独的。就像离群的猴子，看着其乐融融的族群，却无法融入其中。
回家后哭着要父亲把好好的雨伞把锯掉了，成了秃秃的样子。还叫同学捉几只蚤子放在自己头上，一星期不肯洗头发，硬是让那几只虱子在我头上安营扎寨、生儿育女。下课后就可以高兴的混在同学间翻蚤子了。
直到母亲发现了，把我按在她的膝盖上翻找了整整一个下午，还洒了药粉，才彻底断了蚤子的踪迹。
裤子磨得薄了，将破未破之际，就干脆用手扯一个洞，回家让母亲打上补丁，很高兴终于穿上了补丁裤子。
最让我伤心的是我班上一男同学，他晚上做梦，竟然梦见我和他抬着高柜结婚了。（高柜是当时结婚最好的嫁妆）。第二天在上学路上，他和同学一说，整个学校就传开了。他们一下课就跑到我教室门口，对着我喊：“抬高柜，抬高柜！”到了端午，大家还把他推到我面前，让他送粽子给我。
我又羞又气，感觉全校的同学都在与我作对，我恨他，也恨其他起哄的同学，却无处可诉，只能默默地隐忍着。真想逃离这个地方，永远也不回来。
真的，家乡是我从小就想离开的地方。
在学校受到同学的嘲笑不开心是原因之一，更主要的原因是家乡太贫穷了。
人们一年四季辛苦的劳作，周而复始的循环，却没有什么希望。
尤其是到了暑假农忙季节，在近四十度的高温下，卷起裤脚，汗流浃背地在田间地头忙活着。到了晚上，乘着月色，继续收拾着白天未完成的农活。
我常常坐在屋后的大石头上，望着山脚下沅水河畔光秃秃的田野发呆：他们靠什么过活呢？
我在心里发誓，我要离开这个贫穷、可恶、辛苦耕作的地方。
然而在外漂泊多年以后，我最想去的竟然是那个我一直在逃离，曾经打算不再回去的童年、少年时的家乡。
可是那个真实的家乡已经在时光里淌散了，找不回来了。只好把家乡安放在这段文字里，任它在这文字中安睡，任思乡的思绪随时来唤醒它。
儿时的记忆和感受，真切而又深刻。我就是这样从一个快活的孩童，长成了多愁善感的青年，而后又变成了现在这个患得患失、忧心忡忡的中年。是什么样的东西把我变成了今天这个模样？是岁月或是现实？我想看清我自己。
我总觉得，活着，是多么麻烦，多么悲伤，同时又是多么有趣，多么美丽的一件事啊！
人生的每一段路，都要学着照顾自己的情绪，跟自己相处，与自己和解，就算年纪小也不例外。
成年人能读懂孩子的苦，也能理解孩子之间的矛盾，却无法抒解孩子内心的苦痛。因为谁也无法替代谁走过他该走的漫漫人生路！
